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像往常一样处理工作上的文件，一封陌生的书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皱着眉头缓缓地将书信打开。写信的是一名遵义的泥瓦工，信件的内容主要表达的是，自己还能为国家做一些工作，希望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仔细看完这封信后，杨勇有些激动，因为写信的人是他多年未见的战友。那么为何这位多年没有音讯的战友，会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突然给自己写信呢？其中又有怎样的隐情呢？
写信的人是遵义县一个有名的“跛脚瓦匠”。当然，为了谋生，在没有活的时候，这位跛脚的中年男人都会拿起扁担，挑着一些杂货走街串巷。此时新中国也才刚成立，资源比较匮乏，所以即便是在他辛勤劳动下，家庭条件也并不好，挣扎在温饱线上，
那时候的农村人大多数都是文盲，可这位“跛脚瓦匠”确实一名有文化之人，他的闲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报。
一天，像往常一样他在家看报时，报纸上“杨勇、苏振华”两个熟悉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报纸赫然写着，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看完报纸的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思虑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写一封信。他从家中翻出一只都舍不得使用的纸、笔，考虑到如今自身的情况，他给杨勇、苏振华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也很简单，一个是向两位老领导报告自己还活着，再就是想要求一份工作。
这名泥瓦工名叫孔宪权，1911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和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他的家庭条件非常不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在这种家庭环境长大的孔宪权自然过得很辛苦，挨饿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地主和军阀的压制逼迫下，小小年纪的他就开始为生存而劳作，在家做家务，在外帮父母务农。可尽管如此，他们家的生活依旧没有改善，永远地被压榨。
1930年，红军到了他的老家，在红军战士们的宣扬下，他知道了这是一只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部队，很多吃不饱饭家庭条件艰苦的湖南老乡都加入了这只队伍，孔宪权也在其中，从此经历了一场不同寻常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
刚刚加入红军的孔宪权还很青涩，但是年轻聪慧的他，凭借着勤劳肯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打仗的技巧，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养，也慢慢的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中。
刚开始的时候，孔宪权跟随部队游走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几次险些丧命，好在他都靠着完全的意志挺了过来。战争的洗礼让他更加成熟，也立下了许多的共功劳。
1930年，孔宪权在跟随部队参加江西龙冈之战时，打败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俘虏了对方的师长，此次战斗，他出色的表现使得他受到了红军领导们的关注。
1932年，经过几年的考察，组织上决定赋予他更大的责任，在黄克诚的推荐下，孔宪权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孔宪权在部队里是出了名的作战勇猛，被很多战友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在战场上，他时常面对数倍余己方敌人的情况下，冲锋在第一排不畏生死。一次一次的冲锋让他的名号在队伍里越来越响，职位也越来越高。
1937年，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红军为了保存实力，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而此时的孔宪权也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长征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们是非常艰难的，不仅要爬雪山、过草地、日夜兼程，还时时刻刻面临着国民党部队的围住堵截。
为了扭转战局，组织在遵义会议上部署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堵截。时任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接到任务，要他率领几名战士打前阵。在刺探情报的过程中，他带领的战士抓了几名守军的打探情报，从他们口中获取了大量的娄山关的情报，为之后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35年2月25日，娄山关战斗中，孔宪权带领的突击队攻打敌人黑神庙指挥所。
娄山关是黔北的咽喉之地，地处险峻，易守难攻，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是兵家兵争之地。孔宪权根据之前从俘虏口中得知的情报，得知敌人的指挥部就设立在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战斗开始后，他第一时间组建了一只突击队，趁着黑夜向黑神庙袭去。
在突袭的路上，即将到达黑神庙时，突然夜空下冲突一支对方援军。战争一触即发，对方在自己地盘上咋地看到孔宪权率领的部队也有些慌乱，以为敌人的大部队已经打到了这里。当经过观察发现孔宪权的只是小股突击队后，胆子又大了起来，向他们主动发起了进攻。
