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韩先楚在东湖养病的某一天，他拄着拐杖来到秘书姚科贵的房间，说：“姚秘书，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把你给耽误了。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耽误你了……”

姚科贵连忙说：“您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我付出的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姚科贵从1967年开始担任韩先楚的秘书，一干就是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姚科贵跟随韩先楚深入基层，办理他交代的事情，照顾他的生活，两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了……

韩先楚

1986年韩先楚临终前，曾亲自给余秋里打电话：“我的身体快要不行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秘书，还请你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众所周知，这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向来公私分明，从不会搞特殊，那么姚科贵究竟做了怎样的事？能让韩先楚“破例”？

许世友评价韩先楚：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韩先楚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当过放牛娃，也学过篾匠，还在武汉做过短工。1927年11月，韩先楚参加了家乡的农民协会，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

1930年10月，韩先楚加入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共产党。从1931年开始，他历任独立营、团的排长，在黄陂、孝感等地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4月，为了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曾担任副连长、连长等职务，直到随军长征抵达陕北。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突破敌人的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附近，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由于该地距离平汉铁路和汉水都比较近，再加上敌军重兵压境，难以在此立足发展，于是军长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当时已经是11月下旬了，天气寒冷，而红军战士们却穿着单薄的衣服，粮食和水源也十分稀缺。11月26日下午，红25军准备从方城独树镇突过许南公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遭到敌军的阻击。与此同时，敌“追剿纵队”第5支队和1个师紧随其后，形势严峻。

红25军发现敌人的时间比较晚，因此陷入被动，再加上战士们的衣服都被大雪浸湿，有的战士的手指都被冻僵了，有的连枪栓都被冻住了。敌军见状连忙发起进攻，从两翼包抄。红25军被迫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

在此次战役中，韩先楚率部打得非常勇猛，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成功将一个重要阵地守住。在战斗中，他从通信员的身上抽出一把大刀，然后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冲啊！”在韩先楚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和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最终，红25军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事后政委吴焕先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1936年5月，担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率部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在路过宁夏定边的时候，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依靠坚固工事，固守在城内不敢出来。韩先楚先是骑马绕城转了一圈，然后说：“敌人害怕我们将其歼灭，只要我们将城攻下便可！”

就在韩先楚率部准备攻城的时候，彭德怀突然给他发来电报：“不要恋战，不要攻打定边，继续绕道前进！”韩先楚不想放过这一机会，于是不顾彭德怀的命令毅然下令攻城，后果真将其攻下。

在攻克盐池县城的战斗中，红78师又歼灭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700多匹战马，他也受到红军总部的夸奖。

1946年2月，韩先楚被任命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10月，韩先楚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开始前，由于发现敌军的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指挥员对打和不打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韩先楚率领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他力主作战。最终经过商量和研究，第4纵队决定和敌军作战。战役中，在我军屡次攻打不下且部队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便打算撤离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韩先楚力排众议：“现在我们艰苦，敌人也同样艰苦，甚至要比我们还要艰苦！”韩先楚看出了敌人的破绽，他当即向指挥部建议：

“应该将纵队的各种火炮都组织起来，用榴弹炮和迫击炮向山后的敌军预备队射击，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进行强攻！”

在韩先楚的建议下，第4纵队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最终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一个精锐师的成绩。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嘉奖电报。

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由于韩先楚指挥的部队作战勇猛，攻无不克，因此被称为“旋风部队”。

1950年4月，韩先楚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的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用帆船渡海作战取得了胜利，成功解放海南岛。

罗荣桓

当谈及海南岛战役的时候，罗荣桓曾对陈云说：“海南岛战役是不好打的，但我们却打得很好！我们使用的部队是12兵团和15兵团各一个军，由15兵团全权指挥。在战役指挥方面，韩先楚同志起了主导作用……”

韩先楚是一位职业军人，当罗荣桓询问他要去哪里工作的时候，他主动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去打仗的地方锻炼吧！”最终他放弃了舒适安定的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务，选择去赴朝作战的13兵团担任副司令员。

韩先楚不仅是我军的骁将，还是一位党性强、骨头硬的共产党员。许世友曾这样评价他：“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既然韩先楚的性格是这样的，那么他为何会为自己的秘书“走后门”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来到韩先楚身边工作

姚科贵1950年12月参军，1957年被分配到福州军区28军83师29团工作，1965年又被调到福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工作。

1966年东，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于智启让姚科贵和他一起组成工作组，到闽侯县武装部调查研究、整顿领导班子。工作结束快要撤离的时候，于智启突然叫住姚科贵：“小姚啊，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调你去司令员那里当秘书。”

