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位妇女带着一本破旧的日记本来到上海市政府，声称要找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
然而在登记信息的时候，保卫科的同志犯了难，因为这个妇女不是普通妇女，她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大特务周镐的遗孀，周镐在抗战期间，曾在汪伪政权担任少将科长，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一向为蒋介石和戴笠所器重。
这个遗孀名叫吴雪亚，因为丈夫的原因一直被当作国民党军官的妻子对待，尽管保卫科的同志明确告诉她，曹市长是不会见她的，让她赶紧离开这里，她还是坚持无论如何也要让曹市长看一眼手里的日记。
消息传到曹荻秋那里，他让保卫科的同志将人带过来，打开日记后，泪水很快浸湿了眼睛，然后说道：“你丈夫很了不起！”
很多人不明白，一个中共上海市长为何在评价一个军统少将时会用“很了不起”这样的字眼呢？
周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和共产党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会得到上海市长如此高的评价？
周镐于1910年出生在湖北罗田一个贫困家庭，尽管家庭很贫穷，依然抵挡不了周镐对于求学的渴望，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在校期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并决心为此而奋斗，三年后周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
阳光俊朗、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周镐得到了当地一位富家小姐李华初的青睐，为了能和周镐在一起，李华初不惜与父亲决裂，无奈周镐家里实在太穷拿不出像样的婚房，小两口只能蜗居在山顶上一间破旧的茅草屋中。
结婚后，周镐返回军校完成学业，娇生惯养的李华初不会农活，带着儿子在茅草屋里艰难度日，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小茅草屋四处漏雨，母子俩都染了风寒发起了高烧，等到天亮李华初带着孩子去看郎中的时候，孩子已经咽气了。
闻知噩耗，周镐伤心不已，把李华初带到武汉生活，两人租了一间小屋，李华初靠着帮人洗洗缝缝，赚些生活费，小两口生活辛苦但却甜蜜满足。
当时黄埔军校都会对学员开展“蒋化”教育和控制，周镐对此很不满，流露出反蒋情绪，最后学校以“思想不纯”为由将周镐开除。
离开学校后，周镐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将十九军调离上海，开往福建剿共。
1933年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十九路军领导发起了“福建事变”，对抗蒋家王权，无奈以失败告终，周镐置身其中，不得已离开军队逃亡上海，后返回家乡，途径汉口时，因有“共党嫌疑”被国民党特务抓获。
时年24岁的周镐还是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心中很是忐忑，巧的是负责审讯他的居然是他一位老朋友，那位朋友劝周镐：“治平兄（指周镐），你是黄埔的高材生。为何不加入复兴社，这样过去的一切就一笔勾销了。
周镐思虑再三，眼下的处境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于是就在朋友的引荐下，他去见了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开始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1935年到1942年的七年时间里，周镐凭借着军统大佬周伟龙的欣赏，先后出任了军统的过武汉站站员、贵阳邮检所检查所所长、广东税警总团稽查股股长、 暂编第八师少校谍报队队长、军统局广东站督察、军统局重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3年的时候，周镐却突然离开了重庆国民政府，摇身一变成了南京汪伪政府的少将科长，原来，在军统与汪伪76号的博弈中，因为展开行动的地点多是沦陷区，军统遭受重创。
为了反败为胜，戴笠一直想在汪伪政府中拉拢过来一名重要人物，以掌握汪伪政府的动向，而汪伪政府首脑之一的周佛海一直暗中想与重庆方面联系，给自己留条后路。
1940年周佛海缴获了军统的一部电台，借着这部电台和重庆联系，通过戴笠向蒋介石转达了自己合作的诚意，自此之后军统一直与周佛海保持着电台联系。
为了加强与周佛海的联络，戴笠决定派遣周镐秘密打入汪伪政府，这在军统内部，也是只有蒋介石和戴笠知晓的最高级机密。
因为涉及机密，周镐不能告诉妻女自己的去向，连个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李华初母女被戴笠接到了重庆，实际上也是戴笠制约周镐的一种手段。