面对数量众多的敌人，孔宪权没有丝毫退缩，手持“连珠匣枪”，冲在战斗的最前线，一边压制敌人，一边指挥战友。敌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身边的战士很快一个又一个地倒在了血泊当中，孔宪权自己也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他强忍着悲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直到昏迷。娄山关之战最终红军付出惨烈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战斗结束后，战友发现孔宪权还有呼吸，便将他抬到了遵义老城内的天主教堂接受治疗，这里是红军临时安置伤员的地方。
在这场接触战中，孔宪权左腿被敌人机枪打中6发子弹，医生检查后当场为他做了手术，将腿骨里的子弹和碎骨取了出来。
这一战后，“打不死的程咬金”在红军部队中不断流传，而他也与杨勇、苏振华、黄克诚等人共同奋战，成为了亲如兄弟的战友。
当时在天主教他，胡耀邦也在这里进行治疗，据他会议孔宪权送来的情景时，他说：“那晚根本睡不着，孔宪权整晚都在喊杀！杀！杀！”
孔宪权做完手术后，便随军继续长征，可不久以后因为伤口一直都不能愈合，组织为了他生命安全着想，便决定将他送到一位老乡家里养伤。
经过一番了解，组织准备将他送到当地一户姓宋的大户人家养伤。宋家人口比较多，加上条件比较好，是一个不错的疗养之地，组织还给他留下了300大洋用于治疗。同时，为了防止有人告密，红军在离开前还为他们照了一张相，并说日后战争结束后会回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孔宪权的安全。
就这样，孔宪权在宋家安心养伤。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留下的300大洋很快就用完了。孔宪权没有等来组织，他也不喜欢赖在别人家白吃白喝。所以在腿伤好得差不多以后，他就开始谋求生计，他一边挑起扁担走街串巷，一边学习瓦匠手艺。
他的左腿因为手术的原因，留下了后遗症，导致两条腿的高低不一，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所以就有了“跛子瓦匠”的外号。
当然，过去的人都很质朴，这个外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根据他的职业特征称呼的。相反，很多人知道他是红军战士后，对他非常尊敬。
就这样，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孔宪权在贵州安家。因为身体落下了终生残疾，也上不了战场，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他也没有主动寻求组织的帮助。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报纸上看到熟悉的名字，才想起了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思考良久后，决定写一封信给两人。
杨勇和苏振华收到来信后十分激动，战争年代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么多年过去了，本以为失去消息的战友早已牺牲，没想到现今却意外收到了他的来信，杨勇第一时间给孔宪权写了一封回信。
除此之外，孔宪权还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的境况，并告知组织自己还活着。黄克诚与他也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曾经在回忆录中就提到过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的孔宪权。
黄克诚收到信件以后，非常重视这个曾经的革命战友，他在百忙之中亲自将来信转交给处理相关事务的部门，并且还为写了一份证明，帮他恢复党籍。
相关部门非常重视老红军的处境，得知孔宪权的事迹后，十分的重视。遵义地当即对孔宪权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收集他脱离红军队伍后这些年的情况。
考察的结果证明，孔宪权是一个有原则经得起考验的老红军战士，了解清楚一些他的情况后，组织也准备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给予重任。
此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继续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来建设祖国。正如孔宪权在信中所说，想要为国家再出一份力。经过遵义地委商量，最终决定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
1952年，孔宪权接到组织任务，任命他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负责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任职期间，孔宪权每天都在为纪念馆四处奔波，收集历史素材和革命文物。如今我们在遵义纪念馆看到的历史照片，多数都是那时候拍摄的。
他在每天工作之余，仍不愿意休息，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到中小学校和部队，给大家讲述红军的革命故事，将革命精神的种子传承下去。
1955年2月，孔宪权被任命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当有人问到，孔宪权是不是纪念馆馆长最合适人选时？邓小平给出了答案。1958年11月，邓小平在第二次参观遵义纪念馆时，就曾称赞到：“你是馆长最合适的人选。”
1960年，有孔宪权领导撰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一书顺利出版。这本书是最早将红军故事整理出版的书籍，极具有历史意义和代表性。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因病去世，全国七大军区发来唁电，胡耀邦也亲自发来唁电，表示对这位长征老战友的病逝的沉痛哀悼。
如今我国的安定繁荣，都离不开老一辈红色革命者的付出。在那个贫穷混乱的年代，孔宪权这样默默付出的英雄还有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更是将他们视为学习的榜样。
英雄已逝，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存。孔宪权在革命期间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为人真诚可靠，这些精神都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