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时代的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有哪些著名的思想论断？为何被评价为伟大的教育家？今日，让我们一起了解朱熹传奇的一生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为官：“视民如伤”“以人为本”
朱熹出生于南宋初年，他天赋过人，“幼颖悟”，是个“逢考必过”的少年。朱熹18岁中贡生，19岁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
青年朱熹来到同安上任，就职之始，就在官署大堂上悬挂了一面“视民如伤”的牌匾。
“视民如伤”出自《左传》中陈怀公与逢滑的一段对话，陈怀公问：“国胜君亡，非祸而何？”意思是，国家被敌国战胜，国君逃亡，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逢滑回答：“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我听说国家想兴旺，就要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这就是它的福德；国家想灭亡，就把百姓当作尘土草芥，这就是它的灾祸。
朱熹初入仕途就将“视民如伤”公开悬示于众，不仅是一种为政宣示和对自己的提醒，更是以此接受百姓们的监督。《宋元学案》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体恤乡里百姓，上书减免赋税，重视乡村教育，筹款整修县学。他政绩突出，深受乡民拥戴，3年任期结束，“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官名）。他到任时逢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朱熹不仅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还积极向朝廷争取减免税赋。由于措施得力，百姓“多所全活”。这时，浙东地区也发生了灾荒，朱熹因为救荒有方，朝廷命朱熹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还未到任就给各地州郡写信，召集米商，免除他们的商税，等朱熹到达时，各地商船运来的粮食已经聚集了很多。朱熹每天都深入乡间考察灾情，《宋史》记载朱熹“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也就是在乡村考察时一律单车独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雷厉风行，也以此要求属吏，有的官吏受不了而“至自引去”。对于丁钱、役法等规定，如对百姓不利，朱熹都整理出来加以革除，同时制定规划，为百姓做长远打算。朱熹在浙东虽然时间不长，但政声远播。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受诏赴经筵讲义，因此引起了权贵妒恨，皇帝以“朱子迂阔”为由，将在朝仅46天的“帝王之师”朱熹逐出御前经筵。第二年，皇帝又听信反儒道的朝臣谗言，将儒道视为伪学，下旨罢免朱熹祠职。
为师：将山水之美与教育紧密结合
朱熹仕途并不顺利。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战派”，得罪了朝中主和的权臣，朱熹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朱熹服膺儒学，平生有志于游学、讲学，对官场并不热衷。朱熹从开始为官至去世前的50多年间，仕途经历时断时续，中间曾以各种理由辞官。
朱熹一生除了讲学著述，很大一部分时间就去游历山水。他在书院或精舍讲学近50年之久。期间只要一有闲暇，便去观光踏青，游山历水。其游历兴致之高，赏察之深，足履之勤，重游之频，可谓与生命相伴，成为其生命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可以为此“足以乐而忘死”。
但他也不是单纯纵情山水，而是将山水情怀与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宋代是我国书院教育体制的盛行时期，作为南宋时期发展理学的集大成者和鼎新书院的著名教育家，朱熹对中国的书院教育体制的发展和盛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先后兴复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并创建了寒泉、武夷、竹林三所精舍。
朱熹在建造书院时非常重视地点的选择，不论白鹿洞书院，还是岳麓书院，朱熹将游历中发现的风景最优美的地方选作院址，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关于筹备（学校）重要问题之一，即为校址之选择；因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而朱熹生活时代距今近千年，在当时已深知自然美的环境对受教育者的重要影响，并且努力为之，实为难能可贵。
朱熹自己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做过详细的记载，从中可见书院的创立，从环境地址的选择、建筑布局的搭配、院舍堂室的命名，到生活设施的安排、讲学气氛的营造，都充分体现了“与造化俱游”，与林泉共乐的山水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
构筑起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华文化新经典。
少年时，朱熹秉先父遗命，拜“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为师，研读《四书》。“五夫三先生”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胡宪更是将长期收集的数十家《论语》解说，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
在他们教导之下，朱熹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研究中心，研读大量学术著作，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熹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
中华文化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选择新的文化经典的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熹身上。
朱熹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他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
朱熹用40年时间“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大学或问》《论孟精义》等与《四书》相关的著作，构筑起包括理气论、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在内的庞大的哲学新体系。
作为文化集大成之作，《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从宋代开始普及，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由此也确立了朱熹在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民出版社读书会”
编辑：倪杰（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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