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金融创新发展构筑广阔舞台，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为金融数字化转型注入充沛活力，金融科技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即日推出“数字金融大局观”系列专题，专访数字金融领域的实践者、研究者，希望传达数字金融领域最前沿的思考，挖掘数字金融应用创新举措，对话行业“最强大脑”，赋能行业前行。
过去，传统银行金融系统的抵押担保制度、信用评级制度等主要针对大企业建立，随着数字化转型浪潮加剧，数字金融发展正在重构传统银行的信贷业务链条，新技术、平台和金融数据要素市场不断发展，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带来新的路径。
那么，全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如何？国内以银行类融资渠道为主的金融体系是否会发生改变？哪些数据要素将成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信用评估的关键？存在什么伦理风险？在大数据征信基础上构建的数字金融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在转型浪潮中又何去何从？对此，南都专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教授、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
未来股权融资或增加比重
传统的银行贷款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南都：全球数字金融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呈现哪些特征？
何平：全球数字金融的发展，也可以称为金融科技，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金融机构业务的电子化信息化，数字技术手段进入金融机构的一些业务当中，目的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金融，依托互联网产生了很多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比如P2P，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比较流行。第三个阶段，更多数字技术加入金融行列，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形成新型的数字金融模式和业态，国外和中国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金融行业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去中介化，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逐渐弱化。二是去人工化，传统金融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模式，渐渐被计算机软件取代。三是数据化，大数据渐渐取代传统的信用评估，增加了对数据要素的依赖。四是私人定制化，用户画像更细微精准。五是金融普惠化，原来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群体，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也可以被覆盖。
南都：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类融资渠道为主，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改变吗？数字金融发展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影响？
何平：有两个可能的重要改变。第一，股权融资可能会增加比重。银行贷款属于固定收益类，它给予投资者的收益是固定的，在这种固定收益下还不能把利息定得太高，利息定得越高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的问题，来借高利贷的可能都是还不起钱的，因此固收证券有一些固有缺陷。当前国家鼓励创新，在企业初创阶段，股权投资是比较常见的手段。过去这种股权支撑创新的需求不是那么大，因为改革开放最初40年主要引进西方的一些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政府主导的银行体系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股权融资的需求不高。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我们从过去的学习追赶转变成创新驱动，要鼓励整个社会有更多的创新，金融体系需要与之相匹配，股权投资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更好地把风险和收益进行匹配，因此对股权融资的需求会变得更加旺盛，会改变对传统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
第二，传统的银行贷款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40年以来，银行贷款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过度依赖担保和抵押，几乎所有贷款都有担保或抵押，银行对于风险的容忍度非常低。然而，抵押品首先是稀缺资源，不是所有企业或者机构都有抵押品，尤其一些中小微企业的抵押品是不足的。同样，担保也是稀缺品，我们很大程度上过度依赖政府信用担保，尤其国有企业有隐性的政府担保，银行因此对它们有一些倾向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小微企业即使没有抵押品或政府信用担保，也可以依赖现有的数字技术，通过大数据精准判断企业信用状况和诚信意识，并约束企业信用行为，因此大数据在信用评估服务的应用会带动整个银行体系贷款业务的变化。蚂蚁金服这样的企业正是依托自身平台的大数据获取了和银行合作的资本。未来银行一方面会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更好地进行信用评估，但也可能会把信用评估业务分拆外包，这样整个银行信贷业务链条可能会发生重构，银行可能会更多专注于自身擅长的一些业务。金融业会和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通过数字技术，使得金融服务和其他消费、生产制造、服务、物流等环节紧密联系，形成新型的金融服务生态，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估有两大要素
信用评估、信用监督、意识培养需要系统规划
南都：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的信用评估方面，哪些数据要素比较关键？应由哪些主体建立相应的评估体系？
何平：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要素。一是业务数据流，包括业务数据和资金流，判断它是否有真实业务，反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二是对企业经营者诚信意识的判断，这依靠对企业经营者个人各种行为的大数据，包括支付、借贷、社会关系、坐高铁、坐飞机、消费贷款、消费行为等全方位的评判，体现企业经营者的诚信意识。这两者缺一不可，构成整个信用评估的两大支柱，也是未来大数据征信的核心。这是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完成的任务。政府有一些独有数据，比如纳税；另外，政府还有信用监督功能，通过行政手段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这些数据或者功能光靠某个民营机构平台无法实现，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在信用评估、信用监督、诚信意识培养等方面有系统规划。
南都：在金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金融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比如刚刚谈到的大数据征信，有什么风险或伦理挑战值得关注？
何平：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使用者、程序员和模型的设计者本身是有道德偏见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道德伦理问题，放在征信领域也是存在的。例如，大数据的使用虽然会更精准地判断你的信用状况，但如果大数据覆盖范围足够广，甚至可以从个人一出生开始，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有诚信，从概率上讲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每个人一出生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从伦理上来讲是有问题的。所以大数据在哪些范围之内可以使用，怎么使用，是需要非常谨慎的，现在还处于野蛮生长阶段，数据隐私保护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未来一定需要有充分的思考和合理的监管。
