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年初，一艘军舰缓缓沿着长江行驶，很快在安徽安庆地界靠岸，军舰上密布着守卫的士兵，每个人都握紧手中的枪，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因为此时的船上，正载着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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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的地委书记傅大章收到消息已经登上军舰，正坐在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跟他简单聊了一下安庆的情况，突然话锋一转，问起了陈独秀的事。
“我记得陈独秀的家乡就在安庆，他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只还有一个儿子，现在在砖厂做工，挣钱给儿子读书，生活比较穷困。”
听完之后毛主席沉思了半晌，说道：“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儿子可以给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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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毛主席会特殊照顾陈独秀的儿子？而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的儿子生活为何会如此穷困？地委书记傅大章真的会去照顾他吗？
和父亲陈独秀
1938年8月，一艘从汉口驶来的船，晃晃悠悠停在了四川江津的渡口，趁着暮色，一行六人互相搀扶着从船上下来，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像是一家人。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习惯，他们四周环视了一圈，见没有什么异常，才步履匆匆地走入了这座四川小城。
陈松年没想到自己会从临水的安徽搬到中国的腹地，当时正值夏天，四川热得吓人，他们一家人找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处破旧的老院子，暂时安身。
安身之后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谋生，他的父亲虽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但他已经近60岁高龄，刚经历完5年的牢狱之灾，彼时也不过是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年人。因此养家的重担不得不落在陈松年身上。
陈松年在大学读过一些书，再加上本身也热爱文学，虽算不上学富五车，但给别人教书也绰绰有余。于是他和妻子就到德感坝九中谋了一份教书的工作。薪资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他们也强求不了什么。
好在学校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就在江津对岸，他们得以下了班就回去照料老人孩子。这是陈松年贫困生活里唯一的寄托，毕竟，他已经许久未能有机会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对陈独秀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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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为革命奔走，光是入狱就经历了五次，落下一身伤病，哪里想到能有机会像今天这样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原来不是他性情凉薄，只是肩上扛着革命的重担，不得不将爱意压在心底。
陈松年夫妇上班的时候，就由继母潘兰珍照顾父亲、祖母谢氏和孩子们，虽然继母和自己年纪相仿，但陈松年对于这个贫困之中仍对父亲不离不弃的继母十分尊重，称呼她为“母亲”，孩子们也亲切地叫她“二奶奶”。等到陈松年夫妇下班，一家人就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虽然穷苦，但尚且能苦中作乐。
有一次，正在重庆的周总理听说了陈独秀一家搬到了四川江津，而陈独秀身体不太好，一直卧病在床。于是周总理便从重庆赶到了四川江津探望陈独秀。见到陈独秀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周总理十分不忍，劝说他写个检查然后回到延安去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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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独秀思索了半晌，还是婉拒了周总理的好意，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落后了，已经无法再参与中央的会议。见到陈独秀如此说，周总理便也不再劝了，让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或许参与了一辈子革命的陈独秀，自知时日无多，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更想跟家人在一起。
不忍见儿子陈松年一人辛劳，卧病在床的陈独秀仍旧写作投稿，因为当时正逢战乱，陈独秀的身份又特殊，他写的文章很少有机会被报社刊登。文人风骨支撑着陈独秀继续写作，他想在最后的时光里留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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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心坚强终究敌不过命途多舛，伴随着四川的寒冬来临，原本艰难度日的一家人，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在一个寒冷彻骨的冬夜里，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匆匆告别了人间。长辈的去世，似乎抽掉了这个家里的“定海神针”。
陈独秀本以为自己已经见惯生离死别，但看到母亲躺在床上的沉静面容，想起母亲将自己带大的点点滴滴，他还是没忍住，趴在母亲谢氏的床边恸哭失声。
