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们村里的两个本家，一前一后跳岀了农村。顶替父亲的工作，上班去了。当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小名叫马儿的那个人。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不知道是走了什么后门，居然在我们村里的供销社上班了。那个年代，供销社可是相当吃香的一个地方：全村的老百姓，日常的秤盐打醋买碱面儿，离不开供销社。另外买一些紧缺的商品如肥皂、洗衣粉、棉布等，不仅需要花钱，而且有些商品还得有供销社自己印发的购买凭证。俗称“号号”。有段时间，就连点灯用的煤油，都得凭票供应。受其影响，手电筒里面的电池，也不是谁想买，就能够买得到的。但是，如果在供销社有个“自己人”，这一切就都好说了。可以想到的是，马儿那会儿到了本村的供销社上班，能有多牛啊？就连本家的长辈，为了能买到紧缺的东西。不仅等马儿下了班，去他家求情。有时候就在供销社的柜台外，低三下四地哀求：你看，你五奶眼神儿不好，晚上没有灯可不行。煤油紧张。那就把电池卖给我一对儿吧？马儿对本家五爷的哀求，不屑一顾。冷冷地说得有卖了鸡蛋才给的“号号”，才能卖。老头儿哀求了半天，没有效果。拄着拐杖刚下了供销社门口的三个台阶，就站在街上骂开了：什么畜生东西？啊？小时候没吃的，经常跑到俺家来。吃俺老婆给他烤的红薯山药蛋！刚当上个供销社的站廊柜的，就连祖爷也不认啦？好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一边骂，一边拄着拐杖回去了。没有几年功夫，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以及放开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行。很快村里就开了好几个个体商店。生意都比原来的供销社好。到了1986年，我回到老家村里养病。去了一次以前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供销社，感到里面冷冷清清，毫无生气。马儿两鬓斑白，一个人呆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直到门扇在弹簧的作用下自动回弹，弄岀了响声，他才站起来，换了张笑脸：大侄子回来啦？买点儿啥东西？以前我喊他马叔，他都懒得理我。怎么几年不见，他就如此懂礼客道的了？再看他的衣着打扮，以及地上摆着的坛坛罐罐上的灰尘，就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果然闲聊的时候，他就大倒苦水：埋怨国家放开了政策，不打击“投机倒把”了——现在是个人，就能领上个执照，开个商店卖东西。把正儿八经的供销社都快饿死了！你看看！这么半天了，就来了你一个人。以前咱们供销社门口，比大队院里都热闹一百倍！我问他，收入还可以吗？他说这个供销社，倒闭是不可避免的了。和个体商店相比，没有竞争力。就营业时间上来说，人家就在自己家里开着店。半夜里捣门都能卖东西。他光从时间上就耗不起。现在年龄大了，就更陪不起人家的时间了。后来，听说他又苦苦支撑了一年多。在村里红极一时的供销社，彻底关门了。前几年，我回村里安葬父母。路过供销社时，发现它的那个五尺多深的前檐，已经完全塌了。破砖烂瓦堆积在门口的圪台上，无人收拾。前檐残留的木椽子七长八短地悬在窑洞顶上，呈现出一副残破败落的景像。一个邋里邋遢的老汉，拄着拐杖，缓缓而过。边走边拖着一条右腿，含混不清地和我打招呼。刚开始我没有认出他，后来他站住，用手抹了一下不断地流口水的嘴唇。这才看岀，原来是在供销社上过班儿的马叔！几年前，因为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供销社关门歇业了。退休金又少得可怜。马叔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儿子出去打工去了，几年也不回来。小儿子也要走，他不同意。父子俩吵了一架，儿子赌气走了。他气得血压飚升，半身不遂了。治疗了大半年，终于现在不用人扶，能拄拐杖出来散步了。从他满手老黑痂，衣衫破旧来看，他的日子过得极为寒酸。身上发出阵阵的臭味，估计是有多少日子也没有洗过澡了。
提起这个话题，真是一言难尽！
怎么说呢？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我的亲戚中，有很多是顶替父母的工作，去接班的。其中有几个例子反差特别巨大，想想真的很有意思。我一个表舅在80年代初顶替自己的父亲，进了邮局工作。成天蹬着绿自行车走街串巷，送信送报。如果是风和日丽的天气还好，一遇到阴天下雨或者北风夹杂着大雪，干这个工作确实是遭了大罪。所以我的表舅就特别羡慕他的叔伯弟弟，也就是我另一个表舅。人家顶替父亲是在工厂上班，风吹不着，太阳也晒不着，冬天更冻不着。收入就更不用说了，只比他高，不比他低。所以他就成天墨迹他的老父亲，让他父亲去求老同学( 时任我们县工业一局局长)，把自己的工作调到工厂去。
