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也正是由于他在遵义会议上投出关键性的一票，才令遵义会议达到预想的目的，他为确立毛主席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72年，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工作。周恩来不知道如何处理，只好将这件事汇报给毛主席。要知道毛主席向来公正不阿，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有很大的贡献，那么最终毛主席是如何批示的呢？
王稼祥
遵义会议上关键性的一票
1931年，年仅25岁的王稼祥受到党中央的派遣来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王稼祥因为工作出色，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王稼祥都是和毛主席一起工作战斗的。
1931年，王稼祥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后，十分重视加强红军战士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建设，他先后组织、建立了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并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开创了我军政工条例的先河。
王稼祥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毛主席也很欣赏王稼祥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此时的王稼祥因病休养，直到军委给他派来了担架员和医护人员后，他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消息。
后来王稼祥才得知，博古和李德等人决定将王稼祥当做是重伤员留在老乡家养伤，还想将毛主席也留下。许多同志不同意将毛主席留下，毕竟他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当毛主席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的时候，极力争辩，这才没有将王稼祥留下。
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便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长征。王稼祥当即找到毛主席，十分感动地说：“我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毛主席点点头，坚定地说：“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啊！”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一直在思考红军的前途，他和因病坐担架的毛主席同行，两人一起商讨关于红军前途的重大问题。王稼祥认为：“目前想要挽救红军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要重新审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路线，必须纠正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毛主席十分赞同王稼祥的想法，紧接着王稼祥找到张闻天，详细谈了毛主席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后明确表示同意，除此之外他还多次来到王稼祥和毛主席的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继续交流看法。就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的看法。
红军刚抵达通道县，毛主席就向中央提出：“现在应该放弃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应该立即向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毛主席所提出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大会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方案。
几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一次会议，毛主席等人主张避开正面敌人，转向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尽管这一建议得到了博古和李德等人的极力反对，但由于有王稼祥、张闻天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再加上主持会议并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也同意，会议最终采纳了毛主席提出的方案。
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进而占领遵义城，令敌人“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按照会前的计划，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全都退到客观因素上，丝毫不觉得是自己错误的决定才导致失败。
紧接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毛主席也作了重要发言，他先是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来说明问题，然后严肃批评了博古等人方针的错误。毛主席说：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话音刚落，现场一片寂静，而当时会场上也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气氛格外紧张。
在关键时刻，王稼祥率先表示：“我完全赞同并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意见！”随后他又严肃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
“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就是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所有工作都由他自己包办，而博古也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不复存在。李德等人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创造的有效的经验，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领导方式，给我党我军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顿了顿继续说：“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要由毛主席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博古
王稼祥说：“我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紧接着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云等人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言论，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的领导。
遵义会议历时三天，最后做出以下重要决定：
第一、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交给支部去讨论；
第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第四、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和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会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令红军和党中央能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主席后来经常对别人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是不行的，他投了我关键性的一票！”
毛主席为王稼祥拉票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王稼祥及时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毛主席的重要助手，他一直受到毛主席的倚重。在此期间，毛主席还十分担心王稼祥的身体状况。
王稼祥是在1933年4月27日受伤的。当时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庆祝，也为了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红军支农政治部决定在江西省谷冈村召开一次会议。
当周恩来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天空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敌机正快速从远方飞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敌机就开始狂轰滥炸，王稼祥不幸受伤，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耳膜也被震破了。
王稼祥受伤后，经检查发现他的腹部有很多块炸弹碎片，医生用电动磁铁吸出表面的弹片，还有一些留在深处的碎片无法取出。后来在瑞金医院照过X光片后，才发现有一些弹片在右肠骨窝上，但由于当时王稼祥的身体不是太好，没能将弹片取出，这也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王稼祥是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战场上负伤，这在我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连红军医生王斌都说：“王稼祥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真正在战场上负伤最重的一个，差一点就牺牲了。”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王稼祥的伤情和身体状况十分关心，曾多次让王稼祥去苏联治疗。
第一次决定让王稼祥去苏联治病，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做出的决定。
1936年12月上旬，毛主席和周恩来派贺诚陪王稼祥一起去苏联治病。临行前，毛主席再三叮嘱贺诚：“你的任务就是护送稼祥同志安全抵达莫斯科！”
1937年7月，王稼祥等地抵达莫斯科，在此期间，毛主席、周恩来、陈云等对王稼祥的病情一直萦怀心头，对他的行程更是作了周密的安排。没过多久，王稼祥就被送进医院做手术，而那些留在腹部长达4年的弹片和腐骨也被清理了出来。
