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王海

老沟，是京北怀柔区长哨营乡西北部的一条山谷，主沟呈西北——西南走向。

沟谷自上游“西沟”至下游汤河交汇点约12公里。龙潭沟以下与各支沟相汇之地，聚落着老虎沟门、窑台沟门、头道窝铺、上孟营、七道河、兰营等村，而上游的沟谷山地尽为三道窝铺村域。

三道窝铺，在长哨营乡的辖村中是最偏僻的村庄。因为这个村子及其所属自然村，呈带状分散聚落在老沟最深处的各个支沟交汇点。旧时，是名副其实的“山诹僻壤”。

老沟的确很老。清初，这里曾是满族人的山场地，“老”在满语中意为“金”，所以，老沟是满汉合璧地名——即“金沟”。作为一个意愿型的地名，人们所祈望的，当然是金银满谷，户户富裕。然而，由村名“窝铺”可知，地处“金沟”最里面的三道窝铺，在数百年里并不富裕。

（一） 三道窝铺村得名

窝铺，是临时支搭以避风雨，供人息宿的棚子，亦称“窝棚”。《三国演义》里就有：“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住扎，以防阴雨”之语，可见“窝铺”在千百年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

古代，人们在农牧渔猎、野外制作时都会在瓜田粮地、山谷河畔搭建窝铺。明清时期，曾将邮递路上的站点也称为“窝铺”或“某某铺”。另外，清代内务府在热河以及京畿地区设置了大量“打牲”、“采蜜”、“养鹰”等窝铺。例如今怀柔、密云的汤河、白河川地有很多由“养鹰捕猎”窝铺而形成的地名。但长哨营老沟里的窝铺多是“炭窑窝铺”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自老沟下游入汤河交汇点，上溯至沟顶宁家村的十几个自然村，依次就有窝沟门、头道窝铺、窑台沟门、二道窝铺、三道窝铺、四道窝铺等地名，据宁家村宁瑞老人说，宁家村早先就叫“五道窝铺”，西沟里村曾名“老窝铺西沟里”。

窝铺本是一处简易的民居建筑，一地建有数座窝铺应为“一片窝铺”。而老沟自沟口往里的诸多“窝铺”聚落片，则以“道”为量词，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北方的人文地理特点。

在华北山地，人们常根据山地沟谷河道上那些宜渡、弯道、浅窄、宽深且与支沟交叉之地称之为“渡”或“道”。如此，在一条河流上就会出现“一渡河”、“三渡河”，“七道河”、“八道河”等地名。

从老沟中的各个“窝铺”所处位置可以看出，每个“窝铺聚落地”均在沟谷开阔之地。又因其沿沟谷自下而上依次聚落，古人便按河道特点，将一处处窝铺聚落片按顺序冠以一、二、三道窝铺了。

古代，老沟自沟口之地的“窝沟门”，一直到最上端的五道窝铺（宁家村），俨然就是“窝铺一条沟”或说是“一条窝铺带”。今天的三道窝铺村，地处沟谷中上段，而且是众多“窝铺”中较大的民居聚落片，今为三道窝铺村委会驻地。

（二） 三道窝铺成村之因

三道窝铺以及所在的老沟一带，在远古各个时代，曾长期属于山戎、匈奴、厍莫奚等部族游牧、驻牧之地。自隋唐以后开始有时断时续的军政管理，但除了少数牧、猎、樵人偶有所至，并无常住人口。

辽金元时期，草原民族的耶律、完颜、蒙古诸族南下建都，山前、山后开始有少量人口聚居。汤河川遂成为草原民族南下北归，辅助性的通道，今天长哨营老沟下游至七道河一段，便是捷径（今兰七路）。

明朝初期至永乐年，汤河川以及老沟有薄弱的行政管理，永乐十九年以后，包括老沟在内的广大山地，尽属蒙古朵颜诸部的游牧之地，期间亦有少量汉人常年居于汤河川附近的沟谷台地。

