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翻中国历史，任何一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都会根据上一朝的弊病确立一些国策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产生新王朝、新气象。这些国策立竿见影地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多数王朝在经过五十年左右发展即可进入盛世，同时立国之初的国策也开始越来越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甚至被少部分人利用为牟利工具，于是朝廷开始逐渐陷入困境。由于古代没有互联网，皇帝的信息来源虽然不能说是基本没有吧，也只能说是闭目塞听。各级官员的汇报材料有多少真实性，如何核验真实性，百姓的真实疾苦有没有体现，都远不如今日。
此时皇帝有两个选择，一是锐意进取搞改革，二是摆烂等死当昏君。
先说前者，中国历史上推动大规模改革的君主屈指可数，说起来也就是秦孝公和汉武帝。后世的君主确实有改革壮举，但是多数改革并没有给王朝注入多大活力，因此在历史上往往是昙花一现。
比如张居正改革，在张居正死后几乎全面叫停，根本没能阻止大明王朝一路跌向灭亡。而近代洋务运动，推行中一直磕磕绊绊，少数几个成果淹没于腐败的清廷中。
更有王安石变法，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在后世的评论中基本是个笑话。
推行这些失败改革的君主，比如慈禧太后、宋仁宗，在大多数人眼中也都是笑话。
也有些君主致力于搞改革，不相信官僚体系的虚假汇报，但最终被官僚体系禁锢在皇宫之中，甚至上演“禁卫军继承法”，而在史书上被记载为不听官员直谏的昏君。
改革往往是外力刺激的。比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基本是晚几年变法秦国就有灭亡可能。汉武帝则是内有七国之乱，外有匈奴叩关，如果不尽快改革，大汉王朝有提前几百年上演晋朝衣冠南渡的风险。
没有这些外力作用，君主几乎看不到王朝的危机。因为各级官员一定都会把汇报材料写得美美的，让皇帝感觉太平盛世，到处都是祥瑞。出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个别官员不尊祖制，有违道德。
如果外力的施压恰到好处，让整个权贵体系意识到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威胁，那么他们或许会暂时对改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力施压再猛一点，王朝直接灭亡。施压少一点，权贵觉得不是自己的事情，甚至更愿意资助“闯王”。
由于改革成功是小概率事件，难度极大，搞不好就被官僚体系把自己搞没了，所以更多的帝王选择摆烂等死当昏君。反正王朝灭亡也不是一天两天，下面官员告诉我没什么大事情，不如有生之年多陪陪倾国倾城的爱妃。
其实西欧也一样，政权自我更新是小概率事件，更多的改革都最终要用流血和暴力来解决，要么就是战争已经对整个权贵阶层清洗一番，比如法国完成中央集权改革是建立在百年战争英国几乎把法国原有贵族屠戮殆尽的基础上；德国新教改革则是经历了三十年战争；英国光荣革命前面一百年内战不断。在西方世界，推行改革真如谭嗣同讲的一样，无不从流血而成。
与农耕社会时代的王朝不同，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外部强敌环伺，搞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对改革和不断改革的需求是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
但是我们看世界上有几个国家通过自我改革真正实现国家进步？几乎是没有。我们隔壁的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陷入人口老龄化危机，高速增长日子一去不复返，年轻人躺平混吃等死。西欧国家死气沉沉，推行的所有政策都是对bug的小修小补，再也看不到凯撒、拿破仑式的壮举。
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面临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搞不好就是第二次内战。但是美国的制度优势就在于政权可以合法地在不同发展理念、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中任意切换，并且可以对前面领导的政策进行全面性否定和推翻。每一次总统大选就是一次社会力量的重新洗牌，也是社会情绪的集中释放，也是一次改革的机遇。当然，美国的建制派政客也在利用制度维护自身利益，逐渐使美国政治体系僵化。川普的出现，将美国政治体系僵化的问题引爆，而今后社会改革会走向何方，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都是难以预料的。
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和平方式成功推行大规模改革，并且安全落地的政治家。这个成就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我的校友张五常给的评论是：“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
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魄力，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最高境界的智慧。
邓小平的伟大，体现在尊重人的本真和常识，接地气，高度重视普通百姓的利益。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伟人，而是实事求是地做自己作为中国领导人该做的事情——给民族找出路！他没有效仿秦皇汉武开疆扩土，却实实在在给中国人民开拓了发展的高速公路。一个人的智慧不是表现在外在的精明，而是体现在最深层次的行事逻辑。而邓公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务实的道路，不拘泥于条条框框，这是多么稀缺的智慧。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毒利观点是一家敢思考、敢说出来的独立研究机构，带给读者跳出条条框框的思维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