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正值渡江战役前夕。彼时的国民党军，与斗志昂扬的解放军形成鲜明对比，已成溃败之势，小股溃军四处可见。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88师在为渡江做准备期间，发现一股国民党溃军正沿着宁杭公路行进。经过一番准备后，向该股国民党溃军发起了进攻，这股溃军虽然人数不少，但战斗力极弱，似乎并没有什么斗志。与解放军交战几枪后，便全员投降，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这股溃军属于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被解放军全部俘获后，就要被押送到战俘营。三一二师副师长李长亨知道后，急忙站出来解释道：“同志，我是自己人，董必武同志知道我是谁。”
一名解放军军官听了他的话，讥讽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叫李长亨，不仅是三一二师的副师长，还是党通局的大特务。”彼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很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隐瞒身份，企图蒙混过关的人也很多。
李长亨的身份被识破后，他的举动显然也是被当成了企图蒙混过关的手段。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他被送进战俘营不久，中央军委就发来了电报，让人火速送他到北平去。
这个三一二师副师长李长亨真实身份是什么？难道他真的另有隐蔽的身份，只有董必武才知道吗？即便他真的有隐藏身份，为什么不早点回归队伍，反而是在逃往台湾的途中被俘了，才亮明自己的身份呢？这一切，还要从李长亨的另一个名字黎强说起。
李长亨还有一个名字，叫黎强。但这个“黎强”也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叫李碧光，只不过他一生中使用最久，意义最大的名字是黎强，以至于“李碧光”这个原名，反而鲜有人知了。
黎强是四川省安岳县人，出生于1915年。黎强年幼的时候，并没有接触到进步思想，直到读高小的时候，遇到了他的表哥姚仲蜀。
姚仲蜀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党员，有学识、有见识，忠于革命，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对革命有着自己的一番独到见解。在他看来，革命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文化，这是他对表弟黎强经常说的话。
黎强与表哥的关系密切，深受他的进步思想影响，很小的时候就心中向往革命。1927年，姚仲蜀返回老家开展工作后，还在读高小的黎强，就迫不及待地参与到革命工作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诸如替表哥放哨之类。
黎强虽然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没有忘记表哥的那句“革命需要文化”，高小毕业后，黎强顺利考入安岳中学，继续深入学习文化知识。
1935年，黎强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的求学生涯一路走来，不忘初心，在师范学校内仍然十分活跃，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参加进步团体。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的黎强，在校期间还经常组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
在校期间长期表现出爱国举动的黎强，逐渐进入了成都共产党人的视野。周俊烈当时正好在四川搞情报工作，又与黎强是同乡，很快与黎强结识，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通过观察和考验后，周俊烈逐渐开始给黎强安排一些秘密工作。
周俊烈是一名老党员，又曾经在上海的中央特科任过职，对于情报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他见多识广，阅历很深，看人也很准。周俊烈之所以给黎强安排秘密工作，是对他颇为看重，有意培养。
黎强也没让他失望，善于交际的黎强，很快就与学生生活社、复兴社、三青团的成员建立了关系，又通过这些关系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情报。
但学生生活社、复兴社、三青团都是在那段时期被蒋介石控制的思想反动的团体，黎强与他们走得近，令许多不知内情的同学误会，认为他是一个“多边形”的人物。这其实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就差没有直言，称他为立场不坚定的分子了。
黎强接近他们是为了获取情报，是为了完成周俊烈交给他的秘密工作，但这些事情他必须保密，只能选择默默承受同学对他的误解。在革命事业中的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就必须要学会承担这样的误解，这也算是他对潜伏生涯的一个初体验了。
1938年，黎强顺利完成学业，也凭借一直以来的忠诚与干练，通过了组织对他的考验，得到了组织对他的认可。在这一年，他获得了前往延安的宝贵机会。
黎强对延安非常向往，得知消息后，恨不得立刻奔赴延安。但黎强是未来要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按捺下激动的心情，等待时机。
