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修葺一新的草林红色圩场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斗争。当时要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解决经济建设这个重要问题，否则在山陵遍布、经济落后、敌人封锁严重的井冈山地区，革命将难以为继。为此，1927年底，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走下井冈山，来到茶陵、万安、遂川一带寻求破解经济困境的办法。其中，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草林区（今草林镇）开辟的首个红色圩场，不仅促进了当地商贸的恢复和发展，还有效支援了井冈山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商品经济的首个成功尝试。
工农革命军到来前的草林圩场
草林位于遂川县城西南、井冈山南部，靠近赣州南康、上犹及湖南桂东，处于湘赣边界之中。这一带山地较多、交通闭塞，自古以来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即便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和洋务运动也未能给这一经济结构带来实质影响。因此，在工农革命军到来之前，这一带的商业基本以原始、简单的商品交换为主，并在发展中形成以农副产品、手工制品为主要交易商品的大小圩场。草林由于地处这一带的中心位置，且水运便利，因此是井冈山地区最重要的圩场之一。草林圩场每逢农历一、四、七开市，开市时周围近百里的农民都会肩挑各种土特产前来赶圩，以此换取生活必需的盐、糖及其他工业产品。近代的草林圩场曾一度繁荣，形成了上街、下街、正街、横街、糯米街、河边街、潭前街等商业街道和涉及茶叶、烟草、丝织、洋油、米果等24个行业的近200家店铺。其中，草林圩场的中心点（今草林镇左溪河岸）最为繁华，“每家店门口有凉棚，可以摆摊子做生意”。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因为大革命前后各方反动势力的压迫而消失。
1927年底，工农革命军来到草林圩场前，占圩场商业八成以上的中小工商业，大多生意冷清，濒于破产。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苛捐杂税压榨。在草林，不仅开店铺的中小商业者“要完牌照税、营业税、经商税”，肩挑货物的流动小商贩也要交重税。其中，小商贩前往草林的路上就要抽厘金税，“由藻林（即草林）到禾源路上的园岭坳上要抽一道税，每人一百钱。从藻林到黄垇路上要抽五道税，即藻林、仙人井、分水坳、烟洞坳、黄垇，不管担的是什么货物都要完税。完税的比例是根据货物不同为百分之五六到十。”沉重的赋税让中小工商业者利润微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还遭到当地土豪劣绅、大资本家的盘剥。当时，“整个藻林圩由土豪资本家把持经营”。其中，土豪黄礼瑞、郭朝宗等开设的“遂昌”（当铺）、“元昌”（油行）、“元丰”（烟馆）、“四美布店”等大商号几乎垄断了草林的经济命脉。这些人通过贱买贵卖、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造成许多中小工商业者破产，“当年，有个小商人吴有余，开始是帮工，后来做小生意，他向‘四美店’贩布卖，由于布时涨时跌，他贩布的钱利上加利，结果弄得卖掉所有家当财产，还没有还清‘四美店’的债，最后逼得无法，只好逃到外地谋生。”多方反动势力的摧残让草林圩场日渐萧条，为了生计不得不赶圩的周边农民甚至感叹，“逢圩好比上刀山，一步一道鬼门关”“草林圩上走一圈，流尽穷人血和汗”。
除了在各种反动势力摧残下草林圩场自身日渐衰落外，毛泽东等人到草林圩场开展经济工作，还面临另外一重困难，即各反动势力对工农革命军大肆造谣，使得大量群众不敢与之来往。
除此之外，草林工农组织不够健全，地主反动武装横行等都是毛泽东重建草林圩场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对草林圩场的改造
1月14日，打下遂川县城并建立中共县委、工会等组织机构的毛泽东带着县委书记陈正人、县赤卫队队长王次楱等人步行到草林，开始了对草林圩场的改造。开展这项工作，毛泽东等人分了五步走。
一是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1月14日，毛泽东到达草林后，立刻召集了王锡海、郭建球、林振茂等在草林长期开展工作的工人、农民积极分子，向他们了解草林圩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还通过各种办法，听取草林中小工商业者的意见。受谣言影响，刚开始很多群众都打不开话匣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就从入住的客栈着手。当时，他发现客栈老板吴亮宗的小儿子不停咳嗽，就主动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伤风药送给他。这让吴亮宗认识到共产党员根本不是地主们所说的那样，相反还很通情达理，因此他很快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此后，在草林工作时，毛泽东一直坚持深入当地群众，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农民、中小工商业者的诉求。这些都为草林圩场的改造打下基础。
二是充分做好群众工作。为此，毛泽东采取了三个主要办法。首先，毛泽东在工农革命军中组建专门的宣传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队员们通过张贴“打土豪不打穷人”“穷人不打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只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不良的土豪劣绅贫民才有生存”等标语让草林群众逐渐理解、支持党的工作。其次，毛泽东发动工农革命军与群众座谈、聊天，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参加过草林斗争的赖毅回忆，刚开始群众工作并不好开展，“我们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他们多半都不理睬，把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接受”。为此，工农革命军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毛泽覃同志把打土豪得到的油炸果子，叫人挑了两箩筐，见到老头子、老妈子、盲人等就抓一把果子给他吃，果子吃了就没有事，所以敢吃”。同时，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工农革命军还坚决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一些群众看见我们拿果子给他们吃，说话又和气，商店也保护得好好的，门照样关着。经过几天，除地主豪绅外，商人和群众都陆续回来了”。
