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代持在民商事活动中很常见，实际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法规限制或者减少商业风险等其他原因，往往会与名义出资人签订代持股协议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在“幕后”享受投资收益。实际出资人也即“隐名股东”，名义出资人也即“名义股东”。
虽然实际出资人享有投资收益，但其幕后身份依然具有面临多重风险的可能性，如代持股权被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因名义股东的债务被执行等。若代持股权被作为名义股东的责任财产被法院执行，隐名股东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一、股权代持的概念及效力
1、概念
股权代持，又称委托持股、隐名投资或假名出资，是指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约定，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依据代持股协议享有投资收益，而名义出资人作为名义股东的一种股权处置方式。
2、效力
此前，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备受争议，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对该问题基本没有争议，第24条规定，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股权代持协议有效。因此，股权代持协议如果不存在违反《公务员法》《外商投资法》等规避我国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存在违法利益互换的情形，实践中一般会认定有效。
二、观点及理由
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的情况下，隐名股东能否作为案外人，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为由，对抗名义股东的其他债权人，阻却法院对代持股权的强制执行？在司法实务中，对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法院认为可以阻却执行，一些法院则认为不可以阻却执行。之所以对该问题产生不同看法，就是因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不同的法院对利益保护的倾向不同，是选择保护隐名股东作为出资人的实际权利还是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
1、支持阻却执行
（1）受信赖利益保护的第三人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目的旨在保护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而与名义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交易行为，从而维护商事交易安全，而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对于非基于上述行为与登记股东发生法律关系的第三人，由于工商登记公示的股权不是其交易标的，其没有基于工商登记产生交易信赖，不存在交易安全的问题，因此不属于上述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第三人范围。
（2）强制执行的范围应当仅限于被执行人的财产，基于实际权利人为被执行财产的实质权利人，应当排除执行。
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出具的地方司法文件即持该观点。
司法判例：(2021)最高法民申1236号、(2020)桂民终19号、(2018)最高法民申5464号
2、不支持阻却执行
持该观点的法院，给出的主要理由如下：
（1）内部代持协议的相对性
实际出资人通过出资而享有的投资收益本质上是一种债权，代持协议是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债权的相对性原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协议也具有相对性。
基于内部关系，实际出资人就该债权只能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而不得向不具有合同关系的第三人主张。在外部关系中，名义股东具有股东的法律地位，实际出资人不能以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正当权利。
（2）商事外观主义与信赖利益保护
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行为人公示事项与事实不符时，交易相对人可依外观公示主张权利。法定事项如股权登记，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基于公示事项而为的商事交易行为受法律保护。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另一方面，执行案件中的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交易时，也要衡量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因此即使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也享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此外，法律规定明确否定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了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它财产的查封，如果对该查封利益不予保护，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对《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所指代的“第三人”，不应被过度限缩为仅指股权交易的第三人，否则会将股权代持的不利后果强加至无过错的债权人身上。
（3）权责一致以及风险和利益一致
债权人通过外部信息查询只能获知名义股东名下的责任财产，而对于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内部代持关系却很难知悉，不能苛责债权人对该内部关系也尽到查询义务。
即使代持股权被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仍可凭代持协议向名义股东追偿，其权利依然可以得到救济。在显名为股东之前，实际出资人的心理预期或期待的利益仅仅是得到合同法上的权益，而非得到公司法上的保护。此外，实际出资人通过隐名获得了某种商业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不利益。
（4）司法政策价值
如果侧重于保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从而阻却执行，客观上鼓励了通过股权代持方式规避债务，逃避监管，增加社会管理成本，也会损害交易安全、增加交易成本。
司法判例：(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2021)豫民终491号、(2019)最高法民申471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