老覃昨天写了《毛主席在1929年夏批评了林彪，林彪却在“朱毛之争”中坚定地挺他》一文，文中提到，1929年5月，毛主席在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混战之机，在闽西发起了一系列攻略，相继占领了龙岩、湖雷、永定等地。
就在红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担任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不安分起来了。
这个刘安恭仗着自己去苏联莫斯科留过学，喝过洋墨水，来到红四军后，颐指气使，以中央代表自居，想取得对红四军的绝对领导权。
他在1929年5月30日召开的湖雷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正式军委，从而用军委代替前委的做法。
原本，早在1928年4月，红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军委，由朱德担任了军委书记。但在赣南游击期间，为了集中管理，一切行动均由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前委决定，取消了军委。
刘安恭初来乍到，为了压倒毛主席，就抬出了朱德，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朱毛之争”。
一开始，毛主席以为这只是党内问题的简单讨论，没有很放在心上。
1929年6月1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非常乐观地说：“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哪曾想到，刘安恭很能煽风点火、蛊惑人心。
他不断在红四军散布舆论，大造声势，制造矛盾，说红四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护中央派，一派是以某人为中心的反对中央派。
他说的“以某人为中心”的领导，虽然没有直接点毛主席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而知其所指。
事实上，红四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人，党员有1329人，但党员里面为工人成份的仅有311人，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则占70%，其中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另外，因为转战频繁，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深化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冒头，包括单纯的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毛主席对于这些现象忧心如焚，天天都不遗余力地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整顿。这让一些自由散漫惯的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心有怨言，发牢骚说前委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书记独裁”。
现在，刘安恭有意兴风作浪，那么，红四军里面就悄然刮起了一股歪风。有些人怪话连篇，说什么“支部只管思想教育，不要插手军事”，“党所过问的范围不要太宽”，“打仗的事与前委无关”等等。
6月8日，红四军移师到了福建上杭白沙，在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这个会议一开就是一个多星期。
刘安恭公开在会上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却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
他还拿毛主席没有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发来“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来说事，说毛主席是“目无共产国际和中央”，把问题尖锐化，声称“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4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刘安恭这么做，明摆着是想把毛主席挤出红四军。
毛主席完全没有料到刘安恭的吃相会这么难看，也完全没有料到刘安恭会这样咄咄逼人。
他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说：“你所提出的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分明是要陷四军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我要离开前委。”
毛主席的意见让与会人员错愕不已，包括林彪。
当天晚上，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强烈挽留毛主席不要离开前委，他在信中说：“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读了林彪的信，心潮起伏，夜不能寐。
他回想红四军这一年多来出现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和自己在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的矛盾，感到任重道远，心中有很多话，不吐不快。
于是，他点亮了灯，拿起了笔，伏在案前，奋笔疾书，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长信。
他在信中罗列出了14条出现在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并逐一做了剖析。
他说：“不明白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
对于自己提出要离开前委的请求，他说自己“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而是“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
对于自己近期的去向，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到地方做些事；二、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
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的毛主席，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已经感到了心力交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