1943年初，周镐绕道几个省市到了南京后，并没见到周佛海的面，周镐知道周佛海有意观察他，同时也是观察重庆方面的态度，为完成任务，周镐只能耐住性子，闲居之时四处考察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下党员、时任汪伪政府情报局秘书的徐楚光。
多年之后，周镐和李华初讲起那段时光时说道：“在京伪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期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了。”
当年七月的时候，日本人对周佛海家中的电台起了疑心，狡猾的周佛海一把火将自己的公寓烧了个干净，自编自演了一场意外走水的好戏。
周佛海在失去了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也觉得考察了差不多，便秘密见了周镐。
两人商定了新电台的放置地点，并给周镐在汪伪政府中安排了一个公开身份，伪军委会第六科科长。
充当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交通要员的日子里，他看透了蒋介石“剿匪”的卑劣，十分不齿于军人不抵抗外敌，把枪头对准同胞的行径。
同时在与徐楚光等地下党员的交往中，对共产党的好感倍增，他曾将汪伪政权中的军事机密透露给地下党员，也曾用手中职权的便利帮新四军运送抗战物资。
1943年底，戴笠密令周镐重组军统南京站，南京曾是军统的天下，可南京沦陷后，军统几乎没有了任何影响力了，这一直是戴笠的一块心病。
周镐也不负所托，很快重组了南京站，下设八个行动组，声势浩大，让军统在南京找回了面儿，戴笠很满意，不久之后就将周镐提拔为少将站长，统领军统南京站。
1944年，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侵华日军颓势已显，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迅猛壮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异常活跃，打得日军很是头疼。
日军做出了困兽之争，将关东军主力调到了杭州，在华东地区对抗新四军。
这一部署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新四军却已经在南京、上海的周边地区了，日军投降后，京沪杭这些富庶的地方可都要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了。
于是，蒋介石亲自给周镐下了一道密令，让他防共，戴笠指示他调整伪军的布防，防范华东的新四军，另结交伪军中吴化文、孙良诚等将领，以便抗战胜利后能投降给国民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镐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负责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
第二天，周镐就带着行动队抓捕了南京市长周学昌、中央陆军学校校长鲍文樾等47名大汉奸，接管了《中央日报》和《中报》两大报，铺天盖地的宣传国民政府接管南京。
就在周镐以为卧薪尝胆的日子已经结束，要大展拳脚的时候，却不想却被暗潮汹涌湮没。
原来周镐的部下在抓捕汉奸时打伤了伪陆军部长萧叔董，萧叔董因失血过多死亡，汪伪政府的汉奸们人人自危，开始抱团攻击周镐，在南京引发了混乱。
同时周镐还派人接收了汪伪政府的各个机关、仓库，触动了汪伪政府高层的利益，引发了火拼。
蒋介石让周镐接收南京的本意就是让他稳住局面，利用伪军阻挡新四军入城，拖到国民政府军挺进南京，可周镐的大动作却引发了南京城的混乱，周镐还禁止收编的伪军进城，蒋介石狗急跳墙，居然让日方出面维持南京城的局面。
随即，岗村宁次就将周镐请到了日军司令部，将其软禁起来，国民政府接管南京后，周镐被转押到了警备司令部。
戴笠抵达南京后，周镐满心欢喜以为救星来了，却不料戴笠竟将他押到了上海审查，宣布他的罪名是贪污，周镐找了很多关系疏通，可戴笠就是不松口，大概是南京光复了，周镐失去价值了，想要“卸磨杀驴”。
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意外去世，周镐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这段牢狱生活对周镐的打击很大，自己对党国鞠躬尽瘁，不惜背负骂名打入汪伪政府，九死一生，却被当成了弃子，戴笠要是不死，自己恐怕要牢底坐穿了。
看到腐朽到了骨子里的国民政府，周镐一度觉得心灰意冷，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徐楚光找到了周镐，两人私交甚好，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
徐楚光直言不讳给周镐分析了他的处境，一枚弃子是不会再被启用的，并真诚地邀请他参加共产党，周镐深思熟虑后通过徐楚光向党组织申请加入共产党。
得到批准后，他被任命为京沪徐杭的特派员，负责收集情报、伺机策反国民党将领。