老父亲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再则自己也知道这一行业的辛苦。所以就厚着脸皮找上自己的老同学，老同学确实也没让他失望。动用关系把我表舅的工作，从邮局调到了工厂。
刚开始还好，从90年代开始，国有工厂的效益就一天不如一天。还没等进入新世纪我表舅就下岗、被买断工龄了。而这个时候，邮局和工厂的收入待遇就日渐悬殊了。我表舅后悔也来不及了，毕竟这工作不像随身的衣服，说换就换。
如今，我表舅已经退休了，每个月能拿两千多元退休金。每一次见到我，都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外甥啊，如果你舅舅我当年坚持在邮局不换工作，现在一个月的退休金起码六七千元。现在一个月少收入四五千啊，你舅舅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的眼光能放的如此长远？
我堂兄，八十年代初顶了我大伯的班。当年我大伯是镇小学的校工（俗称土地工），不过四十出头，觉得做个校工没出路，想去倒腾蔬菜，就把工作让给了他刚高中毕业的儿子，虽然我堂兄百般不乐意，但是拗不过他那不讲理的老爸，最终还是成为了镇上小学的校工。
堂兄的18岁以后的人生，有一半用于抱怨他老爸给他的安排，有一半则是感激他老爸的这个决定。
刚开始校工就负责烧锅炉蒸饭，八十年代初发展乡办企业，学校办了个小型印刷厂，我堂兄是工人编制，又有点文化，人也活络，一来二去居然成了校办厂的厂长。那时学校老师的福利，几乎都指望着校办厂的收益，所以我堂兄在学校里说话也有了一点分量。前后几任校长，都和他好得跟亲兄弟一样。但是那时学校的待遇比较低，堂兄找老婆都是同龄人中比较晚的，因为那时的姑娘都看不上学校里的人，觉得吃公家饭的人收入太低了。而那时我大伯父倒腾了几年蔬菜，把赚的钱全花在喝酒上了，所以堂兄到近三十岁才结的婚。
到九十年代中期，校办厂已经走下坡路了。当时的校长安排我堂兄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一年，考了个教师资格证，再回学校就成了学校唯一一个持有体育教师资格证的专职体育老师。（顺便说一下，那时镇上小学的体育老师，大都是语数外老师兼任的）
这么多年下来，堂兄在全市的体育教师届也有了一定的资历和认可度，带出的学生在各种比赛中获奖，指导的徒弟还获得过省级基本功大赛的二等奖，他也凭着各项荣誉获评了学科带头人，可惜因为学历不高，职称只能止步于中小学一级教师，不过凭着接近四十年的工龄（当校工时的工龄也算在内），他虽然拿着八级工资，却是学校里月工资最高的一个，两年前跟我交流时说他的工资是12800，比我这个工作15年刚评高级的高中教师高了1/3都不止。
明年下半年堂兄就要退休了。 我想他的退休工资可以超越一大半的上班族吧？
我老丈人80年接替了父亲工作，做一名火车司机，就是开火车。几十年如一日，奔跑在一条线上。
开火车这个职业其实挺累的，没有固定休息时间，节假日也很难休息。一般开车八九个小时，可以退勤休息12个小时左右，然后返程。
由于不固定的工作环境，经常会有好几天不回家的情况。相对来说待遇也不错。因为火车司机的薪水与跟车劳时有关，另外还有各种生活补助，津贴，等。15年临退休前工资每月大约七八千，已经超过大部分人群的收入。
从55岁开始，丈人的生活就变得美滋滋，医保养老都是全的，每个月的养老金高达8000元。
退休金能拿到这么高的，只有编制内工人，干部等人了吧，让人很羡慕。现在辛苦奋斗的人群都没有这样的工资，
子女接班顶替工作，在50年代至80年代实行着这一政策，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就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公平竞技，择优就业等观念出现后，子女接班的现象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村子中的一位老哥，本来期盼着接替父亲工作，但政策下达，他的美梦就结束了。制度的取消无疑是对社会人群的一种公平竞争。同时也会有编制内职员进入社会自主创业。
一句话概括：子女接替的制度从有到无，见证了社会发展，见证了社会公平自由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有项特殊政策，非农业户口的干部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可以让子女顶替上班，一般安排在本系统。
能顶替上班的人简直是一步登天，但是，实践证明，顶替上班只是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以后的发展全凭自己努力。
这部分人中，有的伴随企业倒闭成为失业人员，也有的自强不息，做出了不少成绩。
中学一顶替上班的老师，不大会教课，很有点受歧视，开设英语课的时候，他主动报名参加培训班，成了全校唯一的英语老师，后来晋升中学高级教师，光荣退休。
我是68年出生的，在我1983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几个同学顶替父母进厂上班的，1985年，我高中毕业，我们班也还有顶替父母家搬进工厂的。
