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事件之一。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一方面，中国经济是伴随着“中国崩溃论”发展至今的，“崩溃论”的理论基础就是各种所谓“经济学规律”；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大补丸”药方，要么猝死，要么没病吃出了病。《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的作者文一教授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工业化路径。
工业革命是怎么产生的呢？作者认为，无论是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还是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成功的工业革命都遵循了一条相同的路径，即从原始工业化到轻工业化再到重工业化。不经历这个完整过程，妄图通过资本密集投资直接跳到重工业化阶段的那些尝试，基本都失败了。
为什么工业革命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呢？我们首先看看原始工业化解决了什么问题。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生产工业品是工业化启动的标志。但人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弹性很大——可要可不要，但对于粮食的需求确是刚性的——人是铁饭是钢，一段不吃饿得慌。也就是说，不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谈不上工业化。而原始工业化恰恰能够平衡这一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生产低附加值产品，虽然距离需求市场——大城市比较远，但对于分散的农民个体来说，这种不用背井离乡的“零工”方式最能降低农民个体“既要赚钱也要安稳”的心理成本，对于政府来说，也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从而是经济和有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供应链、配送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市场不断完善，企业家精神、工人熟练程度、消费者收入不断提高，大规模工业化、更为细分的行业出现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原始工业化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不经历这一阶段不是根基不稳的问题，而是工业化无法持续从而必将失败的问题。在中国，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甚至可以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集体公社所做的动员），让中国走完了这段原始工业化时期，就地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哺育了农业劳动人口的专业化技能和社会分工，催化了农村商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多样化，提升了广大基层民众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发酵和深化了城乡市场。
欧洲和英国在16至18世纪同样经历了原始工业化阶段。与中国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组织农民从事生产和销售不同，欧洲组织生产、融资和协调销售的任务都是由商人群体来完成的。这些商人在各国政府的武力支持下殖民、掠夺全球市场，通过血淋淋的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完成了原始积累。
原始工业化之后是轻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对应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市场和规模生产，而规模市场是规模生产的前提。市场规模即购买力，决定了劳动分工，进而不断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形成规模化生产，让工业品价格越来越低。规模生产提供多样化的廉价消费品，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工业品价格迅速下降和工业品种类迅速增多，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涨和工资的提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丰富的物品时，市场的扩张促使更多种类和数量的耐用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从而遏制了一般家庭对多个小孩和简单农产品的原始需求。这使得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一去不复返。
其实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粮食大丰收带来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但工业革命没有在古代中国诞生。无论是本书还是《商贸与文明》一书都认为，这是因为繁荣时期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消费能力不足也就是需求不足，无法形成规模市场，工业革命自然无法启动。
由此可见，规模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无法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自然产生，因为建立这些市场面临巨大的社会协调成本和投资，只能够通过国家意志和政府的帮助来解决。“自由”市场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种昂贵的基本公共品。靠引进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或大的国际公司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工业化。
作者认为，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有为重商主义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甚至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领导组织农民进入商业市场，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业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很多国家停留在了轻工业化阶段，因为启动重工业化需要解决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缺失的问题。能源包括煤炭、石化、新能源等；运输动力包括汽车、轮船、飞机等；基础设施则是公路、铁路、电力网络、信息网络等。作者把这三者称为工业的“三位一体”。在中国，这些重工业往往都是国有企业，前期投入巨大，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这就要求这些企业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市场来支撑长期投资所需的利润回报，并通过天量的国民储蓄和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全球真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不过十几个。南欧一些国家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早早进入福利社会，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加剧了政府赤字，降低了债务偿付和融资能力，最终引爆了欧债危机。
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将近GDP的50%），还拥有高达3万亿 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 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此期间形成的重工业体系以及高科技产业将获得国际竞争力，从而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这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中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带动了中国几亿农民致富，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严防死守”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验是一条后发国家可以复制的兴国之路。落后的农业国家缺乏的不是民主制度、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而是缺乏让企业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国内市场（因为不顾国内市场直接拓展国际市场只能位于生产价值链条的最末端，获取相当微薄的利润，国家市场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让企业生产无以为继），而这种国内市场的出现有赖于政治稳定、社会治安、社会诚信、购买力等条件。欧美列强早年开辟国际市场采用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但这些手段在如今已经不再适用，是中国提供了和平开创国内与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和经验。
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整阐述了“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而且还回答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例如：是比较优势决定劳动分工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因为廉价劳动力红利吗？技术发明能引发产业革命吗？是否民营企业一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充分市场化和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良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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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读者会从书中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