周镐在打入汪伪政府时，因为单身行动不便，他在戴笠的要求下，与家境富裕的吴雪亚结婚，从地下转到地上工作后，两人也并未分道扬镳。
在周镐的影响下，后来吴雪亚也加入了共产党，周镐在从事秘密活动时，吴雪亚就为他放风打掩护。
接到策反国民党将领的任务后，周镐首先想到了孙良诚。孙良诚本是冯玉祥帐下大将，抗战爆发后投向了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
在蒋介石那被视为杂牌军没少受气，对蒋介石颇有怨言，共产党看准这点，几次派人去接触孙良诚，毛主席也曾写去亲笔信劝降，可是孙良诚迟迟下不了投共的决心，一直在犹豫观望。
周镐曾与孙良诚共事，有些私交，便主动请缨策反孙良诚，就在周镐和徐楚光筹备策反计划时，不料策反计划被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军统特务刘蕴章获悉，报告给了毛人凤，毛人凤派特务盯着周镐，在周镐动身去见孙良诚之前，将他抓捕关进了保密局的看守所。
徐楚光收到周镐被捕的消息，猜到出了内奸，随即将与周镐有联系的党员全部转移，如此保密局除了刘蕴章的小报告没找到任何“通共”证据，周镐再找人求情，就被保释回家了。
周镐出狱之后，重新联系了组织，重启策反孙良诚的工作，正当周镐犹豫以什么理由去见孙良诚时，蒋介石亲自点名让周镐持“总统手令”去调查孙良诚是否与新四军“勾结”。
于是周镐正大光明地去了孙良诚部，与孙良诚坦言蒋介石怀疑他通共，吓得孙良诚急忙解释，周镐见到效果已经达到，便说：“与其寄希望于老蒋相信你，不如自己寻个光明大道”。
一语点醒梦中人，在蒋介石这孙良诚这样的杂牌是不可能被信任的，如今蒋介石已经怀疑他通共，早晚要收拾他，还不如真的投共起义，孙良诚答应了加入共产党。
完成任务后，周镐返回南京，并向蒋介石复命说孙良诚并未与新四军勾结，孙良诚才暂时逃过一劫。
策反孙良诚这样的将领起义是一件很苦难的事情，而国民党军统一直在针对中共地下党，1947年9月，徐楚光被捕，敌人顺藤摸瓜抓了徐楚光的交通员吕祥瑞，吕祥瑞扛不住酷刑，交代了周镐与徐楚光有联系。
早就对周镐有怀疑的毛人凤立马抓了周镐，因为“通共”问题二进宫，周镐自知凶多吉少，做好了就义的准备。
后来吴雪亚耗尽家财，上下活动，连娘家都被她搬空了，求了两个少将特务给周镐担保，周镐才逃出生天，可在国民党这已经潜伏不下去了，周镐带着夫人孩子去了苏北解放区。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费尽心思拉拢孙良诚这些将领，还给孙良诚写了封亲笔信，让孙良诚觉得受宠若惊，把起义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当年11月初，解放军山东军团截断了黄百韬、孙良诚的西逃之路，黄百韬被包围后，给孙良诚发报让他向东打宿迁，大家都知道往西逃才有生路，黄百韬却让他孤军深入向东打宿迁，明显是让他当炮灰，孙良诚气得直骂娘，却也不敢公然抗命，只派出一个团装装样子，心里是哇凉凉的，这时他又想起来起义了。
不久之后，孙良诚部受命向徐州靠拢，却被解放军包围，孙良诚清楚国民党连嫡系被包围都不救，他这个不受待见的杂牌军肯定等不来援军了，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共产党方面为了减少伤亡，还是决定策反孙良诚，很快周镐就赶到了孙良诚部，孙良诚见到周镐，还高姿态的要讲条件，周镐坦言当初双方讲好了起义条件，你却一再失言，错过了起义良机。如今已是大军压境，你能做的只有放下武器投诚，才有活路。
孙良诚反问：“我们约定的是起义不是投诚，你们不能失信。”
周镐义正言辞说：“当初约定的是你们全军集中睢宁，通电起义，是你背信弃义，带队去了徐州。如今已被解放军包围，不投降就是全军覆灭，劝你尽快拿定主意，否则解放军发起攻击了就什么都晚了。”
周镐声色俱厉地恫吓之后，孙良诚只能乖乖投降，1948年11月13日，解放军接收了孙良诚部5800多名将士，孙良诚的投诚，使得徐州东南方向门户大开，为我大军挺进制造了有力条件，仅仅几天时间，解放军就歼灭了黄百韬部十二万人。
周镐回到宿迁向党组织复命后，党组织下达了一项新任务—策反刘汝明。刘汝明也是冯玉祥的部将，后来投了国军，也是被老蒋当做杂牌军，党组织觉得有机会能争取到他起义。
孙良诚得知周镐要去策反刘汝明，想到自己与刘汝明相熟，自告奋勇给刘汝明写信劝他起义，还随着周镐的劝降队伍去了淮南。
为了争取刘汝明早点起义，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周镐等人冒险潜入敌区，与刘汝明碰头。
令人叹息的是，在策反刘汝明的过程中，周镐过于大意了，一方面他认为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全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此认为刘汝明是识时务者的人；另一方面，周镐过分相信孙良诚，把过去国民党“私交”那一套东西当成致胜的法宝，更没有充分警惕孙良诚会是一个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
周镐见到刘汝明后，以为刘汝明看到孙良诚投诚受到优待，又亲自来见他，刘汝明会答应尽快起义，可是刘汝明却推脱说自己不是老蒋嫡系，军中耳目众多，起义要从长计议。