第二次去苏联治病，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做出的安排。
1946年2月，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警卫员张志离开延安前往北平。紧接着他们按照中央的安排，利用国共两党和谈的机会，到医疗套间比较好的医院检查身体，以便对症治疗。
3月，王稼祥等人来到白塔寺中和医院（今北京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经过肠胃部X光片和其他检查，发现他的肠子比较狭窄，但好在不影响食物通过，只是蠕动没有平常人那么顺利；除此之外还在肠胃前骨髓上发现一颗比豆粒小点的碎弹片，但好在无碍健康。
王稼祥和朱仲丽
本以为检查过后能放心一点，没想到回家后的王稼祥突然感到腰部有一种灼烧的感觉，掀开衣服一看，腰间有一片红肿，没过几天这片红肿又出现了溃疡。朱仲丽连忙带着王稼祥再次来到医院检查，经检查后发现这是X光三度烧伤。
医生们经过研究讨论后认为：“X光烧伤是肌肉和皮肤细胞被烧死，一时间很难恢复如初，只有动手术，进行植皮才可以。”后来经过中央同意，决定将王稼祥转移到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接受治疗。
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当他得知这件事后连忙安排王稼祥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治疗。毛主席听闻此事后，又从延安派著名外科医生周泽昭来给他治病。
1946年4月11日，朱仲丽向毛主席、朱德等人发电报汇报王稼祥的情况。当得到王稼祥的精神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毛主席更加关注对方。
4月12日，毛主席亲自致电聂荣臻转朱仲丽：“之前向苏联方交涉意见没有得到回复，现在继续交涉，得到回复立即告诉你。请你代为问候稼祥，让他忍耐片刻。”
同日，毛主席又给周恩来发起电报，和他说明王稼祥的情况，并提出“去苏联医治有无希望，还请回复”。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是苏联方已经同意王稼祥去治病。三天后，毛主席发电询问王稼祥的情况是否可以乘坐飞机：
“聂并转稼祥同志：其他问题已经解决了，唯独剩下稼祥的身体能否支撑他坐飞机，还请稼祥自己决定后告诉我。我的意思是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坐飞机，那还是去苏联医治比较好！”
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关心十分感激，他于5月21日给主席回电说：“我现在的情况勉强可以乘坐飞机，决定去苏联医治。”
就这样，王稼祥夫妇从中蒙两国边界的机场乘坐飞机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飞往莫斯科。经苏联方的安排，王稼祥先是住进了皇宫医院，然后医生对他的X光溃疡做了外伤切除手术。手术结束后，医生为他敷上专门配置的药品，效果很好，很快就长出了新肉。
出院后，苏联方安排王稼祥到一所疗养所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1947年5月，王稼祥夫妇告别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毛主席不仅关心王稼祥的身体，还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情况。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王稼祥因病没能参加此次会议。当时王稼祥是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后来经中共七大主席团提名，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大会选举正式委员的时候，王稼祥却因为得票不足半数而落选。对于王稼祥的落选，最惊讶的要数毛主席了，他内心十分不安。
第二天，毛主席在会上向全体代表作有关选举候补中共中央委员的报告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王稼祥之前虽然犯过错，但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他和张闻天从错误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只将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对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最后，毛主席语气恳切地对全体代表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的时候，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还希望大家能够选他！”代表们听了毛主席的话，进一步了解到王稼祥此人，在随后投票选举候补中共中央委员的时候，王稼祥高票当选。
王稼祥请求出来工作，毛主席如何回复？
建国在即，百废待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找王稼祥单独谈话。毛主席说：“现在有两个工作，中央希望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这两个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也都非常适合你，你想要做哪一个？”
毛主席、王稼祥
王稼祥想了想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都听主席和中央的。”毛主席说：“我个人希望你能出任驻苏大使，你之前曾在苏联学习过，又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俄语讲得也不错，这个工作还是很适合你的。”
在和王稼祥谈话并听取他的意见和态度后，毛主席又召集中央高层领导商量这件事，最终决定让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访问莫斯科，这也是建国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王稼祥提前一天来到火车站迎接毛主席，由于当时天气比较寒冷，毛主席只作了简单的演讲就在王稼祥夫妇的陪同下前往下榻处。
2月16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为毛主席和周恩来送行。宴会进行期间，毛主席突然小声询问一旁的王稼祥：“能不能早点告辞？喝了酒，头有点晕。”
王稼祥说：“你不舒服，在主人没有宣布散席之前是可以告辞的。”紧接着师哲将毛主席的意思翻译给斯大林，随后双方站起来握手告别，王稼祥夫妇也跟在毛主席身后出了宴会厅。
1951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的时候，王稼祥被召回国，担任第一任对外联络部部长。
王稼祥、毛主席、邓小平
1962年，王稼祥给毛主席打去电话，想要见他一面。不久后，王稼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在毛主席的书房坐定后，主席问他：“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王稼祥受宠若惊，没想到毛主席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自己的身体，他说：“主席谢谢您的关心，我的身体还算可以。”紧接着两人又聊了些其他方面的事情。
1969年10月，王稼祥一家离开北京，来到河南信阳工作。
1971年，王稼祥得了急性中毒性肺炎，随后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一个多月后，王稼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先是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对自己的关心，然后说病情通过北京医院的治疗已经逐渐得到好转，不过目前还需要在门诊继续治疗，问毛主席自己能否继续留在北京治疗。
在等待回信的过程中，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到医院告诉王稼祥夫妇：“你们不用回信阳工作了，可以回之前的地方住，不知道之前的房屋还需要修缮吗？”王稼祥连忙摆了摆手说：“不用不用，不用修缮。”
1972年端午节前夕，王震夫妇等人约王稼祥夫妇一起去看望朱德。朱德见老友来访，十分高兴地说：“这么多人来看望我，真是蓬荜生辉啊！”
紧接着朱德看着王稼祥说：“毛主席并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记得你是有功劳的负责人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放心吧，你很快就能出来工作的。”
不久后，王稼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请求出来工作。周恩来看了王稼祥的信后沉默了，他认为自己做不了这个主，便将这件事汇报给毛主席。
毛主席读过这封信后，对王稼祥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让周恩来在之后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详细传达。
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说：“王稼祥同志给我写了一份报告，这样的老干部是很难得的，应该尽快让他出来工作。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遵义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我，恩来还有王稼祥……”
紧接着毛主席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的学习班，由周恩来办理。当王稼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平静，他感慨道：“谢谢主席能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王稼祥作为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中共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
这项工作结束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还考虑让王稼祥进入一个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1974年1月25日晚，王稼祥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享年68岁。
王稼祥去世后，毛主席曾多次念叨他。直到1976年1月的某天，毛主席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并对他的突然离世感慨不已。
王稼祥一生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显，权大更自重。他在历经磨难后仍意志坚定，身负重伤仍忘我工作。正如他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曾说过：“要将革命当做是终身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