复兴社有一个成员名叫孙怒潮，是学校的国文教员，黎强与他相识。孙怒潮当时正好在汉口组织学生剧团，经常因为演出的事情，会到城郊演出。黎强便借口前往汉口找孙怒潮，参加他组织的剧团，达到了掩人耳目的目的。
找到外出理由的黎强，立刻在组织的安排下，获得了去延安的机会，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人，是川大经济系学生张越吾。为了防止泄露身份，黎强在前往延安途中，改用李唯平的名字。
黎强抵达延安后，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并得到董必武亲自给起的一个化名——“黎强”，此后在潜伏期间，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在延安学习期间，黎强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革命热情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满腔热血的黎强，一心向往着学成后奔赴抗日前线，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杀，亲手驱逐日本侵略者。
学习半年有余，黎强终于接到命令，让他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黎强以为上前线杀敌的梦想得以实现，立刻启程赶赴山西。踌躇满志的黎强抵达山西后，休息一晚，次日却接到上级命令，让他返回四川。
四川和山西不同，处于抗战的大后方，返回四川也就意味着，他不能上阵杀敌了。但命令不可违，黎强只好又踏上返回四川的旅途，来到了重庆。
彼时的重庆，属于战时首都，是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有人能打入敌人内部，取得一定的地位，将会掌握敌人重要的情报。若是能够进入敌人情报枢纽机构，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巨大。当然了，与巨大好处相对应的将是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1939年5月，黎强抵达重庆后，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得到了凯丰的亲自接待。凯丰见到黎强后，告诉黎强，重庆虽然是抗日的“大后方”，却是另外一个战场的“前线”。
凯丰的这番话，指的自然是“隐蔽战线”，当时组织上对于黎强的工作已经有安排，打算让他从事潜伏工作。这样的决定，既是对他的高度信任，也是对他的高度认可，毕竟能得到南方局的重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凯丰还嘱咐黎强，“黎强”这个名字是董必武给他起的，一定要牢记。这个名字未来只会有寥寥数人知晓，切记不可告知任何人，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家人。黎强郑重地点点头，他自己也清楚，他的这个身份，知道的人越少就越安全。
结束谈话后，黎强返回安岳县老家，在县立高小出任教务主任。教学身份只是他的掩护，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老家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救亡的精神。在他的带领下，当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张贴抗日壁报，还排练了抗日街头剧，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宣传，令当地百姓的抗日热情高涨。
黎强的爱国举动，却引来了国民党的不满，安岳县的国民党因为忌惮黎强，在外敌入侵之际，不仅没有与他同仇敌忾，反而对他施压，企图将黎强赶出安岳县。他们还恶毒地表示，如果黎强不离开安岳县，他们不排除会动手“干掉”他。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之下，黎强在安岳县逐渐失去了开展工作的空间，处境愈发的危险和艰难。1940年，周俊烈帮助黎强离开安岳，来到成都继续开展工作。
黎强抵达成都后，来自南方局的刘文哲成为他的上线，并告诉他不必与重庆红岩继续保持联系，未来他会成为黎强单线联系的上级。
彼时的成都，深陷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中统特务在成都大肆破坏地下组织，他们甚至还与一些叛徒勾结，对成都的同志进行迫害。为了减少损失，揪出叛徒，就必须有人及时站出来，打入敌人的内部，获取相关情报。
为此，南方局对黎强下达指示，让他打入敌人内部潜伏。黎强接到命令后，丝毫没有迟疑，立刻找到同乡的一个叫翟自湘的亲戚，让他想办法帮忙。翟自湘的好友周壁在国民党内任职，具有一定的人脉。黎强得知后，立刻与周壁建立了亲密关系，周壁向他承诺，有机会一定会帮忙。
1940年，国民党中央军校办班时，周壁抓住机会，极力推荐黎强。在他的推荐下，黎强顺利入班学习，并成功加入了国民党，打入了敌人的内部。此后，黎强又凭借自己善于交际的能力，主动与那些在中统任职的同学联系，与他们加深感情，发展为私下里称兄道弟的朋友关系。
学习班结业后，黎强被分配到五十六军任职，以川军中尉干事的职务做掩护，在职权范围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由于刘文哲当时有其他重要的任务，需要调离成都，黎强的单线联系人变为陈于彤。
在此期间，黎强多次传递重要情报给陈于彤，主要以煮熟的鸡蛋、空心烟卷、点心等物品作为隐藏情报字条的载体，敌人始终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但在川军中任职，且职位不是特别高，能够获取的情报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工作需求。
