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的故事。
钟发镇是一个特殊的老红军，他13岁就参加红军，却没有当上将军，最高职务是民兵连长。
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但并没有到过延安。
他经历了西路军的失败，却在马家军一个团长的小老婆的帮助下逃回家乡。
他在徐向前和李先念身边工作过，但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石灰厂厂长。
他一路征战，受伤无数，却一直活到98岁。
他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却为李先念翻译过“西安事变”的电报稿。
他是一个老红军，却和部队失去联系几十年，靠徐向前和李先念的证明才落实红军失散人员的待遇！
他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而且受过伤，但走起路来年轻人都跟不上。
这就是钟发镇，一个坚定的老红军、一个质朴的老农、一个普通的战士和一个慈祥的老者……
12岁当红军的“娃娃兵”，爬着“飞夺泸定桥”！
在大名鼎鼎的“将军县”兴国县北边3公里，有一处草木葱茏、山明水秀的小村庄，这里就是毛主席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的苏区模范乡——长冈乡。
1920年，钟发镇就出生在长冈乡长冈村。
1932年，年仅12岁的钟发镇已经读了几年小学，他就读的小学叫做“列宁小学”。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同班同学，也和他同村，要去参加红军，鼓动钟发镇也去参军。钟发镇受了几年苏区生活的熏陶，对红军生活十分向往，就欣然同意了，两个人兴奋地跑到扩红征兵处要求参军。
结果，人家拿刻度线一量，他还不如一支步枪高，不收。钟发镇一再缠着负责征兵的干事，请求人家收下他，结果，征兵干事拗不过这个“江西小老表”，就说：“你去当招呼兵吧！”
所谓“招呼兵”，就是红军后方医院的预备卫生员。于是，他先在兴国医院照顾伤员，之后又在红都瑞金当了半年的医护员，最后被调到位于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卫生员。就在他去于都的时候，长征已经快开始了，而且，他不知道的是，中央红军的出发地，正是他当时所在的于都。
1934年10月，红军跨过于都河，踏上漫漫西征路。
14岁的钟发镇被编入红5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员。
至于为什么从卫生员转成宣传员，钟发镇自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识文断字，上过两年小学，算是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红军队伍中不过学的人可不多，像钟发镇这样的完全可以称为“秀才”！
钟发镇就跟在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身边，他虽然没有干过宣传工作，但很聪明，一点就通，又肯学，不怕困难，因此很快就干出了名堂。他随着老宣传员们在各个部队之间穿梭，号召大家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他们很受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让大家干劲倍增，尽管生活很艰苦、一路上不断打仗和流血牺牲，甚至走到哪里是个头都不知道，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坚持就是胜利，只要跟着党中央，胜利一定会来到！
钟发镇回忆说，当时大家尽管有各种问题，但红军有着铁的纪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宣传员的工作就是稳定部队的情绪，鼓舞大的斗志，帮助扩大红军，为进一步开展斗争进行准备。
红5军团担任的全体中央红军的后卫，可钟发镇在当时并不清楚。开始长征后，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追赶队伍，因为他个子太小了，年纪轻，身体弱，尽管拼尽了全力，还是在大渡河附近掉队了。
他不得不一路找一路问：“老乡，前面有红军通过吗？”
“什么红军？”人家不耐烦地说，“刚刚看到有一群扛枪的叫花子过了泸定桥！”
终于快追上队伍了，钟发镇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步伐不由轻快起来，尽管身上还背着两个伤员的行装。
这时他行走的路简直不能叫路，一侧是乱石穿空的悬崖峭壁，另一侧是惊涛拍岸的大渡河流，稍不小心就可能一脚踏空跌入滚滚的浊流中。
他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跑，钟发镇所不知道的是，他现在所走的羊肠小道正是杨成武率部走过的路，正是这支红军队伍冒雨疾行，一日一夜行军240里，终于飞夺泸定桥，使红军彻底摆脱了身后的追兵。
雨停之后，钟发镇终于来到大渡河边，他傻了眼。
泸定桥既谈不上“定”，也并不是桥，而是13根海碗粗细的大铁索，悬在大渡河两岸的峭壁上。其中两根作为“扶手”，剩下的9根并排在底下。前面的部队通过时已经铺好了木板，钟发镇知道，为了夺取这座关键的“桥”，一定有许许多多红军战士长眠在幽深的河底。
他哆哆嗦嗦来到桥边，就在铁索下面，连日的大雨带来的激流浊浪在脚下轰鸣而过，速度快得吓人，激起巨大的浪花，声音如雷，好像千军万马奔腾。钟发镇站了岸过，头晕目眩，镇定了很久才准备过河。
但这时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太矮了，根本够不到作为“扶手”的铁索！