当刘汝明得知周镐曾是军统的少将站长时，心里犯了嘀咕，他担心周镐是那种“双面间谍”，是军统潜伏到中共的间谍，如果自己私下接触中共，那必定不得好死。
他不动声色地稳住了周镐、孙良诚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很快周镐一行被特务抓捕，押到了徐州，刘峙质问孙良诚为何背叛党国，率众投共，孙良诚为了自保，把责任全推到周镐身上，再三保证自己是忠于党国的，绝不会背叛，所谓的投诚就是障眼法。
刘峙没心情听孙良诚自白，把他们全都送到了南京保密局，蒋介石和毛人凤得知周镐投共，还要策反了孙良诚、刘汝明，气得七窍生烟，下令就地正法。
周镐知道这次被捕肯定逃不脱了，反倒气定神闲，被押到刑场，发现行刑人是自己昔日的同事，还和同事说：“兄弟，枪打得准点！”
几声枪响，周镐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和他一起罹难的还有107军中将副军长兼260师师长王清瀚（中共秘密党员）、107军中将副军长谢庆云（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华东局联络部政治交通员、通讯联络组组长祝元福。
因为周镐一直处于工作在隐蔽战线，又是被秘密处决的，他牺牲的消息、他的共党身份一直没有被公开。
然而周镐的事情，他的另一位妻子吴雪亚是知道的，在周镐被押送南京的前一天，周镐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吴雪亚，因为这本日记是周镐最好的证明，因此吴雪亚始终将这本日记珍藏在身边。
直到1965年，吴雪亚辗转打听到曾经与周镐有工作上联系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长，因此才千方百计带着日记来找曹荻秋。
通过周镐的日记，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国民党军统少将是如何转变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日记的前半部分讲述自1948年4月，周镐与妻子来到苏北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当得知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此秋风扫落叶之势，蒋介石的末日快要来了。”
在日记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自己在淮海战役期间不计个人风险从此策反工作的情况，日记的截止时间是1949年1月4日，正是被刘汝明扣押的前一天。
曹荻秋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苏北军区政治委员，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员，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与周镐在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他因此能够证明周镐的身份。
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曹荻秋为周镐做了详细的证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于1965年11月22日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送上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称：“周治平（周镐在党内工作的化名）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级特务……1946年7月周治平起义后，即同我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联系，1946年10月由华中分局……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8年底，周治平根据曹荻秋同志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间策反蒋匪军刘汝明的时候，被孙良诚出卖。1949年1月遭蒋匪军杀害。根据上述情况，经我们研究，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于1965年12月28日批复：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1989年4月，吴雪亚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时，将周镐的日记赠送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1993年，周镐日记被省、市文物部门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