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拥有三千年建城历史，且在近八百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始终雄踞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北京城内外值得探寻一下的遗迹实在汗牛充栋。虽已在这座城市里混迹20余年，且常常在城内寻幽觅古，但尚未造访过的遗迹依然比比皆是，被街角一处不起眼的历史遗迹标志牌吓上一大跳自也是常事。
十余年前，一度居于广安门左近，从西周到元初的2000多年间，这一带正是古北京城（蓟城、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的核心区域，因此曾颇热衷于在南城一带的胡同中访古，而近十年来专注于各种户外运动和考察，倒是荒废了这一爱好。直到一个月前突发奇想，又开展了一次新的胡同游。
活动的起始地点是早已烂熟的法源寺。某种程度上，考察北京城里的所有遗迹，几乎都可以将法源寺作为起点。因为这座寺院曾经见证过北京城，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以至于有“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的说法，实非夸张之言。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初，李世民御驾东征高丽，鏖战半年后铩羽而归，班师途中路过幽州城时，为了悼念阵亡将士，下旨在幽州城东门内建造一座寺庙，赐名“悯忠寺”，这便是法源寺的前身了。可以说，法源寺这座寺院，从始建之时便有一种悲怆的底色。事实上，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在法源寺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大多是悲剧意味的。
从家里打个车，不过20块钱就来到了法源寺，此行的本意是想再次寻找一下传说中的《无垢净光宝塔铭》，那是安史之乱时，史思明为安禄山看守后路镇守幽州期间在悯忠寺内所筑高塔的铭文。计划中是打算以这块碑文为引子，对南城一代唐宋辽金时期的古迹进行一番探索。
不过很遗憾，由于疫情原因，法源寺已关闭多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开。虽稍有遗憾，但也无需气馁，因为法源寺后身还有一处遗迹，依然可以作为开端，于是在寺门口稍作停顿后，便踱入寺院东侧的西砖胡同，一路向法源寺北侧外墙绕去。
法源寺山门
由于古迹过多的缘故，在帝都的胡同游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本来规划了一个主题以及相应的路线，但在考察过程中会由于忽然出现的其它线索而导致路线和主题完全偏离计划，这次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西砖胡同刚走到一半，路边便看到了一块标牌，提示由此处右转可去往湖南会馆，于是心中一动，果断放弃了继续前进，而是钻进了右侧的七井胡同，随即来到烂缦胡同。这个胡同的名字很明显是建国后修改的，跟原名烂面胡同相比，确实漂亮了不少。不过深究起来，“烂面”这两个字的来源，大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带的地面潮湿松软如烂面一般。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这条南北向的胡同，正是辽金北京城（辽南京，金中都）东城墙之外的护城河。
刚拐进烂缦胡同，就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垂花门，门头的匾额显示，这里目前是一座幼儿园，而门侧的标牌则表明，这里也正是晚清民国时期湖南会馆的旧址。
烂缦胡同湖南会馆
按说这个位置上本应该有两处紧紧相连的会馆，即曾国藩倡建的湘乡会馆和谭继洵所建的湖南会馆，不知为何只剩下了一个，或许后来这两处会馆已经合二为一了？
1919年底，为了向北洋政府提交驱逐湖南都督兼省长张敬尧的请愿书，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驱张运动是毛泽东首次作为组织者而开展的大型政治活动，也是中共早期运动的一部分。
眼看考察活动大有转为红色旅游的趋势，暂时刹住联想，回到刚看到湖南会馆路标时的那个思路上来。
刚才说到湖南会馆的创建人谭继洵。谭继洵，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旋授户部主事，之后一直在京为官，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外放，最终官至湖北巡抚。在做京官的17年间，谭家在烂缦胡同一带购置了一片房产，其中一部分做了湖南会馆，另一部分则为谭家私宅。同治四年（1865年），谭家的二公子就出生在烂缦胡同的谭宅中，取名——谭嗣同。