总之，三道窝铺一带，在此前的千百年里，虽有人行马践，但少人定居。明末至清康熙初，朝廷将汤河川上游两岸山地或划归内务府旗庄（营）管理，或划拨为官军兵丁养生地。

其后又将汤河下游以及白河一段山场赐给温宪公主（后进封为固伦公主）作为恩赏地。而受封的旗营或公主府仅以庄头壮丁经营近水的可耕地。远离府庄的瘠薄山地，由汉民耕种，称之“民地”。按照清初的政策，关内民人绝对不能出口关外，所以尽管山场广阔，多数沟谷台地一直荒落。三道窝铺所在老沟深处，更是人迹罕至。

到了康熙中期，八旗贵族在关内几乎圈尽所有民地，但仍嫌不足。康熙九年,经户部奏准，内务府汉军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三旗所裁官兵携眷从原圈地出口。雍正二年，谕令京城熟谙农务无恒产的满洲、蒙古庄丁出口屯田。至此，汤河川两岸逐渐形成了满族聚居地。

康熙、雍正年间，华北遭遇连年的水旱之灾，一些山东、河北、河南灾民冒死违令出关谋生。河北以及京畿地区的大量农民因土地被悉数圈占，不得已也爬山越岭私自进山以寻活路。

至乾隆中期，失地或受灾的关内农民大量出塞。为防“民变”，乾隆三十九年，皇帝发布谕令：“勿许拦阻贫民出口，若系欲赴口外就亲觅食者，应各从其便，不必强为阻留”。自此，很多关内贫民陆续来到汤河口、白河湾择地定居。三道窝铺所在的“老沟”之内，所有村户基本都是此季迁徙而来。如果从乾隆四十年算起，三道窝铺等村已有240年聚落史。

（三） 三道窝铺成村

清雍乾时期，由于长城关外不再是皇家禁地，关内贫民开始陆续出关“讨生计”。那些易于垦殖的河滩、丘陵缓坡之地已有先来者聚居。而后来者只能选择深沟谷地。

长哨营老沟深处，自明代至清初，少有人迹，林木蔽天，荆草覆地。最早进沟开垦定居者是“头道窝铺”的先民。

他们在沟岸台地刈草砍木，开辟生存空间，在山岩之下或台地之上，以木草葛藤搭建窝铺为栖身之所。然后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积年累月刨土砌阶，种菜播谷。

为扩展生存之地，人们不得不割荆伐树，渐而发现砌窑烧炭是一个不错的营生，结果就三五家搭伙，合力砌筑炭窑，砍伐树木烧炭出卖。其荆条则可编筐织篓，除了自用，亦可换钱。

几年后，随着生活渐有起色，人们盖了房屋，建了畜棚。鸡埘羊圈、碾磨水井逐渐齐备。至此，村庄形成。毕竟人们定居始于“窝铺”，村人便以习称的窝铺为聚居地之名。

随着关外贫民依次进沟，蛮荒的山谷渐渐向深处推进，一座座炭窑、一片片窝铺向沟里延展，仅二三十年，沟谷就被开垦成宜居之地，渐而沟内形成了十几处民居聚落片。

久之，人们便按顺序将一些先住民聚落片依次称为头道、二道、三道、四道窝铺。而这些“窝铺村”多是以合伙开窑烧炭为主营，所烧制的木炭都是装入筐篓背到沟口出售。那些炭贩驼队多集于沟口之地，渐而就出现了“窑台沟门村”。

最早来三道窝铺的是山东王姓家族。当初，出关的王姓家族有两支，另一支已于此前在卜营落脚。

据今村民王振义介绍，其家族姓字排列为“仁德福殿振九州，荣华富贵誉满堂”。但最初的辈分“字”已经忘却，到现在本应排到“富”字辈，可现代晚辈早已不再按辈分字取名了。今年73岁的王振义是第九代，按二十年为一代前推，王姓先民应是清乾隆中期出关至此，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十分吻合。

属于三道窝铺宁家村（曾名五道窝铺）的宁姓家族、四道窝铺的刘姓，都是在道光初年由关内密云迁至。清初，密云大部分土地都被圈占为皇粮庄或作为份地划拨给八旗驻防官兵，民人瞬间失地。这些民人多是明代由山西迁入密云移民的后代，到清代又遇到土地兼并，人们不得已只得逃荒于关外的深山老沟。

