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斗争，由来已久，尤其以解放战争时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与美帝的较量最为精彩。下面就回顾这段历史：
从19世纪末起，美国就以极大的兴趣倾注于远东，尤其是中国，但限于当时的实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只能以“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一道在中国分享特权。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与中国的抗日战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它当时在远东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打败日本，其后粉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清除出去，同时借英法陷于欧战之机，将英法在远东的势力抑制到最低点，从而由美国来支配中国，控制整个远东及亚太地区。由此，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基本对华政策。所谓“大国”政策，就是让中国（以蒋介石为核心）与美苏英同为世界四大强国，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远东局势的“警察”。罗斯福曾特别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国”政策和对中共无法以武力消灭的事实，产生了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并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干涉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所曾达到的程度。它对中国的侵略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4年多时间里大致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胜利到马歇尔调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中国战时的盟友，其对华政策面临三种抉择：“(1）完全摆脱一切牵连；(2）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3）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美国没有采取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又不敢采取，因此，美国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即对中国实行反革命两面政策，一方面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另一方面高举“和平”、“友谊”的旗帜，以“调处”为名，使国共双方在妥协基础上联合，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美国采取的实际行动是：
(1）支持蒋介石单独受降，帮助蒋介石占领阵地，与蒋介石共同利用日伪军抵制中共。从1945年12月22日到1946年6月底，美国运送国民党14个军共41个师，另外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54万多人到内战前线。从1946年1月到6月，美国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训练国民党军队15万人。美国还派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来中国，渗入国民党各部队进行控制，协助指挥国民党军队打内战。美国驻华军队，协助国民党防守战略要点和交通线，驻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等地的9万多美军均参加了行动。
杜鲁门曾回忆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
(2）延长《租借法》，递交《军事援华法案》，以援助国民党。按《租借法》规定，美国给盟国的租借物资只供战时打击共同敌人之用，战争一结束，军事援助即应停止。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盟国运送“租借”物资，包括英国、苏联，但对中国例外，自1945年9月起，一再延长。据杜鲁门自供，1946年1月到6月，美国援蒋物资达13.35亿美元，为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两倍。1946年6月14日，得到马歇尔支持的贝尔纳斯国务卿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军事援华法案》，这一法案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蒋介石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旨在使助蒋内战合法化。
(3）马歇尔使华，进行“调处”活动。在开始阶段，马歇尔不得不以“公正”面貌出现，以欺骗中国人民，然而，马歇尔的“调处”方针是很明确的。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提出，“如果蒋委员长不作合理让步，而使政治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放弃支持委员长，接着来的悲剧性的结果，中国分裂，俄国人得到满洲的权利。两者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目标归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马歇尔）是否能继续支持委员长运兵到华北，而这样做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咽下它的尊严和政策。”杜鲁门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或蒋介石不肯作出“合理的让步”，即使责任只在蒋介石，美国政府只能放弃调处政策，而不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继续支持。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VIl，第761-770页。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347页。）
马歇尔调处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一面援蒋，一面又想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这种政策其本身的内在矛盾。1947年1月29日，美帝国主义抛弃了其伪装公正的假面具，宣布撤离其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退出“调处”，采取了更加公开的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4）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和协定。1946年11月，美蒋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之后，又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中美海军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等，直至任意屠杀、奸淫、侮辱中国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
第二阶段，从马歇尔调处失败到1948年上半年。
当时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已不可避免，美国必须在进退之中作出抉择。这时，美国的决策者们把目标明确定为：“尽力阻止中共统治中国”。其实际行动是：
(1）策划拉拢扶植第三势力。这一做法是美国对华总政策的组成部分。马歇尔退出“调处”后说：“我最后的希望是第三方面或许能觅取某种和解的基础，那样比由美国人进行调停更可取得多，因为那将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他还向蒋介石说：“这第三方面的出现是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希望”，应“尽量重视他们，作些让步以建立他们的威信”。美国企图利用第三势力，拉拢他们参加国民党的“伪国大”及其政府，幻想为国民党政府增加一点民主政治的色彩，从而达到孤立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就范的目的。为此，马歇尔抓住和中国小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交谈时的一切机会，强调小党派团结起来并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势力的必要性，并督促蒋介石促成小党派的联合以形成一个自由派政党。马歇尔离华后，司徒雷登又继续了他的工作。利用每一个机会强调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只有经由这种行动才能成功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才能防止浪费自己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援助”。当事实回答了他们的失败之后，他们又寄希望于青年知识分子，然而1947年3月8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总会的行动，又一次宣告了美帝的失败。
(2）重新放宽运送军火的限制。1947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正式发出指示，取消1946年7月29日关于向中国运军火发放许可证的禁令，允许中国政府在美国军火市场进行“正常商业性采购”。同年底至1948年春，美中双方又多次签订合同，美国同意将“剩余”弹药和战斗物资售让给中国。
(3）加强美军顾问团并扩大其权限。顾问团的工作从原来在高层次充当“顾问”，逐级向下延伸，不仅向蒋介石提供关于作战的意见，而且监督美援军用物资的使用，为国民党训练军队，直至直接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讨论。顾问团的人数也从原来的750人扩展为1236人。
(4)1948年4月2日正式通过包括军事援助的《援华法》，继续供给蒋介石政府4.63亿美元之所谓“经济与军事援助”，其中1.25亿元为“特别赠款”，名义上由中国政府自择用途，实际上则供给国民政府采购军需用品和装备。《援华法》的通过，表示美国公开援蒋的合法化。
(5）魏德迈来华，其任务是“建议适应美国的全球计划，并以此为基础，予目前中国政府以有条件的监督与援助”,以便进一步援蒋内战，并借此获得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国。
第三阶段，从1948年下半年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在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对是否继续援蒋产生了动摇，并考虑逐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又不甘心，遂形成了把大陆与台湾分割开的政策思想，把原来“阻止中共统治中国”的政策目标改变为“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阻止中共取得台湾”。这一阶段的实际行动是：
(1）继续扶植“第三种”政治势力，包括国民党在华南等地区的地方势力，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组织反对派，以破坏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抗衡。