沿着烂漫胡同走到头右转是半截塔胡同，胡同口临街处可以看到一片破败的院落。门口挂着“浏阳会馆项目腾退办公室”的牌子，另一侧则是“谭嗣同故居”的文保标志。
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准备变法。同年8月，以改革派闻名天下的谭嗣同奉旨进京参与变法。他在京期间便寓居于离自己出生地咫尺之遥的浏阳会馆。其居所是会馆西房的北套间，自号“莽苍苍斋“。
目前的浏阳会馆，是一处正在腾退中的大杂院，深入其中后，在杂院深处还能看到一处老房子的屋顶，从方位看，那正是最靠北的一间西房，或许正是莽苍苍斋所在，而西房门外的这片地方，莫非就是谭嗣同跟大刀王五习武之处？一时间，历史的气息透过眼前的那条大裤衩扑面而来。一百二十多年前，戊戌六君子中最为令人敬仰，时称“剑胆琴心”的谭嗣同就在那间小屋中挥斥方遒，令人神驰。
浏阳会馆内部
看起来或许明年就可以瞻仰恢复旧观后的莽苍苍斋了，怀着一点期待走出大杂院来到外面的大街上，这条大街名为“菜市口大街”。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叹息的巧合。
北行不过五分钟，就来到菜市口大街与宣武门内大街、骡马市街和广安门内大街形成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便是著名的菜市口了，清代处决人犯的刑场。
菜市口大街是近年新建的，自清代以来，菜市口就是个人潮汹涌商铺云集的丁字路口，因此被选定为公开处刑以震慑人心之处。这处刑场的具体位置可以通过一家叫做西鹤年堂的老字号药店来进行确定，西鹤年堂门口是设立监斩棚的地方，该药店同时还兼营把砍下的头颅重新缝合后交还家属的业务。
这张航拍图上，可以看到西鹤年堂与半截胡同（谭嗣同故居），以及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之间位置关系。
菜市口航拍图
西鹤年堂至今尚存，但已经从路口的东北角搬到了西南角，其新址正位于烂缦胡同北口，名称也略有改动，改成了鹤年堂中医医院。
菜市口西鹤年堂新址
站在鹤年堂门前张望，则当年的刑场的范围，大概以下图中左侧第一辆黑色汽车所在位置为西端，向前延伸至路口以东。
菜市口
菜市口作为一个闹市，刑场只是个兼职，从那些不宜展示的晚清刑场照片可以推测，在菜市口路口的东西两侧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大致如下：
菜市口刑场示意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重掌大权。9月24日，谭嗣同在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寓所被捕。4天后的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余五人被斩于菜市口，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算起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中只住了一个月左右。
据传，当时慈禧为了发泄愤怒，特令使用钝刀对谭嗣同进行斩首，以至于砍了30多刀方才砍下头颅。而按上图所示的位置，则谭嗣同的头颅应曾被悬挂在烂缦胡同北口的枭首柱上，那大约也就是今天的鹤年堂医院外面的大道上了。而那颗头颅的一侧，那条幽深的胡同深处，却正是34年前谭嗣同的出生之地，对于这个慷概激扬的书生公子而言，命运的嘲弄也未免太过残酷。
行到此处，原先的考察计划完全推翻了，一个新的计划已然成形。菜市口这里正有个地铁站，直接坐上地铁直奔王府井，继续追寻谭嗣同的脚步，回望晚清的风云去。
一路无话，从金鱼胡同站出来，直接进入一个商场，喝罢午茶之后，溜达出来观察一番。这处叫做APM的商场及其周边，曾经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寺庙，那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贤良寺。