三是召开大会，宣布保护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1月16日恰逢草林农历小年，在总结之前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召集草林农会会员、工会会员、暴动队队员、农民和商贩等两三千人，在草林万寿宫召开大会。会上，毛泽东排除“左”倾政策的干扰，宣布在草林圩场施行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谭冠三回忆，毛泽东首先强调“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指出“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郭朝宗、刘汉青、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他们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至于中小商人，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自由贸易，保护合法经营，请商家放心”。为了让现场的群众能够更详细了解政策，毛泽东针对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对地主，“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对大地主，“没收他的浮财、粮食等（浮财和粮食，大部分分给农民群众，留一部分下来作为军粮），不杀他”；对富农，“一般不动他，有的也酌情筹款”；对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商业者，“采取保护的政策。筹款数字不大，采取‘评议’的办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拿出一部分钱来”。受此影响，开杂货店的郭美英立即回去打开店铺，恢复营业。其他群众也纷纷响应，草林圩场很快就恢复了生机。
四是打土豪、分年货。1月14日来草林之后，毛泽东还同时指挥工农革命军、赤卫队、暴动队下到各村，发动当地群众打土豪。1月16日万寿宫大会开完后，工农革命军就在万寿宫前左溪河浮桥头，将打土豪得到的肥猪宰杀，分给到会群众。当时，过桥者每人都可以分到1到2斤猪肉。此外，工农革命军还将衣服、粮食、油盐、瓜子、糕饼、糖等分给群众。大家分到年货后，奔走相告工农革命军是为穷苦群众斗争的军队，纷纷表示要积极支持工农革命军的工作。随后，1月16日下午，当地众多群众就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展了军民大游行，并火烧了土豪的4座炮楼，缴获了1门土炮和一批枪支弹药，武装了草林赤卫队，提高了群众革命热情。
五是加强对草林圩场的管理。首先，毛泽东组织成立了草林苏区政府，让草林工农群众掌握政权。草林苏区政府内设土地部、宣传部、武装部等机构，其中司法部的裁判所负责处理草林圩场的各种商业纠纷，为草林圩场提供法治保障；其次，加强了农会的力量。草林的农会按地区分设了9个农会（之后有所增加），其中的一些农会人数甚至多达数百人。这些都为当地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保障；再次，组建了各类行业协会。草林的行业协会覆盖了当地大部分工商行业，如泥木业、篾业、铁业、店员、理发、缝纫等。这不仅将分散的中小工商业者有效组织了起来，还进一步规范了他们的从业行为，提高了草林圩场中小工商业的行业自律水平。
经过毛泽东等多举措的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个红色圩场——草林圩场逐渐繁华。
草林圩场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对草林圩场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商品经济的重要开端，为井冈山斗争和苏区建设等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是探索了商品经济的管理方式。在改造草林圩场前，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态度并不明确，明显的“左”倾举措还经常出现。谭冠三曾回忆，“1928年初，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在这以前，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为此，毛泽东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号召小资产阶级为革命服务、鼓励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说，“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同时，草林圩场的实践还对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宁冈县开设了大陇圩场。大陇圩场在充分借鉴草林圩场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设置了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大规模增加了公营市场主体的参与，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式更加丰富。
二是支援了井冈山斗争。改造后的草林圩场对井冈山斗争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一方面是物力财力的支援。恢复繁荣的草林圩场规模越来越大，不仅本地的茶叶、茶油、粉丝等可以卖出去，外地的西药、生铁、食盐、糖等也可以运进来。这既增加了草林群众的收入，也丰富了当地的物品种类。这些物资通过农民、商人被送到井冈山上，不仅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也为军民开展贸易、增加收入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是人力方面的支持。井冈山斗争需要大量的新生力量，草林圩场的改造让周边群众意识到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并纷纷参军。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要离开遂川县，工会、赤卫队动员愿意随工农革命军和赤卫大队的店员报名。当时，还在当学徒的王辉球回忆，“我是毫不犹豫地报名愿随工农革命军和遂川县赤卫队去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是我的意愿，任何人也阻拦不住我选择的这条路，只有干革命才有出路，留在店里也是死路一条”。王辉球强调，“当时报名参加遂川赤卫大队的有三百余人”，很多都是草林圩场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的加入壮大了工农革命军，增强了革命力量。
三是促进了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井冈山斗争需要广大基层工农群众的支持，如何动员他们帮助和参加革命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草林苏区政权的建立充分说明，经济工作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抓手。毛泽东等人来到草林后并没有立即建立政权，而是先开展经济工作，着力解决当地群众切身的吃用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对草林圩场的改造，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拉近了农民与工人、工农与革命军、革命军与商人之间的距离，使“中小商人普遍说共产党的好话”。而这些不仅让新生的革命政权建设拥有更广泛、更稳固的群众基础，还让各项工作的开展更为顺利。在草林实践的影响下，工农革命军在宁冈、永新等地开展革命斗争时，都紧抓经济工作，还在坚持打土豪、分田地基本方针之下，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制定不同的经济政策，争取当地群众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并在拥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后，依靠当地群众建立基层苏区政权，让苏区政权真正根植于群众。
此外，毛泽东等在草林圩场践行的开展社会调查、严格执行工作纪律、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及贴标语、唱民谣等工作方式也是解决基层社会问题、动员基层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经验，为之后的苏区政权建设工作广泛继承和发展。
（徐佳佳，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