哀能伤身，自母亲去世以后，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拖了两三年，最终还是在1942年于穷困潦倒中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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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之后，讲究一个落叶归根。但当时条件有限，陈松年只能将父亲葬在江津，就在祖母旁边。看着刚起的新坟，和旁边祖母的旧坟紧紧相依，仿佛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又重新相聚了。
两位长辈在跟前，陈松年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委屈，父亲与他的生母育有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哥哥青年时因为追随父亲革命，早早便去世了。留他一人活到了今天，回首往事种种，陈松年不知道该说自己是更幸运还是更倒霉。
坎坷的年少生活
陈松年成年后和父亲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监狱里。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进了南京的监狱里。陈松年知道后，急忙来到监狱里看望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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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阴暗湿冷，陈松年难以想象父亲竟然要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陈松年紧紧跟在领头人身后，没一会儿，领头人在一间牢房门口停了下来，给了陈松年一个眼神。陈松年知道，里面关着的，就是他的父亲陈独秀了。
看到父亲形容憔悴，浑身是伤的样子，尽管他们之间未曾见过几面，但血缘关系的天然纽带，使得陈松年忍不住泪流满面。一半是想念，一半是心疼。
“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要经得起挫折！”
听到父亲的教导，陈松年止住了眼泪，他想起了自己的两位哥哥，如果他们在的话，定然不会像他这样哭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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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和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由父亲陈独秀和原配高晓岚所生。但他和两位哥哥年岁相差有点大，1910年他出生时，父母的感情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没多久便离婚了。父亲没能见证他的出生，往后的日子里，两人也没什么机会见面。
他自小跟在母亲身边长大，原本生活还算舒适，但经历两次大的搜刮洗礼之后，家中财产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后来去四川江津时才会如此穷困潦倒。第一次搜刮，就发生在陈松年三岁时，一批袁世凯的手下跑进了陈独秀位于安庆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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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三人收到消息，打算翻墙逃跑，当时延年、乔年两兄弟已经十几岁，翻墙自然不在话下，但年仅三岁的陈松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翻墙途中，他不幸摔到了隔壁院子的澡盆里。两位哥哥见状，虽然心里着急，但也顾不上弟弟了，只能跺跺脚，转头狂奔起来。
陈松年紧张极了，但好在隔壁院子的大婶是个好人，见状，立刻说陈松年是自己儿子，往他身上浇了点水，假装正在给他洗澡，这才躲避了袁世凯手下的追捕。
而那边延年和乔年两兄弟也安全回来了，第一次直面革命与战争，两兄弟心中埋下了要像父亲一样为革命奉献的种子，两兄弟之后的经历何其相似，让人在感叹的同时，又不禁唏嘘，他们都还是20多岁，风华正茂的少年人啊。
自那次抓捕之后，没过两年，两兄弟就陆续考到了上海的学校学习法语，后又一起考到了震旦大学，而年纪尚小的陈松年只能留在安庆老家。他们的父亲陈独秀也在上海。在父亲的教导下，两兄弟对于革命的认知也更加深刻。当时流行赴法留学，他们同当时的革命志士一起奔赴了法国。
在法国他们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他们年少时的愿望，为中国革命做贡献，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而此时在安庆老家的陈松年，在按部就班地念书。偶尔从报纸上或者寄回来的书信里，了解哥哥们的动向。对于哥哥们的成就，陈松年是骄傲的，但他没能像哥哥们一样跟随父亲的脚步，于是这种骄傲的感情就变得有些复杂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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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7年，噩耗接二连三如平地惊雷一般，搅乱了陈松年平凡的生活。先是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入狱，他宁死不屈，最终在被捕一周后英勇就义。
仅仅相隔了一年，二哥陈乔年也紧随其后，在上海去世。陈松年连两位哥哥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此时，再复杂的感情，在两位哥哥去世后，都变成了难过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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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噩耗还没有结束，延年和乔年两兄弟的去世，给了母亲和姐姐王莹沉重的打击，两人一病不起，没多久，两人也相继离世。只剩下了陈松年一个孤家寡人。
短短几年间，先后失去了所有的至亲之人。陈松年的心情非经历不能体会，他的平凡和朴实使得他不能像兄长们一样为国捐躯，但也使他在接二连三的噩耗之下，以一种沉默平静的方式通通消化。