这座寺庙原先是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王府，在康熙晚年惨烈的夺嫡斗争中，十三阿哥那可是雍正的铁杆盟友。胤祥死后根据其遗愿将王府改为寺庙，由雍正亲自命名为贤良寺。清代不允许外地官员在京期间投靠亲友，因此外官入京期间多以会馆和寺院作为暂居之处，通常小官们会住到宣武门外各地的会馆，权贵们则往往选择宫城附近的寺院栖身。贤良寺距离大臣进宫所走的东华门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正是外地官员们觐见皇帝前下榻的绝佳之地，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晚清名臣都曾在寺中居住，李鸿章则干脆长居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由于李鸿章居住其间，贤良寺更成为北京城中唯一一处没有被联军占领的地方，而1901年1月李鸿章也是在贤良寺中包含屈辱的签订了《辛丑条约》。10个月后，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含恨病逝于寺中。
贤良寺旧址
对照以上地图，贤良寺的位置上目前由APM商场、澳门中心和协和医院瓜分，地面上再无旧物。李鸿章的寓所据说是一处西跨院，那应该就是刚刚喝过午茶的APM商场一带了。
如今的贤良寺一带
下图，在贤良寺西跨院寓所中接见俄国客人的李鸿章。
戊戌变法之时，李鸿章刚结束赋闲在京的生活，奉命去山东勘察黄河水患去了，中间虽也曾回京，但并未参与变法活动。不过据说此时的贤良寺中，还来往过另外一位变法领袖——康有为。不过贤良寺是当时的高档寓所，康有为这种名声虽大，但职位不显的人物，还真未必有资格住进来，此事存疑。顺便说一句，康有为在北京期间住在米市胡同，其旧居尚存。这个胡同可以在上面那幅菜市口的航拍图上看到，该胡同的北口，正是菜市口行刑之处。但我不太喜欢此人，因此并未去考察过。
晚清名动一时的贤良寺，如今已不见一丝痕迹，在校尉胡同向西、南眺望，当年这街对面的澳门中心、希尔顿酒店所在之处，应就是当年寺院高耸的东墙吧。
校尉胡同西侧，贤良寺东墙一带
悻悻然结束对贤良寺的考察，前往下一站。所谓下一站，也不过是百米之外的另一条胡同罢了。过马路向北，穿过华尔道夫酒店，便来到西堂子胡同。西堂子胡同明代就有了，曾是城中著名的娱乐一条街。堂子嘛，大家懂的。这条胡同可算闹中取静，古风尚存，其25-27号之间，还完整保存着一套奢华的四合院，从围墙外面可以看到，这竟是一座整整五进的大宅。
西堂子胡同，左宗棠故居
这处宅院是晚清名臣左宗棠的旧居，如今依然戒备森严，看外面的招牌，可能是一家军火贸易公司所在，生人勿近。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主要领袖，辈份上比之前提到的这几位都要高一些，所以并非今天考察的重点，只是离得太近，顺便来看看罢了。不过对于这位收复了新疆的伟大人物，还是要抱有极大敬意的。
下一个考察地点稍微远一些，大家刷了辆自行车，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间的胡同中穿花般巡行，这一带胡同中的名人故居实在太多，根本看不过来，还是直奔最终目标好了。
20分钟后来到首都剧场后身的报房胡同，开始寻寻觅觅。可惜从报房胡同一直找到其北侧的多福巷，都没看到想要看的东西。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在报房胡同的西口，有一处规模可观的寺院——法华寺。这处明代敕建的寺院，同样由于距离皇城较近的缘故而成为外地官员觐见皇帝前的暂居之处。例如，袁世凯。
报房胡同法华寺复原图
1898年9月18日凌晨，在前两日觐见了光绪皇帝后回到法华寺寓所的袁世凯正在连夜撰写回复荣禄的电文，忽有不速之客深夜来访，接过名刺一看，竟是谭嗣同。
此前宫中已有消息，慈禧对光绪帝最近的维新政策开始不满，正计划罢黜光绪终止维新，闻讯后的光绪向谭嗣同等人发衣带诏求救。众人惊愕之后，遂令谭嗣同星夜拜会之前已经加入维新党人所创办的强学会，且在天津握有重兵的袁世凯，动员后者发动兵变，铲除后党。这便是晚清史上著名的一段公案，谭袁之会。
当夜袁世凯回答到“九月（阴历九月，即半个月后）将有巡幸天津之举，届时皇帝走入袁的军营”，“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听起来还算是个万全的计划，两人遂达成一致。
然而，就在谭袁之会的三天后的9月21日，维新党人尚未及发动，慈禧抢先出手了，毫无准备的维新派一败涂地。虽然野史中都认为是袁世凯向他的上司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提前动手，毕竟袁世凯此人在后世名声狼藉，大家都相信他能干得出这种事来。不过深究起来，袁世凯供出此事其实已经在慈禧动手之后，这更像是一种甩锅。但袁世凯的这一甩锅也同样造成了重大的恶果，慈禧政变之初本来只下旨捉拿康有为（不过康早就逃之夭夭了），对于谭嗣同等人本无杀心。正是袁世凯的甩锅，使慈禧知道谭嗣同等人竟有对自己肉体消灭的想法，于是在政变3天后才下令抓捕谭嗣同，那刑场上的30多刀也大多缘由于此。另一方面，袁世凯由于告密有功，从此获得了朝廷的绝对信任，9月18日凌晨的谭袁之会竟然成为了袁世凯飞黄腾达的起点，世事之吊诡，也实在可堪一叹。
