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共的“叛将”，或许有人会立刻想起张国焘。

这个出身于江西萍乡的男人，曾经因为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而将一腔热血投身于革命，并且成为了众多青年当中的“先驱”和“领袖”；又最终因为野心的膨胀而走向了反面，沦落成为了“革命叛徒”、“中共叛将”。

1976年9月，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处，张国焘也不无例外地收到了这个噩耗。

彼时，不被国内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张国焘早已经远遁加拿大，依靠着国民党给予的一点补助，艰难困苦地熬着日子。

在听闻消息后，张国焘面对记者的采访，只说了短短十个字，却包含了他对这一生的万千感慨和无奈。

那么，从“先驱”到“叛将”，张国焘在那段硝烟四起的岁月中都做了什么，又对记者发表了怎样的感慨呢？

一切，还要从他在北大求学时开始说起。

一，虚荣的年轻人

实际上，早在年轻时，张国焘也曾经和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十分相似：

在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志士还在寻找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时，毛主席就很早地意识到，想要摆脱战争的阴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就必须要脱离别人的帮扶，走出一条充满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道路。

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张国焘。

不过，比起毛主席胸怀广大、心系国家，张国焘却更加偏心于想要借此追名逐利，走向更高的位置，这种性格也最终为他的悲剧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由于在学生中充当着“痛打卖国贼”的先锋，因此被捕入狱。

然而很快，基于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又不得不释放了这批学生领袖。

而在出狱时，张国焘昂首阔步地走在一群学生的最前方，他那不低头的傲然气势也令不少学生为之“折服”，发自内心地为他鼓起掌来。

这是张国焘第一次感受到被“众星捧月”的快乐。

随后，张国焘又加入了李大钊同志创办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其中负责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由于有着出色的口才，张国焘很快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追捧。

1921年，中共中央一大在上海召开，由于李大钊同志因故无法到场。

因此，在抵达现场后，张国焘便主动表示，自己“是受李大钊同志委托而来”，所以理应担任领导职位。

严格来说，当时在场的不少人，都远比张国焘的政治看法和思想水平更高一筹，例如召集一大的李汉俊。

然而，由于大家对于名利并没有那么看重，所以，张国焘便“顺理成章”地坐到了最高的主持位。

他不仅主持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和闭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还在会议上经过一番游说，成功当选为了中共党组织主任。

1921年年末，张国焘再次争取来了代表中共参加国际共产国际远东大会的机会。

这一次，张国焘作为代表，还在会议上见到了列宁同志，这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由得越发飘飘然了起来。

然而，张国焘最大的问题出自他争强好胜的性格。

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运动活动中，张国焘从来都容不得他人反对，自负虚荣的他唯一享受的就是功成名就后，被众多人捧在高处的快乐。

也正是因此，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张国焘也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路线，走上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二，叛党出走

1927年的南昌起义，是张国焘第一次和党内的众多人士产生分歧的起点。

在当时，周恩来和李立三原本已经将起义的事项一一安排完毕。

没想到张国焘突然认为当时“形势不利”，因此在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援引了一句“起义要慎重”的指示，暗自加上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并要求重新讨论南昌起义的事项。

可是，由于当时起义风声已经漏出，不少起义的队伍也秘密到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所以，周恩来等人和张国焘争执半天，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于8月1日准时发动了起义，并且成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南昌起义结束后，持反对意见的张国焘被不少人指责“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认为他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因此，在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后，张国焘被留在了苏联再度进修。

然而，当时的苏联正在搞“肃清托派”的风潮，张国焘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和思考，反而从中学会了如何排除异己、推行党内专制。

这也为他在回国后的变本加厉埋下了隐患。

1931年，张国焘由苏联返回国内，在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工作，并接手主管了红四方面军。

为了能够“大权独揽”，张国焘暗中打压和自己意见相左的领导干部，甚至大搞“肃反运动”，残忍杀害了一大批爱国爱党的革命志士。

党内一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恐怖气氛。

这段肃反运动对红四军的成员人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徐向前撰写的《历史的回顾》中，曾经不无沉痛地提到张国焘“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可见张国焘当时的手段之残忍！

不过，真正让张国焘露出为“狐狸尾巴”的，还是1935年的分歧。

当时，中央红军已经抵达川西地区，在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下准备北上寻找革命时机。

可是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地认为中国革命此刻正在低谷，因此红军应当向川康边藏民区后撤，以保存实力。

由于和毛主席意见相左，张国焘依仗自己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装备精良，先是要求改组中央，随后无视了毛主席的《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执迷不悟地率领红四方面军单独退往川康边藏民区。

可是，边藏民区生活条件艰苦，食物资源匮乏，红军难以久待，最终，张国焘还是被迫率队北上，和毛主席等人会合。

到达陕北后，张国焘立刻遭到了党内同志的批评，本人也被要求在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上进行检讨。