(2）唆使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以图取得喘息机会，重整兵力，卷土重来。由于美国不敢公开出兵对国民党政府予以军事保护，于是策动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1月8日照会苏、美、英、法要求4国进行“调解”。苏联政府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认为“居间调解是不适宜的”,“恢复中国之作为民主的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无需外国的干涉。”英国政府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出头。美国只得以“调解”很难“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为辞表示“拒绝”。之后，美国又指使澳大利亚外长提出由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
(3）敌视新中国，在外交承认问题上举棋不定。南京解放，要不要在外交上承认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美国决策者的面前。美国为了“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向他们提供一个商讨与美国关系的机会”,决定让司徒雷登留南京。司徒雷登声称，他将告诉中共领导人：如果中共学苏联，建立一个“极权国家”，就将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将援助中国的反抗运动，“用我们拥有的一切资源重新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6月16日，杜鲁门指示美国国务院，对中共要“极其谨慎，不能对共产党人表示任何软弱”。当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时，艾奇逊给司徒电，称“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艾奇逊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并表示美国将“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新中国建立后，10月12日，艾奇逊给美驻外使馆指示，称美国目前不想讨论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12月，艾奇逊处心积虑地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他对印度大使表示：“民主国家应当一致在承认问题上实行国际性的延缓行动。”当英国准备与国民党政府正式断交并承认新中国时，艾奇逊又对英国大使说：“我们不相信急急忙忙的承认会给承认这一方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所以，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做，美国将不仓促行事。”
(4）建立“防御体系”遏制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使美国统治者感到面临危险，艾奇逊宣称：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蔓延”。为了遏制新中国，美国竭力制造了一个对新中国的包围圈，拼凑了一支妄图抵消新中国在远东影响的“平衡力量”。他们一方面大幅度地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地区对付共产主义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前，第一批给越南保大政权的援助已在途中。
(5）阴谋策划分割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其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削减对大陆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把重点转移到台湾；争取国际支持，实现台湾“托管”等，但这些方案都没行通。1949年10月间，美国政府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于是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当天，美国军方立即要求艾奇逊进一步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加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5月3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交给艾奇逊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应当在台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台湾“中立化”。驻远东的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考虑美国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执行的是区别于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它除了继续使用旧的殖民主义手段（即直接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经济控制）外，还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间接的方法来维持或扩大其殖民统治，因而更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在政治上标榜“和平”、“民主”、“友谊”；在经济上标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在军事上标榜“援助”,“不干涉中国内政＂；在文化上标榜自己“办教育”，“推广慈善事业”，“加深友谊”。然而，这一切，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
他有他的政策，我们就有我们的政策。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来看，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争取美国中立。但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对美国扶蒋溶共、企图不战而控制中国的政策，保持清醒的认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严正的批评、交涉和坚强的抵抗；另一方面，在美国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他与我合作。具体表现为：
针对美蒋加紧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力争和平、民主，同时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对美国的所作所为，中共及时进行了揭露。1945年8月15日朱德为受降问题致美英苏三国说帖、11月3日新华社发表《美军武装干涉我国内政真相》、11月4日朱德向魏德迈抗议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1月6日新华日报社论《美军应立即停止参加中国内战》，指出了美国正在积极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要求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重申为了保持中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希美国立即采取妥善步骤，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均由美方负责。
针对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表示欢迎。对于马歇尔在调处前期的一些活动，取得的最初成果，如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五项协议的达成，《整军方案》的出台，接收赤峰和多伦的公允解决，限定国民党向东北运兵数额等，中共均给以肯定的评价。中共在战略上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术上承认马歇尔调处的“公正”，从而在谈判中为自己争取了有利的地位。在马歇尔调处的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愈来愈需要加强中国的实力地位，因此加紧援蒋内战。中共对此加以批评和谴责，指出：“美国政府有两个政策，一个是援蒋内战，这是基本的一个，一个是劝蒋停战，这是陪衬的或装饰的”，由此，蒋介石“接受了美国的大炮而轰走了美国的鸽子。”虽然如此，中共对美国仍然力争，只要美国尚未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就不和他弄僵。至于对马歇尔本人，中共还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留有余地。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使之在客观上产生有益于中共的政治效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批判美国的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揭露和抗议美国的全力援蒋内战政策，组织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进行独立自主的斗争。具体表现为：
针对美国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以及鼓吹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论调，毛泽东提出了3个主要的理论观点：（一）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也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时，“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三）“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毛泽东的上述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反对了那种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不敢斗争的错误思想。
针对美国的扶蒋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给予揭露和抗议。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援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时，又指出美国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的力量，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毛泽东强调：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周恩来代表中共及解放区1.4亿人民，于9月14、15两日，连续致马歇尔备忘录两件，反对美国对国民党援助，致使中国内战空前扩大，并通过马歇尔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美国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冻结剩余物资，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12月28日，周恩来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政府这种露骨的援蒋内战政策，其目的在想压服中国人民，将中国完全变成美国附庸。”“从最近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及美国军事顾问团与各种军事训练的协定看来，即可证明蒋介石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是与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相适应的。不管杜鲁门如何强辩，说美国政府‘避免牵入中国内争’，实际它已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鼓舞者。”这种揭露和批判，实际上又动员了人民起来斗争。