西沟的李姓、西沟门、西沟里的王姓、二道窝铺的白姓都是清代前期自山东迁入的住民。而二道窝铺、西沟门、三道窝铺、宁家村等村的满族住户，则是“熟谙农务，无恒产的满洲庄丁”（乾隆谕旨）因生活贫困而迁入的。

纵观三道窝铺以及所属的各个自然村，其成村过程比较漫长。在一个多世纪里，三道窝铺的先民们，以窝铺和炭窑为依托，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蛮荒沟谷开辟了一方人间热土。

（四） 三道窝铺的归属变化

清康熙中期，朝廷在汤河口设立“西河巡检司”，巡检司作为地方军政机构，负责一区的捕盗、诉讼、地亩、丁役、人口、课税等事务，三道窝铺村在巡检司管辖之内。

乾隆元年，西河巡检司东迁鞍匠屯（今滦平县属）；乾隆七年喀喇河屯（今承德滦河镇）设立“喀喇河屯理事通判厅”，乾隆四十三年，改理事厅为滦平县。自此，三道窝铺以及包括老沟内的村庄一直归属喀喇河屯厅以及滦平县下“虎什哈汛”管理。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三道窝铺辖入滦平县西路第四区，四区行政管理中心设在汤河口。至此，虎什哈汛虽然存在，但已不再兼有行政职能。

民国2年至18年，汤河口一带划入滦平第五警区，区分所驻地在汤河口。三道窝铺为五区“七道河牌”的辖村。

民国19年至28年，三道窝属于第六区七道河乡。1940年6月，中共平北地委建立丰、滦、密联合县委、县政府，下设十六个区。老沟门及三道窝铺为第十三区辖村。

1945年8月日本投降，8月21日，人民军队和苏蒙军队进驻滦平鞍匠屯。热西地委决定成立西滦平县，县政府驻地为古洞沟。三道窝铺及邻村辖入西滦平县长哨营区。1947年底，东、西滦平合并，三道窝铺随长哨营属入第九区。

1933至1945年的日伪时期，滦平县设6个“保”，编甲78个。6个保内设6个警察区，第六警署设在汤河口。三道窝铺村属于七道河甲，三道窝铺牌。

1947年，汤河口、七道河等地属解放区中共四海县。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四海县撤销。长哨营、汤河口区，再次入滦平县。

1952年7月1日，汤河口、长哨营两区，划归怀柔管辖。汤河口列为怀柔第六区，长哨营列为第七区。至此，三道窝铺以及老沟一线的村落随之归入怀柔县。

1956年设七道河乡，三道窝铺在其内；1958年划入长哨营乡，同年改属钢铁公社；1960年，属入七道河管理区；1961年属七道河公社。

1983年社改乡，是年三道窝铺设村委会，辖三道窝铺、宁家村、西沟里、西沟门、西沟、大北沟、二道窝铺、龙潭沟、老虎沟门、四道窝铺、东沟等11个自然村。当时全村110户388人，其中满族人口为81人。村域面积近19平方公里。1984年再改七道河为满族乡。1998年，撤销七道河满族乡和长哨营乡，合并设立长哨营满族乡。自此，三道窝村为长哨营满族乡辖村至今。

在近年的新农村改造中，三道窝铺以上的西沟、宁家村等六个自然村已逐渐搬迁至三道窝铺，三道窝铺的新村建设竣工在即。

（五） 艰难屈辱与新生

三道窝铺先民，从最初入住老沟的清乾隆中期算起到1949年，历经了170年。在这漫长岁月里，他们经历了披荆斩棘、刀耕火种的艰难，饱受土匪、日寇的暴虐。在新中国诞生前夜，曾以美好的憧憬投身于火热的新生活。

清代，人们在开坡田、烧木炭、搭窝铺、葺房屋等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历尽了艰难。他们在炭捐、亩税的压力下，不得不把一篓篓木炭、一石石小米背送到汤河口税课所。他们面对一拨拨土匪的刀枪火把，不得不把煮熟的猪羊送到宁家村后山梁的匪巢。

