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5日，所有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心里一定倒吸一口凉气，眼前这个美国佬，怎敢提出如此尖锐敏感，几乎算得上失礼的问题？
提问者名叫厄尔·费尔，他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总编辑。按照他的盘算，回答者要么给出中国政府不愿意透露的机密，要么闭口不谈，也就是举手投降。
厄尔·费尔紧紧盯住对面的人——邓小平，等待他接下来的回答。
初到美国
1974年4月6日，已经重病在身，多日不曾出席政治活动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高级干部，4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一起，出现在北京机场上。
为马上要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送行。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三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中国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邓小平也是出访美国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
“美国……妄图称霸世界……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拿着这份在临行前精心准备的发言稿，邓小平在美国人的地盘上丝毫不给他们留面子，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野心。
邓小平发言结束，大会会场响起了非同寻常，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会为发展中国家如此仗义执言，令强横的美国难堪。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邓小平在美国一共待了两个星期，在公务之余的星期天，他特意让人带自己来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华尔街。
尽管中国不会效仿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依靠剥削压迫来满足发展的需要，但邓小平同时清楚认识到，华尔街旺盛的经济活力和繁华设施，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所急需的。
回国之后，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双双病情加重，已经很难有足够精力继续处理中美交往这样的大事，邓小平当仁不让接过了这份重担。
美国华尔街
最有个性的领导人
因为没有像我国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型商业媒体起着传播政治动向的功能。这些媒体为了竞争，派出的记者问题往往一个比一个刁钻。
邓小平是个喜欢挑战的人。他在外交谈判中历来不喜欢事先准备讲稿，过于平淡无味的问题不能激发他的热情，有难度且需要让人思考的问题才能受到他的欢迎。
1978年，邓小平在一次出访多国的行程中，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安排的问题照本宣科，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
而第二个国家则是开放提问。许多驻扎在第二个国家的西方记者闻讯邓小平的记者招待会，一窝蜂不请自来，提的问题五花八门，远远超出了接待国的双边关系。
事后邓小平对翻译施燕华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
邓小平和美国记者的第一次真正较量，要数1979年1月，中美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旅行。
1979年1月31日下午3时，在布莱尔宾馆内，全美三大电视网ABC(美国广播电视网)、NBC(国家广播电视网)、CBS(哥伦比亚电视网)及PBS（公众广播网）各自派出记者，齐集一处，与邓小平面对面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车轮战式采访。
即使对于见惯了外交唇枪舌剑的邓小平，这样即问即答，事先对对方会提出什么问题毫无准备的采访方式也是第一次。
“你如何能保证这一切…你的政策、你推行的现代化、教育及对西方开放的政策等，会继续下去呢？”
“中国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对你的政策有所保留?认为现行的政策会减少中国的纯洁性?由于引进西方的工业会带来影响？”
邓小平几乎不假思索就给出了答案：
“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由个人的因素就可以保证正确政策的继续的。关键是，这些政策是不是对？是不是得到人民的赞成和拥护？是不是对人民有好处？如果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的，是人民拥护的，根本的保证就在这里。”
整场三十分钟问答全程直播，邓小平坦率果断，对答如流，赢得电视机前美国许多观众的称赞。
所谓“中国领导不敢面对外国传媒”的嘲讽不攻自破，也借机让美国人认识中国当时在国内改革、台湾问题、国际局势上的鲜明观点和期望。
施燕华当过多年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为许多中央领导人做过口译工作，在她退休之后回忆起来，她所有服务过的国家领导人里，最有个性的还是邓小平。
施燕华
邓小平的高明回答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名气虽然不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美国著名报纸大，但它的实际影响力绝不能轻易小看。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于1908年在波士顿创刊，报纸运营所需的主要来源为玛丽·贝克·埃迪夫人创办的基督教科学派教会捐款。每年报社90%的收入来自教会，只有10%来自于商业广告。
因而比起一般报纸70%的广告页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绝大部分版面都是涵盖美国内外文学、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生活等广大领域的深度新闻，并且无需为了追逐广告受众而特意迎合社会舆论倾向，立场更为中立温和。
这份报纸最大的读者群体为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在美国国会、政府部门中受到广泛重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话虽如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般在报道重大罪行和灾祸的时候，都会选择回避细节，着重分析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
“据说林彪曾发表讲话，有个庞大的计划，我希望您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细节。”
邓小平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尖锐问题，根本就没有打算回避，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干了很多事情。”
其实邓小平本来对于这样吹毛求疵的细节完全可以不必回答。眼看几次三番的进攻，都不能打破邓小平滴水不漏的防御，转而与邓小平就美国马上要进行的大选展开新的讨论。
采访后
在决定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为了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新形象，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场合为国家政策做宣传工作。
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访问之前，他在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中就坚定表示，天安门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不过无论面对法拉奇还是厄尔·费尔，邓小平也有唯一避而不谈的事情，那就是自己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他对法拉奇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儿事情的，革命者哪能不做事？”
又对厄尔·费尔说：“我这个人，没有文化，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几十年的老革命，只是干了些事，谈不上自己有多了不。”
其实邓小平做的事，又岂止是了不起呢。
1979年，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以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并配以标题：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如果说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界的第一代形象代言人，那么邓小平就称得上是第二代外交的代言人。
但是和过去的时代相比，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们对于西方媒体这种刨根究底、不留情面的询问式采访还很少有人适应。尤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绝大部分媒体至今还保留着，甚至是强化了采取偏颇的立场，带着有色眼镜对来自中国的官员进行访问。
邓小平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以他高瞻远瞩的交际手腕，和绵里藏针的谈话风格，既要满足采访者对于中国政策变化的关心，又在不失礼貌的情况下坚守外交底线，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团结老朋友、争取新朋友。
比如法拉奇在结束对邓小平的采访之后，给出的评价是“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法拉奇认为，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邓小平的智慧极为少见。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需横向与世界其他政治领袖比较，就可以体会到和法拉奇、厄尔·费尔这样的西方顶级记者访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工作。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精英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面对法拉奇的采访中曾经同样“坦率、深入“地说“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
然而基辛格的回答却同时引起了总统尼克松的猜忌，和美国群众的不满，沦为了彻底的狂妄自大。
邓小平和厄尔·费尔的谈话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发表，很显然，中国对厄尔·费尔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都坦然相对，没有采取任何回避态度。
从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成了报道中国最多的媒体之一，在近年美国媒体疯狂的反华浪潮中，坚守住了难能可贵的中立立场。
比如2021年临近中共建党百年华诞，在大多数西方媒体阴阳怪气的评论之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别以《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在国外受到诋毁，在国内广受欢迎》为题，刊发了一篇长篇报道，从抗疫、扶贫、反腐等多个角度，提醒正陷入“反华狂欢“的西方政府：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连年超过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