他以为这已经是苦难的结束，却没想到，这不过只是开始。
艰难的一生
母亲去世2年后，陈松年得知父亲被捕入狱的消息，他去探望了父亲，看着自己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沉默寡言的陈松年这才流露出心底的悲伤。父亲的教导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必须咬牙撑起整个陈家。
陈松年淳朴的性格，使得他对答应别人的事，总是格外执着。这可能也是他在日后种种苦难折磨之下，仍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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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养家，陈松年没有读完大学便辍学工作了，他结识了一位普通的姑娘，用一场朴素的婚礼宣告了新家庭的成立。
只是这简单的日子也没过几年，1938年，陈独秀在安徽的老家就遭遇了第二次搜刮，这次的搜刮者是日本人，陈松年原本将财产都藏在了乡下的陈家祠堂，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翻了出来，全部洗劫一空。
看着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祠堂，陈松年知道这里是待不下去了，他打包好仅剩的行李，带着妻子女儿，还有祖母谢氏乘船赶往武汉，去见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父亲陈独秀，当时他正和继母潘兰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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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隔着经年时光、物是人非再度团聚，足以消弭对未知前程的害怕。
商量之下，他们选择继续西行，经过重庆，到达了天府之国四川。在四川江津这座小城，一家人度过了一段物质上捉襟见肘，但感情上无比富足的时光。
陈松年自知比不上哥哥们的英勇壮烈，可能穷其一生也只是父亲口中一个“不成器”的儿子，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想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孝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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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寒门之中，这体贴的照顾比起来势汹汹的病痛，比起四川冰封千里的寒冬，都显得微不足道。熬了三四年，父亲和祖母还是走了。
草草将父亲和祖母埋葬后，陈松年和妻子窦珩光开始为养活自己的小家奔走。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陈松年心里一直惦记着要将父亲的尸骨送回老家，让他可以落叶归根。
这个愿望直到1947年，在当地木材商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陈松年带着家人跟随父亲的灵柩一起回了安庆老家。担心国民党看到之后会对父亲的坟不敬，陈松年在立牌位时不敢写“陈独秀”三个字，只能用父亲科举时用过的名字“陈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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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陈松年的生活有任何改善。因为父亲陈独秀的身份，陈松年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只能不停的打一些零工，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久就得换。
原先还能做一些会计、教书先生这样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但为了供养几个孩子读书，陈松年和妻子放弃了找体面工作的想法，选择了去砖厂做工。这里都是底层人民，没人在意你的身份，工作可以稍微稳定一点。
如果没有那年毛主席来安庆视察，他们一家人或许就只能这样穷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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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主席乘军舰至安庆，他想起了陈独秀就是安庆人，当年陈独秀是国内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毛主席从陈独秀处了解了许多进步思想，对他影响颇深。对于陈独秀，毛主席是敬佩和欣赏的。尽管之后道路各有不同，但毛主席还是认可陈独秀对于革命的贡献的。
因此当知道陈松年的生活困境之后，毛主席嘱咐安庆的地委书记可以给予照顾。对于毛主席的话，当地政府自当遵从。从那以后，陈松年每个月都会收到30元的生活补贴，这让他们贫苦的生活缓和了许多，握着手里沉甸甸的三十块，陈松年嘴里念叨着：“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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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着这笔补贴，陈松年的四个孩子，有三个读完了大学，几个孩子长大后都在自己所工作的领域发光发热。而陈松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被选为了安庆市的政协常委。晚年时，他常常会给自己的父亲扫墓，直到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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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作为烈士之后，未能像哥哥们一样为革命牺牲奉献，青史留名。反而一生平凡困苦，作为陈家满门忠烈的陪衬。但相较于父亲哥哥们的英年早逝，他却是活得最久的一位。
所以幸与不幸，都在陈松年的一念之间。但不可否认的是，父兄守国，他守家，这位沉稳内向的青年人，用他的肩膀扛下了一切苦难，撑起了风雨飘摇中的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