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最近两年正遭遇极致寒冬。这中间的原因众说纷纭。
究其根本，不外乎土地财政与数量规模庞大而监管失效。而其中地方上盲目跟风扩大以及市场准入门槛低是后来衍生出种种乱象的初始原因。
在地方而言，企业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成果”，所以乐见其成。尤其是其中在经历过国有建筑企业改制而走向民营实践的“再就业企业”，由于在改变身份前接触层次上的天然优势成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力军。这些企业在改革初期就掌握了原本属性为国有资产的部分。可以界定为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不论这种资源最终是以何种方式的掌握于身份转换后的民营企业家手里，这本身是在扶植新企业并安置旧有人员的一项优惠政策。适当低估值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势上也应该归为一项善政。从成年人的视角应该理性客观地面对这个问题。
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地方上在根据上层指导精神给企业脱绑的同时，或许是因为急于完成任务进度而忽略或者故意忽略了工会组织在新形势下的作用，从而使其在新生企业中被虚化。这一点在规模大的企业中情况会好很多，但是作为三四线及以下的城市大多搞的比较潦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主的话语权，简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提高了执行效率。但是与此同时，工会组织的虚化，工会领导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了，站位决定地位，所以大多选择了做为一个吉祥物一样的存在。这就导致了本来应该代表员工利益，作为下层利益的“谈判代表”与“老板”们进行争取诉求的通道逐渐堵塞。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当初的劳动者彻底沦为打工仔，而曾经的领导者则成功的转化成为商人老板。身份属性决定了思维，所以为了利润率老板们必然想方设法的寻找政策的缝隙和漏洞，以求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至于打工者只解决薪水问题就好，心里想什么已经没有人关心了。为了在企业中有比他人更有利的地位和工位，曾经的劳动者只有紧密跟随和讨好老板而亦步亦趋。这种经济模式的大规模复制，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事实上势必让老板在员工的心理上变的优先重要。随后衍生出来的“拜金主义”和虚荣攀比以及不再单纯的两性关系等等乱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数量规模巨大是硬伤，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公认的。千军万马在市场竞争中纵横驰骋，大庙小庙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技术。这种遍地开花的直接效果就是，群雄并起满目吊车林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城市建设的初始变化，而在这中间的规范和监管力度需求之大可想而知。职能部门管理者是“人”不是“神”，不能虚妄的要求他们在个人操守上高于芸芸众生。事实上，没有严密有效的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片面要求管理者个人品德和职业素养的做法，自古及今无不惨遭打脸。而地方上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在政绩与薪水的双重压力下，在规范化和监管到位方面缺乏应有的动力。同时在开发商有意识有技巧的引导之下，失守城池是必然的。而失控的结果就是房价高涨，房奴遍地，普通收入家庭望楼兴叹。在一定程度上，有房与否已经成为界定一个人的竞争优势的标尺。于是继生出“躺平”与“不生”，单身等等涉及家国前途的种种令人唏嘘不已的情况出现。更可恶的是有些所谓精英专家，将这定义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那么想问一下，外部那么多的教训经验，这种开卷考试还要不及格，合适么？没办法要专家有什么用呢？
综上所述，一点浅见忧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且看他日此域中，究竟是谁，能主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