金融业务数据使用界限需明确
靠垄断发展的数字金融商业模式难以持续
南都：在金融数据治理方面，部分金融APP会要求索取用户通讯录，否则不能使用贷款业务，以及在协议条款上表示平台有权对用户数据库进行商业化利用，或与第三方共享，如何看待这些情况？
何平：有些行为是不合理的，最早比如说电商平台在用户购物过程中收集消费数据，然后用于消费信贷，这个目前已经被定义为违规了，在欧洲也是违规的，消费数据被滥用是一个问题。而金融APP在贷款业务中强迫用户提供一些数据，借款人在借款时刻被迫提供数据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受胁迫的，是违背个人意志的，更何况很多被收集的数据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被出售或泄密，是需要被监管的。另外人们提供数据的时候，很多时候消费者并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因此用户可能内心深处是不同意的，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讲，也不应该同意。这些都应该通过监管来进行限制，平台可以收集数据，但是数据只能用于你提供的服务，而不能用于其他的服务，界限必须明确，否则很有可能你就会通过某项业务的垄断把垄断力扩展到其他领域，跨平台垄断是很难监管的，很多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到对社会福利带来的危害。某些金融科技企业和银行合作的时候，可以拿走利润的大半部分，主要原因就是它有数据，能把平台上的垄断力拓展到信贷领域，而垄断对社会福利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来看，这种跨平台的信息使用需要严格限制。
南都：数字金融倚靠征信数据积累，在互联网征信、社交行为数据等基础上构建的数字金融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
何平：早期金融科技模式比较成功的平台，无外乎两种情形。第一是依托先发优势形成垄断，并把原有平台的垄断性带到了新平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当然这已经被监管了。随着未来监管趋严，突破监管边界的这种模式肯定无法复制过往的成功。第二是靠资本运作，很多大平台都有自己的金融集团，通过资本运作形成业务的互补整合，通过影响力甚至是垄断力来拓展业务，这种模式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也不可持续。部分业务应为垄断而产生超额利润，平台可以将这种垄断性通过业务的连接传递到其他平台，但随着监管不断完善，平台的垄断性逐渐会被打破，垄断性的传递链条也被切断，平台带来的垄断性的好处逐渐会消失，同时运行这种超级平台，业务越多，成本越高，所以这种大平台未来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但未来金融科技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在某些细分领域，因为先进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可能会形成新的独角兽。
南都：近两年平台经济迎来强监管，如今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企业主有一些声音，政策表态也有转变。您对数字金融平台的监管思路有何看法？
何平：很多人觉得强监管对经济会有伤害，我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强监管本身如果没有配套的一些政策可能确实是有负面影响。比如出于对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垄断平台进行监管，传统平台的确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能够有新兴的企业快速涌现，在被平台垄断的这些领域形成竞争，整个经济服务体系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会提高社会的福利，因为竞争会降低服务的价格，对整个社会福利是正面的影响。所以不光要有破，还要有立，破和立同时存在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发现平台垄断有问题就对它进行强监管，这是破。我们需要扶持一些替代性的服务机构，使得整个社会福利能够在更低的成本上实现，这是立。只有这样，社会的效率才会更高。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需要透明可预期的补偿机制
中小银行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竞争力
南都：提到经济形势，已经有很多政策和行政命令要求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是否可持续？风险由谁来兜底？目前是否有相应的机制来激励金融机构？
何平：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来扶持中小微企业，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合理的，因为企业的建立是有成本的，短期的经济的冲击使得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如果你让它破产的话，下次再建需要有额外的成本。所以最优的做法，是去挑选一些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短期融资帮它度过困难，借的钱未来还可以还，活下来之后，也会有更多的税收，政府也可以把税收转移支付给相应的金融机构，所以从经济学上它是可持续的。关键问题就是说支持力度该有多大，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扶持，疫情或者其他外部冲击到底持续多久，因为持续太久了那财政可能就支撑不了，或者给这些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也支撑不了，所以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是只适用于短期冲击。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相对完备的，通过行政手段要求银行给一些中小企业贷款，但是我们缺乏必要的补偿机制，或者说缺乏透明的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事实上存在隐性补偿机制，政府会优先推荐好的项目给支持国家政策的金融机构，但并不透明。透明的手段和不透明手段要结合起来使用，然而我们并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所以说，银行可能会缺乏动力，因为透明度不够，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相对透明、可预期的做法，是有助于激励银行的。
南都：很多中小微企业甚至偏远地区的“白户”在疫情期间其实是通过大科技信贷得到贷款，借贷成本和违约率也相对较低，对于中小银行、村镇银行而言，未来是否会被以金融科技为依托开展业务的新型银行取代？
何平：中小银行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人才、技术以及资本，在技术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定是处于劣势的。所中小银行未来的发展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必须依托现有的数字技术服务平台，比如大型金融科技企业或金融机构提供的云计算服务，以更低成本获取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二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产业特点与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形成新的金融服务生态，在当地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技术手段已经使一些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可以降到很低，不用设网点，业务去中介化，中小银行可以作为去中介金融服务模式的组织者，这也会降低村镇银行等小银行的运营成本，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中小银行一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来提供这些服务，不能够依赖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当然村镇银行在人才、技术以及资本方面是否能够快速进入新型的竞争环境，形成自己新的竞争优势，是它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 林芯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