为了“蒙混过关”，张国焘最终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地反思了自己的罪行。

党中央也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并且为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希望他未来可以“戴罪立功”。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指责和批评，早已让素来骄傲自负的张国焘怀恨在心。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着前去祭祀黄帝陵的机会勾搭上了国民党方代表，并且趁机逃出了陕甘宁边区，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格外可耻的“叛徒”。

三，落魄的艰难岁月

在离开延安后的最一开始，张国焘的到来曾经让国民党高层们格外高兴。

蒋介石不仅亲自接见了张国焘，身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还主动在开会前向手下宣布：“今天你们就会看到以前在共产党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

不过，张国焘却远没有国民党这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用。

在叛党逃跑后，张国焘先是计划另立山头，还试图忽悠陈独秀“出山”，但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随后，张国焘又在军统的指示下潜回过去自己带领过的部队当中，想要策反这些战友，却又碰了一鼻子灰。

而另一方面，在最初的热情过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张国焘其人更想要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优越感，这显然是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在发现张国焘的叛离对于延安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打击、而张国焘本人也无法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线索后，蒋介石便兴趣缺缺地将他调入了戴笠的军统部门，让他成为了一个“奴才的奴才”。

从原本的“一把手”跌入尘埃乃至于深渊当中，张国焘不后悔不可谓是假的。

尤其是在国民党呆得越久，张国焘所遭受的排挤就越发严重：

许多国民党人都认为此人连“叛党”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因此并不十分相信他，张国焘逐渐被边缘化；

甚至在1949年，张国焘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连自己的房子都没能保住，狼狈地又被赶到了位于香港的一处陋居中穷困交加地生活，看起来既可恨又可怜！

或许是生活所迫，又或者是贼心不死，1953年，张国焘借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中共中央递送了一封自己手写的信件。

在这封信里，张国焘先是恭贺了毛主席等人的革命最终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随后画风一转，又提到了自己在香港的艰难现状，并希望能够早日回到大陆生活。

面对这封信件，中共中央再次做出了宽容的态度。

毛主席先是指示广东省委可以对张国焘及其家人做出适当补助，随后又表示，只要张国焘公开做出一份严肃深刻的检讨，并保证将会改过自新，中共中央就会对其“宽大处理”。

然而，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张国焘却沉默了。

原来，在张国焘看来，福利待遇是要享受的，可是公开检讨却有点“丢人”。

尤其是要公开面对不少曾经低于自己的同志和后辈们做检讨，这让心高气傲的张国焘无法接受。

因此，在将儿子送到广东上医学院、并享受了当地专门为他儿子开设的、免费学习的福利后，张国焘便没有再做出任何表态，并于1968年和家人一起移居到了加拿大生活。

四，“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逝世，消息一出，全国上下顿时陷入到了悲痛当中。

各地机关学校和企业单位纷纷举办吊唁活动，不少人在现场哭成了泪人。

这一消息很快也在国际上发酵开来。

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毛主席的逝世令全球人民震惊，联合国总部特地降下半旗以表哀思，而当消息传到加拿大后，张国焘也同样陷入到了深深的沉默当中。

或许他还记得那些在革命当中和毛主席意气风发、并肩站立的岁月，只是如今，英雄已逝，只剩下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还在病榻中苟延残喘地活着。

不久后，张国焘就接到了来自伦敦时报的记者的采访邀请。

而当面对记者后，张国焘接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询问他对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有什么看法。

实际上，早在来到加拿大后不久，张国焘就曾经应美国学术界的邀请，撰写了一本《我的回忆》。

在这其中，张国焘和毛主席不和、最终离开中共中央的事情也被西方的不少媒体所悉知；

所以，在此时此刻，不少西方媒体都关注着张国焘，想要看看这个曾经和毛主席产生过摩擦和龃龉的人，会有何感想。

不过，令许多记者大跌眼镜的是，在沉默许久后，张国焘最终只简简单单地说出了十个字：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或许，对于垂暮的张国焘而言，那个烽烟四起的时代里充满了热血和改变，而他也曾经在那个时代当中大放异彩。

只不过，由于年轻时的刚愎自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岔路，只能对着过往的故人来缅怀那段无法回溯的历史变迁。

而毛主席的离开，则最终为他和他心中的那段过往，画上了一个沉默的句号。

不过，离开了中央乃至国内后，张国焘的晚年生活并不能算美好。

为了投奔儿子，张国焘选择落脚加拿大，可是，儿子并没有意想中的那么富有，张国焘只能凭借着《我的回忆》这本书赚来的微弱稿费，在养老院中艰难度日。

1979年12月，毛主席去世仅仅3年后，张国焘便在养老院中离世：

令人感到无比凄凉的是，在最后时刻，已经无力起身的张国焘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陪伴。

因此，由于他翻身而不小心掉下床的毯子，也没有人能帮他捡起来重新盖上，这位年轻时格外自傲的老人，最终被活活冻死在了床上。

骄傲过，又低谷过，张国焘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如此悲剧收尾，不得不说是他咎由自取。

他原本有机会能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一起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感受新中国成立时的快乐和骄傲，却因为对于权力的贪欲而选错了路，最终凄惨地客死异乡——

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道轮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