黎强并没有因为取得这种级别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在此期间不断的积累人脉，与昔日的同学，中统的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黎强总是表现出对中统很感兴趣的样子。毕竟，中统是特务机构，更是国民党重要的情报组织，如果打入中统，事半功倍。
1943年，黎强多年来的努力，终于为他赢得了一次机会。时任中统川调室科长的廖震华，在这一年帮助黎强争取到了一次进入中统的机会，帮他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不过，走到这一步并非万事大吉，中统的训练班学员不少，但真正能够进入上层视野的又能有几人呢？如果只是在底层当差，能够搜集到的情报也极为有限。所以，黎强进入训练班后，一直都在苦思如何立功，来博取晋升的机会。
黎强在细心观察之下发现，在中统的训练班中，竟然有军统的人假扮学员， 混了进来。中统与军统虽然同属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但二者之间不和，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却针锋相对。显然，军统此举是想安插自己人到中统，从而在明争暗斗时取得先机。
黎强发现这一点后，立刻有了主意，将班里所有军统“卧底”学员的人都找了出来，把名单整理好，直接交到班主任吴汝成手中。这份名单，就相当于黎强的投名状，证明了他对中统的忠心。
吴汝成将此事上报后，黎强的名字进入到中统管理层的视野，也对他产生了信任。训练班结束后不久，黎强就被任命为成都实验区区长助理。成都实验区是一个新建立的地区，除了几个重要的干部以外，其余都是新人，晋升的机会很多。黎强成为助理后，接触到的重要情报也多了起来，但他仍未懈怠，时刻保持着一个上进的态势。
成功总是更青睐有准备的人，就在黎强上任不久后，一个绝佳的晋升机会随之出现。彼时的中统，对许多团体都会在暗中进行调查，企图掌握它们的动向。但这种做法见不得光，中统的行事始终很谨慎，对保密工作也做的很到位。
但凡事有例外，中统对中国青年党进行侦查的一份电报，就意外地泄露了。时任中国青年党主席的曾琦，拿到这份电报后，立刻对蒋介石发难，令蒋介石极为尴尬。到底是何人泄密？蒋介石下达严令给徐恩曾，命他限期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该份侦查报告，在中统内部会经受不少人，调查清楚自然没问题，但是需要时间。蒋介石为了缓解尴尬局面，给不了徐恩曾那么多时间，所以令他很为难。如果办不妥此事，很容易落下个办事不力的罪名，得罪了素来爱面子的校长，未来的仕途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件令徐恩曾头疼的事情，对黎强来说却并非难事，因为这份侦察报告他也看过，而且他还借给过一个叫曾庆高的人看过。曾庆高是中统的人，主要负责外勤，按理说不该接触内部的文件，但他偏偏向黎强提出要借这份侦察报告的原件看看，黎强当时也没太在意，就借给他看了。
蒋介石的调查命令，经徐恩曾传达后，进了黎强的耳朵，这才意识到，曾庆高可能有嫌疑。黎强不敢怠慢，立刻将这条线索直接上报给徐恩曾。此时的徐恩曾正为找不到线索而发愁，得到黎强提供的线索后，当成了救命稻草，立刻组织人手将曾庆高抓起来，加紧审讯。
曾庆高立场不坚定，很快就被中统的人突破，调查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曾庆高是曾琦的堂弟，正是他向曾琦透露了电报的内容。事情查清楚后，徐恩曾在蒋介石那里交了差，“川调室”算是躲过一劫。而这次最大的“功臣”，当属提供关键线索的黎强。
凭借这次“立功”，黎强直接被调进了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工作。这可是国民党在四川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在这里担任主任干事的黎强，每天都会经手许多重要情报，对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提供了巨大的保障。
黎强在“省特会”任职期间，与“川调室”同样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两个机构内的情报，他基本都可以掌握。但他也并非掌握所有的情报，例如在“省特会”第三科，掌握的都是高度机密的“特情”资料。一些潜伏在我方队伍中的特务和叛徒信息，都归第三科管理，黎强也无权直接过问。
叛徒的危害性极大，甚至比表面上的敌人更可恨，若不能及时拔除隐藏在队伍中的叛徒，就会有更多的同志陷入险境。为了拿到“特情”资料，黎强主动接近第三科科长叶申之，与之建立关系，为日后获取资料做铺垫。
通过一段时间相处得知，叶申之工作有一个习惯，会将最重要的“特情”资料存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他每天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想要拿到那些资料，就必须要从他身上取到钥匙，还不能被他发现，难度极大。
为了获得机会，黎强在业余时间频繁找叶申之，与他一起吃喝玩乐，投其所好。很快，两人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叶申之喜欢喝酒，经常找黎强共饮，每次都是酩酊大醉才肯收场。
国民党官员吃喝玩乐
有一次，两人在叶申之的办公室喝酒，叶申之喝了不少酒，醉得不省人事。黎强酒量过人，再加上早有准备，在叶申之醉倒后仍保持清醒。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迅速从叶申之身上取下保险柜的钥匙。此前他已经侦知了保险柜的密码，拿到钥匙后，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
黎强快速地翻看保险柜内的“特情”资料，果然有所收获，从资料内得知陈景文在内的三个叛徒，以及其他潜伏在民盟内的一些特务信息。黎强将这些信息记在脑中，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好“特情”资料，叶申之对此并未察觉。