韩先楚（右一）、姚科贵（右二）

姚科贵没想到组织会下达这一命令，他当即说：“于部长，不管是从资历、能力，还是从水平方面看，我都不行啊，恐怕难以胜任这一重任，还是选其他同志来吧？”

于智启说：“这是党组织经过考察研究后决定的，你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啊！好了好了，你就等通知吧！”

1967年春节过后，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同志姚科贵去韩先楚司令初帮忙工作。军区党委担心姚科贵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便派办公室主任史明找他谈话。

史明一见到姚科贵就说：“姚科贵同志，这是党组织经过了解后作出的决定，不是贸然提出的。这说明是对你能力的认可，你就不要担心了！”

姚科贵还是没有说话，史明见状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项工作并不难，你细心认真一点就可以，韩司令很好相处，你也不用担心哪些地方会惹到他。”

姚科贵点点头，说：“您放心吧，这些我都知道。”史明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说：“做这个工作不会很轻松，你也要在工作中勤奋学习，刻苦磨练，增强自身的本事才能担当重任！”

姚科贵知道史明是为自己好，他用力的点了点头，说：“史主任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967年4月，姚科贵来到韩先楚身边工作，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一干就是20年，直到韩先楚逝世。

姚科贵第一次见韩先楚，是在1966年5月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上。那个时候姚科贵是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被派去作会议记录。据姚科贵回忆说：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韩司令给我留下的敌意印象，他中等身材，腰板挺的很直，留着一个寸头，额头略微向前凸，讲话时声音格外洪亮。我还注意到他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第一、二关节弯曲伸不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当年在红25军当连长时，在一次作战中被敌军的子弹击中左臂留下的后遗症。”

韩先楚是1957年9月被中央调到福建前线，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他到福州不久后，就将家安置在军区战时指挥所的坑道口外。坑道外面还有一个平房，这里是他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在追随韩先楚在福州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姚科贵就一直在那里办公。

韩先楚一直都关注着海峡东岸的情况，除了认真阅读内部关于台湾的情报资料外，他还会让姚科贵到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订阅一些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纸。

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电视接收设备，因此福州军区情报部里唯一一台电视派上了用场。韩先楚让姚科贵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利用晚间时间，到福州北峰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接收信号，没想到果然收到了台湾的彩色新闻。不过由于这种了解外界的方法既费时又费力，几次之后姚科贵等人就不再坚持了。

韩先楚是从战火中打拼出来的将领，他的事业心很重，作风严谨，实事求是。他不喜欢大而化之，不管是讲话还是作报告都强调言之有物，不喜欢套话。

为了抓好福建经济建设，首先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韩先楚强调说：“深入实际搞调研，就要先把家底子给摸清楚。”他不仅对各地、县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要亲自走、亲眼看、亲耳听、亲身知。

那几年是韩先楚参加会议最多的几年，除了省革委会必须要开的会议外，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轻车简从，亲自到基层调查研究，重视第一手资料。韩先楚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时候不喜欢事先安排行动，而是想到什么看什么，这样才能看到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情况。当时姚科贵跟随韩先楚跑了足足20多个县市。

韩先楚还十分注意“灯下黑”，只要他在福州，总会抽空到农村、接到等地方巡查。他有时候为了了解一些细节情况或者是及时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让姚科贵去办理一些事情。

1974年1月，韩先楚被调往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在任职期间，他曾13次看地形下部队、登高山住边防，走遍了各部队和陕甘宁青新许多战略要地。

当韩先楚到内蒙古策克边防站视察的时候，曾提出要在边防连住一个晚上。但当时有规定，军队的高级干部是不能居住在边防连的，后来经过再三请求，叶剑英这才同意他在边防连居住一个晚上。

在边防站视察期间，韩先楚发现这里的水和蔬菜都十分短缺，于是他要求凡是到边防站视察的军队干部，一定要自己带蔬菜，不能吃连队的蔬菜。除此之外，韩先楚还命令连队勘探打井，尽快解决部队吃水的问题。

1980年，韩先楚调任中央军委常委，不久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军委总部机关，到成都、昆明军区部队，再到湖北、四川等地农村，韩先楚一次次走访基层，和基层的群众干部交流谈心，知道群众最真实的想法。

姚科贵在跟随韩先楚深入基层的时候，都会认真了解当地的情况。在他20年的秘书生涯中，姚科贵记录工作情况的笔记本足足有90多个，还做了很多资料卡片……

韩先楚请余秋里给姚科贵安排工作，结局如何？

秘书工作的重要部分就是文字工作，韩先楚的文稿，除了军区党委和省委工作总结讲话等以机构职能部门为主起草外，其他的都是姚科贵的工作。从1970年到1983年，姚科贵共起草文稿200多份，大约有100万字。