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威廉士•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此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在中共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全国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爱国民主运动磅礴全国之时，中共中央又及时地发布了《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蒋运动的指示》，指出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这标志着全国性的高潮已接近。中央要求全党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美帝国主义要和蒋介石共同统治中国，蒋介石要独裁，而中国人民一定要反帝反封建，这三条都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革命高潮就不可避免。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一方面继续与之开展斗争，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反对美国援蒋内战及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美国援蒋政策的动摇，注意在对美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尽可能减少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194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美帝对蒋介石的每一援助，要动员国内外人民起来反对，来阻止或减少他的援助。利用美帝内部及美蒋之间的每一矛盾，来动摇和推迟他的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既便于逐渐提高人民觉悟，形成反美斗争力量，又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蒋介石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确定了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一）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必须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决议》还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减少。（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确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新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一方针的目的是甩开历史的包袱，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急于得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承认，不急于和他们建交，而是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加以清除，以免留下他们阴谋活动的余地。
为了贯彻上述基本原则和方针，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下各项政策和措施：
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趁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进军战略。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很快解放了南京。5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意见》，指出：第二野战军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28日，军委又发出《关于预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对策》，其要点是：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袭击和扰乱我后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正确部署下，自渡江战役起，半年内，连下上海、青岛、福州、广州等地，完成了上述战略任务。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扩大和巩固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针对美蒋的和平阴谋，1948年7、8月，中共中央就曾多次告诫全党，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国民党统治区一部分人民中尚存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发动假和平运动，以便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中央指出，在这一活动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之内，避免彻底的改革。也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倒蒋之后会有和平。因此中央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应笼统地反对和平，而应根据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不断地揭露美蒋阴谋，有说服性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使群众不受骗，并利用各种矛盾分化反动统治者，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正的和平运动。中央强调，必须注意，对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我们就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党的原则是既要保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又要保证一个包括全民族极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文，揭露了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严正地向“民主个人主义者”敲起了警钟，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共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6月和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扩大了统一战线，澄，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在外交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即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须实现，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个原则反映在处理外交关系的具体政策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对一切外侨和外国领使馆人员首先是英美外交人员进行保护，在军事上不挑衅，对外国军队和军舰，不主动进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避免同外国发生冲突，避免扩大事端，不给他们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鉴于当时大多数干部和党员都来自农村，缺乏外交经验，因此，在对外事务方面，党中央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外交决策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负责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联系，尽管我们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但不拒绝同他接触，尽可能地坚持了对美政策的灵活性。毛泽东于4月28日电示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交的问题。过了两天，中共又通过《李涛声明》把这一精神明告给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便于和司徒雷登接洽，中共还派出了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的黄华出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并特别指示他，接洽时不要拒绝司徒雷登要想继续出任驻华大使的愿望。当得知司徒雷登欲赴北平谋求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会晤时，中共又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于6月16日写信给司徒雷登，并由黄华于6月28日会见司徒雷登，向他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同意他去北平的意见，并表示，如去，一定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此行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了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表明了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倾向。
在思想上，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美国《白皮书》展开了批判，从思想上对美帝国主义长期散布的恶劣影响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同时也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所抱的幻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也对《白皮书》展开了广泛评论，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对《白皮书》的批判，加强了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同美国的影响拉开了距离，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在解放战争各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其所以正确，根本之点在于它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愿望。中共通过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揭示了美国侵略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揭示了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欺骗性和侵略性，从而教育了人民，动员了人民，终于打败了美蒋反动派，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战胜任何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