钟发镇站在河边发愁，好不容易赶上来了，总不能留在这儿不过河吧？可是，这河怎么过呢？
情急之下，钟发镇急中生智：站着不行，趴着行不行？
于是，万里长征中唯一的一个情景出现了，一个红军小战士趴在架设了木板的铁索上，以手代脚，以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过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
像这样“飞夺泸定桥”的，钟发镇是“史上第一人”！
钟发镇就这样随着队伍一路前行，等他追上红5军团政治部的时候，已经是在大雪山的脚下了，这是红军长征路过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
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一眼看到了钟发镇，狂奔几步，一下把钟发镇抱了起来，他以为再也看不到他了。
翻过大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一片欢腾，钟发镇看什么都好奇，红四方面军的军装和中央红军有一些不一样，这使他观察了好一阵子。
两军会师以后，钟发镇随左路军来到阿坝，1935年11月，他接到命令，到红军总部1局2科，学习无线电技术。从卫生员到宣传员，如今又从宣传员变成了译电员，钟发镇心情激动，本来让他第二天去报到，他当夜就赶了过去。
有好几份给贺龙、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的电报，就是经钟发镇之手发出去的。
被编入西路军，亲历古浪血战！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钟发镇被调往红9军，1936年11月13日，他随部队占领了古浪城。
钟发镇没有想到，在这个西北小城、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他亲眼见证了红9军折损近半，眼睁睁看到9 军参谋长陈伯稚血洒古浪城！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和他在长征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杨克明也在离此不远的高台永远闭上了眼睛。
古浪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谁占据了古浪城，谁就拥有了控制河西走廊的主动权。马步芳听说古浪失守，大发雷霆，要求限期夺回。
红9军只有6500人，枪支更少，只有2500支，而驻扎在城外的马家军足有两万多人，他们给养充足，武器先进，尤其是凶悍的马家军有来去飘忽的骑兵，极难对付。
白天的枪炮声逐渐沉寂下来，入夜的古浪城奇寒无比。
红9军政委陈海松不断踱步，不断询问钟发镇：“徐总指挥有没有什么指示？”
钟发镇也在密切关注着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示，但一整夜了，什么也没有发生。陈海松把一件军衣披在瑟瑟发抖的钟发镇身上，拍拍他的脑门，走了。钟发镇明显感觉到这几天政委苍老了许多。
接下来又是几天的血战，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部队损失极大，18日中午，马家军用6门山炮轰塌城墙，攻进了古浪城。
下午6点钟左右，钟发镇看到了令他永生不能忘怀的那个悲壮的瞬间：就是军参谋长陈伯稚率通信连左冲右突想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的头部，参谋长一头栽倒在地！
亲手翻译“西安事变”的电文交给李先念。
古浪战斗之后，钟发镇被编入李先念任政委的红30军，仍然是译电员，从此开始了他跟随李先念的这段短暂而难忘的日子。
当时条件极为艰苦，一是因为随时要应对极为野蛮和凶悍的马家军的进攻，二是因为物质条件太差了。全军只有一台发报机，两个译电员，一名勤务员。
钟发镇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36年的12月12日，正当红30军和马家军激战正酣的时刻，他接到了一份来自陕北的密电：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发动兵谏，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抗击日寇——“西安事变”发生了！
钟发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电报没有全部译完，他就朝着看作战地图的李先念大喊：“政委，老蒋抓起来了！”
话音未落，一颗炮弹落在指挥部的门口，钟发镇和另外一名译电员想都没想就扑在发报机上，当时全军只有这么一个电台，全靠它和中央保持联系。爆炸过后大家起身，发现只是房屋门窗被炸毁，人和电台都没事。钟发镇连忙把这份长达7页的电报全文译好交给李先念。
据钟发镇回忆，看完电报的李先念在军用地图前站了很久，一言不发。大家看了这个情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以及后来和几晚，敌机都没有再来扔炸弹。
“西安事变”并未对西路军的境遇带来改善，相反，马家军开始了对红军的疯狂进攻。
当时陈昌浩和徐向前都已经离开了队伍，回延安汇报工作。剩余的西路军由李先念统一指挥，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到新疆去。
3月23日，钟发镇向中央发报：“部队已脱离敌人包围，进入祁连山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就在同一天，中央回电同意部队前往新疆。