韩先楚的思维十分活跃，而且记忆力很强，因此姚科贵在为他起草文稿的时候必须反复核对，少则修改两次，多则修改5次以上。韩先楚晚上睡觉前也会思考问题，当他知道姚科贵还在写稿，就会打电话或者亲自到办公室面谈，和姚科贵谈自己的修改意见。

韩先楚在中央开会时需要的演讲稿总是很急，因此姚科贵每次跟着他去中央开会，姚的大脑神经都会紧绷着，不能有一丁点的懈怠。

姚科贵除了在工作上帮助韩先楚外，也会在生活上帮助他。

1981年冬天，韩先楚带着姚科贵等人回到故乡，这也是他第三次回故乡。当时北风嗖嗖，韩先楚的身体又不好，所以姚科贵劝他：“首长，要不咱们还是改天再去吧，这几天的天气都不是很好。”

韩先楚归家心切，他摇了摇头说：“谁说不能去的，你们留在这里就好，我自己去！”说完披上大衣就走，姚科贵见状连忙跟了上去。

不久后，韩先楚等人来到新集镇，公社干部早就在此等候。韩先楚先是和公社干部一一握手，然后说：“这里距离我家只有四五公里，雪天难走，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我就走回去吧！”

还没等姚科贵反对，公社的领导干部先说：“这怎么能行呢？现在雪下的这么大，怎么能让你走路回去呢？”最终在大家的不断劝说下，韩先楚同意在公社办公室接见乡亲们。

韩先楚率先接见的是闵永进和吴海洲，他一见到两人就向他们问好，然后关切地问：“这些年你们还好吧？日子过得可比之前好点？”吴海洲点点头，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熟悉：“好啊好啊，眼下乡里都富起来了，你不要担心，你就安心当大官吧！”

韩先楚和两人聊了一会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站起身说：“走走走，快点走，我们回去看看，看看乡亲们的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就这样，闵永进和吴海洲带着韩先楚回到了家乡。

一进村，吴海洲就喊：“乡亲们快出来啊，韩司令回来看我们了！”吴海洲话音刚落，乡亲们纷纷来到韩先楚的身边，簇拥他到吴海洲的家里。

吴海洲的妻子见韩先楚来自己家里，连忙起身收拾，可是不管怎么收拾家里还是乱遭遭的。当韩先楚看见吴海洲妻子身上的补丁，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韩先楚患有心脏病，顿时心绞痛了，他连忙用一只手捂住胸口。一旁的姚科贵见状连忙提醒他：“首长，首长，硝酸甘油在您上衣口袋里，您快拿出来含一片！”可是韩先楚在乡亲们面前硬是拿不出来……

回到县城后，韩先楚让姚科贵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他的命令：“火速向红安县调拨5万件旧的军大衣！”姚科贵听后看了韩先楚一眼，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首长，这笔钱从哪开支？”

韩先楚大手一挥：“没地方开支，就从我的工资里扣，我工资不够，就从我儿子、孙子、子子孙孙的工资里扣！”姚科贵知道韩先楚这是生气了，连忙答应下来去打电话。

当姚科贵将电话打完后，韩先楚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你知道吗，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过一次，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之前不叫红安，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红安人民将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都奉献给了革命。如今这5万旧军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愧对红安的父老乡亲们啊！”

姚科贵听后沉默了，他理解韩先楚对故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也理解韩先楚刚刚为什么会如此生气……

姚科贵在韩先楚身边工作了20年，刚开始时他很年轻，身体素质也好，但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再加上意外事故，姚科贵病过几次。每次姚科贵生病，韩先楚都十分关心，除了细心询问外，还会强迫他休息，并派车送他去医院检查、治疗。

在韩先楚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其间有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但韩先楚不舍得姚科贵离开。因此每当有调动工作的机会，姚科贵都会拒绝，然后继续留在韩先楚身边工作。

1985年，韩先楚的肝癌加重，经过组织同意决定去武汉东湖疗养。在这里除了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丰富的疗养生活，能够转移韩先楚对疾病的注意力，缓解他的急躁郁闷情绪。

在东湖养病的某一天，韩先楚拄着拐杖来到姚科贵的房间，说：“姚秘书，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却把你给耽误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不能再耽误你了……”

姚科贵听后十分感动，他哽咽道：“您当年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更是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我这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余秋里

1986年的一天，韩先楚主动给余秋里打电话：“余秋里同志，我的身体快不行了，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我的秘书姚科贵。你也知道他工作能力很强，所以我想请你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余秋里知道姚科贵在韩先楚身边工作多年，也知道他能力很强，于是说：“您放心吧，我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职务，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养病，不要想这些事情！”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因病逝世，享年73岁。值得一提的是，在韩先楚去世后，姚科贵被组织安排进入解放军装甲兵指挥学院工作，并于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