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道德至上好还是法治至上好？

先从讨论热度最高的明朝说起，而谈论明朝又少不了张居正这个人物。甚至在《明朝这些事》中当年明月直接盛赞张居正“千古唯此一人”！其一手推动的万历新政改革，迎来了一段短暂地中兴局面，虽然最终以失败的结果告终了，可仍使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一抹辉煌，为明朝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伴随张居正的负面评价也足以装下一箩筐，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首辅大臣，按常理来讲应该为世人所称赞。为何还会招致如此之多的负面评价，原因就在于张居正本人的私德问题。一些人认为他玩弄权术、纵欲过度等。但张居正作为一位担负重任的政治家，评价和衡量的标准应为是否为国为民作出贡献，不在于作为之外的一些细枝末节。

若大有作为即使私德低下又有何妨，若碌碌无为纵使私德高尚又有何用。不过世人似乎要求很高，看不得其有瑕疵之处。

在此，我想起了大钊先生的一句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古代士人对道德有着崇高追求，因此在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出身卑微却心怀百姓、有济世安民之志的圣人，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然而，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我们当然向往崇敬孔孟那样的圣人。

但在中国历史上像孔孟一样的圣人却是少数，尤其是在乱世中如昙花一现般难得。大多数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达到孔孟一般的境界。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去生活生存，我们需要与人交流沟通，需要面临生活的柴米油盐，需要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为生活奔波辛劳！面对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需要妥协低头。

因而，在古代对封建礼法道德的畸形追求，扭曲了人的天性，束缚了人的思想。明明是自己内心不愿意的为了所谓的德行也要作出心甘情愿的样子，古代有多少贪官污吏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处处孔孟之道实际上干着见不得人的事。我在想文天祥誓死不降元朝本应如此，这是忠臣的本分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可为什么值得后世推崇？因为那么多自诩忠臣、标榜圣人的人转瞬之间就为了荣华富贵倒戈相向，这才是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的选择，文天祥怎么不值得推崇！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要生活的，要入世的。

追求圣人道德的境界显然是大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连生存都存在困难的人，怎么支撑其对孔孟道德的追求，这是在强人所难。一个全家困苦的读书人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一方官员，好不容易可以赚钱养活家人了。世人的高尚道德要求不得不使其不顾现实压力，压抑一个作为正常人的生活需要，去追求圣人道德，最后会使其在无形中慢慢变得表面廉洁实则虚伪狡诈，以仁义道德名义用卑劣手段欺压百姓为祸一方。

西汉时贪官匡衡,因为拍皇帝马屁拍得好平步青云，官至宰相后被封侯，划分自家土地时利用手中权力，多占用农民四万多亩。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年幼时为了读书凿壁偷光。

所以我认为啊，不违反法律，不违反公序良俗才是最重要的。实不应该以圣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绝不应该以圣人的道德标准批评每一个人。一个人可以严格要求自己，有着崇高道德追求，但仅限于一个人自身，他人不应该且无权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更不能以道德之名义干涉别人自由，指责绑架别人。就拿让座来说，我们赞扬让座的行为，而不能指责拒绝让座的行为。

在《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孔子为什么会说子贡的行为是大错特错？子贡是一个圣人，这样做是高风亮节，不领取奖励对子贡来说没有任何损害，但会使得其他的普通人不好意思获得奖励，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谁好？我的一己偏见是道德至上是最优秀的原则，法治至上是最实用的原则。讲法治不谈道德是耍流氓，讲道德不谈法治是真流氓。法律是我们必须敬畏遵守的底线红线，而崇尚道德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不懈追求提升自己修身齐家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