4月底，这支仅剩600多人的队伍在李先念的带领下来到甘肃西部一个叫“白墩子”的地方，马上就要进入新疆了——这个“白墩子”显然不是位于白银的的“白墩子”，否则地理位置就不对了——这时马家军的2000多名骑兵又围了上来，他们机动能力和战斗能力都要远超人困马乏的红军，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
根据钟发镇老人自己的回忆：“当时，我才17岁（虚岁），重要的东西由勤务员背着另一位译电员鼓励我一定要紧跟部队，跑出去就是胜利。”
但钟发镇最终没能跑出去，他身体太弱了，又好几天没吃东西，他随着李先念跟在警卫班后面不停地跑啊跑啊，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张张表情狰狞、面色黝黑、满是络腮胡子的大脸，他被马家军俘虏了！
在马家军团长的小老婆帮助下成功逃脱，从此回乡成为一个普通农民！
在敌人的堡垒中，一个马家军的团长审问他：“哪里人？”
“兴国人！”
“干什么的？”
“卫生员。”
他没敢说是译电员，因为译电员知道许多核心机密，敌人不会放过他的。
巧的是，这个团长的父亲正在生病，一听钟发镇是卫生员，懂基本的医疗知识，就和另外两名被俘的红军女战士被送到了团长在西宁的家里照顾老太爷。更巧的是，团长的小老婆正好是樟树人，是钟发镇的江西老乡。兴国离樟树不算太远，不到300公里地，一个赣南，一个赣中，在遥远的青海两人见面，在那个时代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许出于同乡之谊，团长的小老婆对钟发镇还算不错，于是他和两个红军女战士就留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
后来，马家军下了一道命令，红军战俘不能留在军官的家里，一律统一分配。钟发镇就这样被送到工兵营进行重体力劳动，在那里又待了一年多。
有一次，工兵营的军需长官要到西宁去公干，带了干活踏实人又机灵的钟发镇一起去。到了西宁，钟发镇对他说曾在那个团长家里照顾过他的父亲，两年时间产生了感情，想借机去看看老太爷，军需官就同意了。
但发镇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军需官急了，去那个团长家搜查，幸亏团长的小老婆把他藏在衣柜里，才使他逃过一劫。这个小老婆还算仁义，找当地的保长开具了一张路条，正是凭着这张路条，钟发镇才一路有惊无险地靠乞讨回了兴国县的老家，这一路整整走了4个月！
当年他离开兴国的时候是1934年的10月份，他在外面经历了长征、西路军和被俘等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41年了，7年过去，物是人非，钟发镇感慨了很久。当地的镇长人不错，在他的保护下，曾经当过红军的钟发镇并未遇到什么麻烦。
回家之后，令钟发镇感动既惊异又欣喜的是，长征临走前他父亲为他订的娃娃亲对象一直没有结婚，一直在等他，于是从生死线上爬回来的钟发镇很快和她结了婚，有了一个美满的家，从此过上了普通农民的日子。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近40年。
在这40年里，钟发镇除了当农民之外，还干过石灰厂厂长，当过民兵连长。随着岁月的流逝，皱纹爬上了他的两鬓，他慢慢老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西路军经历，钟发镇给李先念写信。
回乡之后，有段日子钟发镇过得很艰难，有人质疑他为什么离开红军，他们不相信他说的话，因此钟发镇受了不少磨难，还挨了打。
其实，从马家军手里逃出来之后，他不是不想到延安去，只是到黄河边的时候，敌军尚沿河把守，他根本过不去，无奈之下才回到家乡。
1973年，无奈之下的钟发镇想到了自己的老领导，他希望已经是领袖人物的李先念能为他说句话，于是就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挺长，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描述收到“西安事变”译电的细节。
其实钟发镇也没有奢望能够得到李先念的回音，毕竟他现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信能不能看到都很难说。
但让钟发镇没有想到的是，李先念不仅收到了信，还在阅读之后立即回忆起了钟发镇在信上说的那里细节。
于是，钟发镇所说的一切被承认了，民政部门也恢复了他作为失散红军的待遇。
钟发镇说：“我这辈子当过红军，打过仗，还当过领导（指石灰厂厂长），知足了。人该懂得知恩图报。”
钟发镇老红军的事迹被外界得知之后，经常有媒体来采访他，一时间老人成了大忙人，他经常对新闻记者们详述那个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事。
2016年7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忘初心再长征》栏目组找到了他，在采访中，钟发镇讲到了一个细节：在过草地的过程中，遇到了条50多米宽的河，因为他个头太矮小，怕被河水冲走，于是机灵的他拉住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骑着的马的尾巴过了河。
这个事情他很少对别人讲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说，他这是第一次听说。钟发镇最喜欢对别人讲的，就是为李先念译电文的事情。
一年之后，又有记者来采访他，这时钟发镇已经卧床不起，一周之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8岁。
他的儿媳妇李三凤说，在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老人的身体就不行了，长时间陷入昏迷，但有一次缓过来的时候显得很清醒，把儿孙们都叫到床前，像交待后事一样，说自己已经不行了，命不长了，要他们以后要好好做事，学好样，别学坏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