在日寇集家并村的日子里，三道窝铺村后的围子墙扩修到了北山坡，从沟口到沟顶所有的村户都被赶进了“人圈”，两三年里，刚脱离窝铺不久的村民们，不得不再次在围子里蜷身于筛风纳雨的“窝棚”。

驻汤河口的日伪军、伪警署恶警、甲长、牌长、什长们几乎隔日而至，以清乡、剿共为名，进村“号猪、号羊、号鸡”或催粮要草。

据宁瑞老人回忆，1942年的立春，他家仅有的一头七八十斤的猪被“挂号登记”。无奈，第二天一大早，宁瑞的老父亲就赶着“号猪”出门送猪。因路远，到汤河口日军驻地时已是午时，一个清乡队长大发雷霆，对着宁老人大骂，“都他妈晌午了，煺猪水烧开好几遍了”，宁老人解释说，三四十里地，猪走得慢。说话间，一个日军伍长吼叫着窜了过来，一拳就把宁老人打倒，随后就是踢踹。一个烧火的当地人见状，一边大声斥责宁老人，一边向那个伍长求情，那日军才悻悻罢手。在日伪最猖獗的那几年，三道窝铺村民不但经常被摊工派役，还要轮番定时为汤河口警备队送草料、送柴炭，稍有延迟便遭打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先遣队占领了汤河口，并设乡设甲组织伙会。伙会曾两次进入老沟进行所谓的保安防共。伙会经常到三道窝铺搜查，就连最偏僻的仅有一户的西沟门里都查了个遍。

伙会进村妇孺惊惧，鸡犬不宁。入秋，解放军攻打汤河口消灭了先遣队和伙会武装，中共滦平县委开始在汤河口建立人民政权。

1946年12月，中共滦县委以及县支队暂时撤出汤河口。第二年中共热西地委将汤河口以及附近地区划入中共四海县，从此，包括三道窝铺老沟在内的汤河口、七道河一带形成了解放区的“巩固区”。

1947年初到1948年底，三道窝铺上下各村出现了支援子弟兵，建立新中国的热潮。农会、妇救会、抗勤会、识字班等组织纷纷建立。

村民王殿启、彭大亮、彭大林、李军等二十多人参加了四海县担架队，随后就参加了十几次伤员抬运。每次运送伤员都是三五天，王殿启鞋子磨烂了，跑丢了，就光着脚在山道上抬送伤员，他不顾双脚被尖石荆棘扎得血肉模糊，以山民那固有诚信与坚韧，咬紧牙关平稳地抬着受伤的子弟兵，走了数十里崎岖的山道，完成了抬送任务。

村妇救会积极组织妇女日夜为部队赶做军鞋；三道窝铺村的李才、李德、刘树宣、李占山、刘普、王久如、马瑞方等二十多人响应县委号召，积极参加了解放军，他们在小汤山和宣化战斗中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功勋。更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时期，三道窝铺的孟景春、王友德、霍万歧参加八路军后，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今天回望三道窝铺240年的村史，我们蓦然发现，那些勤劳、厚道、坚韧的三道窝铺先民们，曾用他们的汗水荡涤了老沟千年的蛮荒；在封建和军阀的社会，他们的后代以无比的艰辛繁荣了一方水土；在抗战以及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他们的子孙更是以家国之情怀，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他们的后辈更是以主人的担当，为今天的繁荣夯实了基础；而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三道窝铺的新一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信心十足地，建设着美好的山谷花园。

今天，三道窝铺新农村建设的硬件工程即将竣工。那一处处宽敞的院落、一座座充满阳光的新屋在白云绿谷中，正向人们昭示着，一个文明、富裕、祥和现代的新村即将诞生在昔日的山陬僻壤。然而，今天又有几人能想到先祖们那一片片茅草窝铺呢？好在那些头道、二道、三道窝铺的村名，还在为今天浴在幸福中的人们提示着——美好生活源于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

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