黎强在事后将情报通过陈于彤上报给南方局，南方局对该情报非常重视，立刻制定了相关的紧急措施，避免了遭受损失。除了提供情报以外，黎强在潜伏期间还营救过许多同志，但相应的，他也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多次面临生死危机。
1946年，对黎强身份非常了解的周俊烈，不幸落入敌人之手。消息传到黎强耳中，令他吃惊不小，因为周俊烈一旦扛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必然要遭到灭顶之灾。留下来静观其变，还是立刻逃走？
面对抉择，黎强选择相信周俊烈，因为他如果逃走，虽然可以保住性命，但经营多年的身份将毁于一旦。最终，周俊烈顶住了压力，无论敌人使用如何残酷的手段，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秘密。
黎强等待数日，见没有敌人找上自己，判断出周俊烈没有出卖自己，便开始着手营救周俊烈。周俊烈凭借自己的守口如瓶和黎强的及时营救，很快就脱离了敌人的魔爪。在黎强的安排下，安全离开了成都，黎强的生死危机也就此解除。
一直以来，黎强始终保持单身状态，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必须马上结婚成家才行。起初，组织上打算介绍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成为他的妻子，但黎强没有同意，他认为，如果自己的妻子也是隐蔽战线的同志，夫妻二人暴露的机会将大大提高，倒不是娶一位国民党官员家的女儿，反而可以更好的掩护身份。
经过商议，组织批准了黎强的请求，并几经筛选后，决定让黎强迎娶国民党官员赵选的女儿赵蜀芳。一来是因为赵选虽为国民党，却始终保持中立态度；二来是因为赵蜀芳是一位难得的好姑娘。
黎强与赵蜀芳结婚后，黎强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妻子，赵蜀芳对黎强也很尊重，从来不打听他的事情，夫妻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
1947年，解放战争进行中，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覆盖更广，手段更残忍。黎强作为中统人员，不得已卷入到抓捕行动中去，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便在抓捕之前，将要抓捕的人员名单提前传递给组织，令许多同志因此免遭毒手。
1948年底，国民党的败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个时候，却将黎强调到了南京。此举的意图其实非常明显，蒋介石要准备逃跑了，目的地便是台湾。黎强深知，留下来还是去往台湾，对于他而言，又是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
经过请示后，组织命令他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继续潜伏。蒋介石虽然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但并没有放弃负隅顽抗，仍然在四处调集兵力，阻碍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1949年初，蒋介石对许多军队已经开始不信任了，派出许多中统的人到部队中去，名义上是提供帮助，实际上就是监视。黎强在这个时候，被派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五军，出任三一二师副师长。
黎强抵达部队后，为了削弱该师的战斗力，故意减少该师的各项军事训练，反而将修筑工事列为每日主要工作，同时加强政治整训。黎强的做法引起了师长的不满，却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大力支持，因为他的做法落在国民党高层眼中，是加强军队管理，坚决执行高层下达给他的命令，因此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几乎掌控了312师。
1949年4月21日，黎强率领部队赶赴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台湾，继续执行潜伏任务。没想到在行军的过程中，被解放军三野88师给俘虏了。无奈之下，黎强只好亮明身份，称“董必武知道我是谁！”结果，解放军的一位军官知道他是312师副师长，却不知道他是地下工作者，将他的话视为想蒙混过关的手段。最终，不由分说之下，将他给关进了战俘营。
幸运的是，黎强在战俘营遇到了在延安上学时的一位老同学。老同学名叫钱申夫，时任88师补充训练团团长，认出他以后，问他为什么成了国民党军的副师长。黎强只是表示说来话长，让钱申夫帮他发电报给中央，询问是否有“黎强”这个人。
钱申夫见多识广，一听这话就猜到了黎强很可能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便按照他的要求发了电报。电报发出后仅仅过了两天，中央军委就来了消息：“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黎强的潜伏生涯就此结束，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抵达北京后，接到了新的任务，跟随第二野战军奔赴大西南，继续为祖国发光发热。此后，黎强又出任了多个要职，在不同的岗位上服务人民。
1999年，黎强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供后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