回来后翻了手头的一大堆老北京地图，大多数地图都只在报房胡同处标上一个“法华寺”，但并不画出其范围，找来找去，终于在1948年日本出版的一份《最新北京市街地图》上看到了法华寺的实际范围。
法华寺位置
由上图可见，法华寺位于报房胡同西口，一直延伸至多福巷，但在这片范围中寻找许久，都不见任何痕迹。只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一侧有大片空旷之处，看位置正该是法华寺的后院。临时上网查了一通，据说从多福巷44号可以进入法华寺后身，大杂院中还有一个明代的石碑云云。于是赶快钻进巷子，寻找44号。
远处的空地疑似法华寺后院
多福巷44号自然应该在巷子西口的南侧，这里正在热火朝天的拆迁之中，一处残留的北房屋顶上，隐约还露出些古老的檩条旧瓦，大约是寺院的一部分，但这处房屋显然已经也正在拆除之中了。
拆除中的法华寺最后一丝遗迹
来到巷口，看着巷子的简介，想到这当年的“东城诸刹之冠”竟将片瓦无存，不禁茫然……
多福巷口的简介
多福巷西口，又回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连续两处寺庙遗迹的寻找，都被荡然无存的现状击败，只好去几处确定还存在的地方修复一下失败感了。
眼看大街对面又是一条熟悉的胡同，正是通往下一处的捷径。说起来，这条胡同可是大大有名，那就是传说中东厂番子们办公的地方，东厂胡同。
东厂胡同东口北侧原先有一家考古书店，有许多市面上无法买到的考古报告，多年前曾常常在这里蹭书看。书店所在的小楼，如今已变成了一处宾馆。这座小楼倒也有些来历，乃是辛亥元老黎元洪的府邸，1916年6月6日，称帝失败后的袁世凯病死在大总统位置上，副总统黎元洪便是在东厂胡同的官邸中继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的。
如今的黎元洪的宅邸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大院，继承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所史语所北平分所，胡适、傅斯年等都曾在其中常住。再往里去，胡同的深处则开始变得幽暗起来。毕竟，东厂的恶名，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东厂胡同深处
多年前曾经在这个胡同中寻找过东厂的遗迹，所以就不再考察了。简言之，东厂也早已无存，不过在胡同中段的南侧目前还有一座小楼，那里便是东厂监狱的原址，日据时期日本人在东厂监狱的基础上又建造了一所监狱，那座小楼则是监狱的附属建筑，从气质和位置上，这座楼都勉强算是东厂的残留吧。
东厂旧址处的监狱建筑
穿过东厂胡同，便是东皇城根了，顺着大路北行不远，就来到了五四大街之上。左手边，一座庞大的红色砖楼赫然可见，那就是五四运动的发起地，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共早期活动的中枢，去年火爆的《觉醒年代》中出镜率超高的——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值得专门预约参观一下，所以大概会在下一集里详述，这篇且暂时带过。由于同行的小朋友想寻找一下《三体》中汪淼和大史吃爆肚的地方，大家遂从红楼南行，沿着故宫外的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方向而去。
小说中虚构的爆肚馆子自然是找不到的，不过既然都看了北大红楼，干脆就把红色旅游进行到底。北池子大街中段的箭杆胡同里，还藏着另一处《觉醒年代》中高出镜率的地方呢。
在胡同中七弯八拐之后，来到箭杆胡同20号——陈独秀故居及《新青年》编辑部。
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吧）。陈独秀在京期间便一直住在箭杆胡同9号，直到1920年离京为止。他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自然亦随之迁至此处，加之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的《每周评论》也将这里作为编辑部，鲁迅的《狂人日记》也在这里付梓，这个小小的院落，堪称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中心了。
在这座响彻着《国际歌》的小院中回顾那个群贤毕集，壮怀激烈的年代，再回想起惨淡收场的戊戌变法往事，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其间不过短短20年而已，而政局变幻光怪陆离，国家命运山重水复疑，倒似相隔了数个世纪一般。
回顾半天以来走过的几处遗迹，忽觉时空错乱，不知身在何处焉。但此时做总结尚为时过早，因为考察尚未结束，还有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