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中共中央随即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带着夫人朱仲丽风尘仆仆赶来参会，毛主席得知王稼祥来了，当即表示要见他。
毛主席要见王稼祥，实际上有“要事相商”
这个“要事”，指的就是新中国定都一事。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蒋介石已经无力回天，此时，建国的诸事宜，应当被提上日程，建立新中国，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定首都的位置。
毛主席最初认定的首都是北平。
不过，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为了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毛主席决定询问一下王稼祥的意见。
毛主席为什么要专门询问王稼祥的意见呢？
说起来，王稼祥在我党我军的地位很是特殊，总的来说，他被认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众所周知，确定毛主席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会议是遵义会议，而王稼祥，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促成了这个局面。
因而毛主席对于王稼祥，始终有一种特殊的“革命情感”，
毛主席（右二）王稼祥（右一）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从小热爱学习，勤奋努力，19岁时，他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稼祥之后前往苏联深造，直到1930年回国，1931年，他被党中央派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来到苏区，与毛主席的交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主席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后，随着“左”倾路线逐渐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力，毛主席不断的受到排挤。
王稼祥在苏区看到了一个事实，凡事只要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去办，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别人的主张去办，总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方面来说，王稼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毛主席。
从之后的一件事，就足以看出来。
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有人提议要毛主席专职于政府工作，王稼祥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提出了反对意见，王稼祥认为毛主席应当留在红军队伍中，并且应该获得足够的指挥权。
王稼祥的发言，连毛主席都有些意外，不过，由于当时局势的原因，王稼祥的反对并未取得什么效果，不过，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番发言，毛主席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之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王稼祥对博古，李德等人越来越不满。
1934年长征时，由于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博古等人准备将王稼祥留在苏区，毛主席得知据理力争，最终，为王稼祥争得了一个长征的名额。
事实证明，毛主席为王稼祥争得这个名额，也最终是救了王稼祥一命，按照王稼祥当时的情况，如果留在苏区，后果不堪设想。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与毛主席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毛主席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毛主席知道，如果要挽救革命，必须贯彻自己的主张，如果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须要有人支持。
王稼祥在军中地位不低，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且他对毛主席的主张非常支持。
因而，毛主席决定首先取得王稼祥的支持。
王稼祥本来就对博古，李德感到不满了，所以当毛主席一找到他，他立刻同意，随后，他和毛主席还一起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也表示了同意。
之后在长征路上，王稼祥，张闻天，毛主席三个人形影不离，他们探讨了许多关于时局的看法，湘江战役后，王稼祥与张闻天在一片橘林中有了一次“密谈”
王稼祥：“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
张闻天：“我看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危局。”
随着“橘林密谈”的结束，王稼祥找到了彭德怀，聂荣臻以及杨尚昆等人，谈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请毛主席出山，领导红军。
张闻天
彭德怀，聂荣臻等人纷纷赞同，随后，王稼祥又找到了周恩来：“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
听完王稼祥的话，周恩来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周恩来此时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就这样定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在这里，红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由此，遵义也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会议。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那天，王稼祥坐在担架上参加了会议。
会议刚开始，博古做报告时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敌人太过于强大，对于博古的发言，许多人表示了反对。
毛主席此时一改最后一个发言的惯例，第一个发言，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国情到军情，引经据典，娓娓道来。
毛主席的发言，获得了王稼祥的完全赞同，王稼祥认为完全是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最终才使得红军失利，被迫走上了长征。
在正确无误地指出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后，王稼祥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完全赞成毛主席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主席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提出三条意见后，立刻得到了众人的响应。
由此，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立下了几个第一，他是提倡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第一个在毛主席发言后支持毛主席的人。
遵义会议最后一天，经讨论研究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红军。
这三人就是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
从这个结构上来看，我们不难看出王稼祥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很高的。
毛主席对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投出的这个“关键一票”，记得很清晰，后来，毛主席多次说道：“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贡献巨大，毛主席心里一直都记得，之后在七大时，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毛主席决定帮他再竞选。
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召开，总共有755人作为代表参加大会，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
在大会进行中央委员选举时，由于许多人并不了解王稼祥在土地革命时期对于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最终，王稼祥以204票落选中央委员。
这个消息传出后，毛主席十分惊讶。
后来，杨尚昆回忆了王稼祥落选的两个原因，第一，王稼祥性格孤僻，不大接触群众，使得群众对他不了解，第二，王稼祥是“王明路线”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不过对于第二点，毛主席早就说过：“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出于诸多原因，王稼祥落选了中央委员，毛主席决定帮他再竞选。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的第20次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一事，毛主席说：“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
说着，毛主席还一件一件的列举王稼祥的功劳，当时在发言时，毛主席准备了4页的演讲稿，他讲的三个话题中，关于王稼祥落选这一话题最多，占了两页半，由此可见毛主席与王稼祥之间的革命友谊，是非常深厚的。
在演讲的最后，毛主席诚恳地说：“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最后，王稼祥以第二名的得票数，被选为了候补中央委员。
正是由于王稼祥在历史上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再加上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因而在1949年时，毛主席要专门询问王稼祥关于建都的问题。
1949年2月，王稼祥来到西柏坡，刚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没有客套，直接问他：“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应该建都在哪里？”
对于新中国来说，建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毛主席的询问，让王稼祥深为感动。
就在王稼祥深思熟虑时，毛主席又补充道：“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建立在西安，要么就是开封，或者是南京，北平，中央虽然有考虑，但是还没有定最后的答案。”
王稼祥处于负责任的态度，开口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依我看，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是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是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但凡建都在金陵，都是短命的王朝，当然了，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我们不相信这一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靠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最好不要选南京。”
谈完了南京，王稼祥顿了一下，又说起了西安。
西安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古都”，历史，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朝，就是建都西安咸阳，后来的西汉，唐朝，都是建都在西安。
对于西安被选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许多人赞成的，不过，王稼祥再次说出了他的不同看法。
王稼祥认为：“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那个时候，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的长城横卧在中国的腹地，因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西安此时已经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也就是说，西安同样不适合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南京，西安都被“淘汰”，难道开封，洛阳就合适吗？
王稼祥再次摇摇头。
王稼祥：“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经济十分落后，这种局面，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改变的，再加上黄河还有水患问题，因此，建都在开封，洛阳，同样不合适。”
毛主席听着王稼祥的分析，非常高兴，他笑着问：“那我们该建都在哪？”
王稼祥：“北平。”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说：“说说你的理由。”
王稼祥：“北平位于沿海地区，扼守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北平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没有战争之忧，虽然离海很近，但是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也很安全…..出于以上考虑，我建议建都在北平。”
毛主席高兴地拍了拍手：“有道理，有道理，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应该选在北平。”
王稼祥的分析，促使毛主席最终下定了建都北平的决心，1949年3月，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带着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地奔赴北平，7个月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地宣布新中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