在那个年代，比我大几岁和比我小几岁的同学有不少都是顶替父母进入工厂上班的了。
那个时候进入工厂工作的方式有很多种。单位内部技校毕业的，是厂子弟的转业军人，内部自然减员通过考试考入的厂子弟。
技校毕业的和转业军人，他们半年以后就可以拿到奖金。顶替进入工厂和招工进入工厂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工种，学徒2到3年才可以拿到奖金。
这些顶替进入工厂的孩子，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要差一些，因为如果考上了技工学校，他们就不会去顶替上班了。
他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表现优秀的孩子，但是大多数都比较普通，初中毕业顶替进入工厂的不能够申报技师，他们高级工就到头了。
在90年代初还兴起了下岗，也有不少人下岗了，在社会上闯荡，总之我认识了几个顶替进入工厂的，目前，大多在平平常常的工作等待退休了。
那些下岗进入社会的同学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生存。
从农村顶替父母进入工厂的人，我认识一个，他是1972年出生的，进入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干了没两年，因为事故残废了，不过他还是结婚生子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每个月领一些生活费在家待着没有上班了，做一些小买卖，虽然他在工厂里工作了20来年，在他的身上，还有气质里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特色。
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了。
亲戚中有2人顶替父母上班的。
一个是老师，父亲退休了按照当时政策，可以安排子女顶替。我们这个亲戚家里有个长子，但没有多少文化，如果让长子顶替，基本就是安排到学校伙食团。亲戚家里有个二女儿，刚刚高中毕业，如果由她顶替，可以当老师教书。经过全家商量，就由二女儿去顶替上班了，到学校后安排教小学。后来还不错，在小学里升到了教导主任。长子后来结婚了，接过来的媳妇后来总是抱怨，为什么当时不让他去接班？后来老人年事已高，得了半边中风，需要有人侍候，老大和媳妇就有怨言，要让老二供养。后来基本就是老二出钱请人照顾，老人前两年才走了，活了90多岁。
另一个亲戚，是在粮食局退休。也是安排的女儿去顶替上班的。在那个物资紧缺，买粮还需要粮票的时代，粮食局可是最吃香的单位。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粮食局基本就不行了。这个顶班的亲戚开始还倒腾些小买卖，后来提前退休了。现在小日子过得也很不错，基本是广场舞，麻将加接送孙子孙女。
顶班这个政策，在那个人才匮乏的年代还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其实这个顶班，在古代就一直流传下来的制度。现在看了虽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有句俗语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只是这个顶班制度，如果子女多，也可能造成家庭的一些不和睦。
胡强，小学毕业后因为父母娇生惯养，怕读书，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和喝酒，似一个成年人一般。
父亲胡荣，解放前是雇农，没有半间遮风挡雨的房子，靠给地主富农帮工为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近第三年，参军北上进入朝鲜。但刚跨过鸭绿江，朝鲜战争就结束了，胡强及村里当兵的人很快就复员回家。
后来三线建设，国家将一些工厂从北方迁到山旮旯地区，我村一里的地方就建了一个183厂。因为厂响应国家号召，在地方招当过解放军的工人。胡荣进了厂矿，当了木工。
胡强不喜欢读书，也是他有福气，成年后，按当时的政策，他顶替了老父，在服务车间当了炉工，从此，他脱离农业，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后来，厂矿搬到贵阳，效益不好，似锅炉工这些农村去的工人，待遇非常低，一个月只有生活费不到两千。胡强想回农村干其他事，但此时的他已经五十多了，回来什么学不会，况且从前是个好吃懒做，怕吃苦的人。
这批顶替父母进入厂矿的农民，当时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厂矿才会收留。因为没有文化知识，他们在厂矿里干的只是些又脏又累的劳动，和农村活儿差不多，但有稳定的收入，退休后也有比农村人优越的退休金，生活当然比农民好。
八十年代前顶替父母上班的孩子都混的不咋的，因为顶替父母上班的人都是没有考上大学中专文化较底的一簇人，顶替是不能顶替干部指标的，不管在什么单位都是工人身份，如果转干再考上中专大学学习培养拿到文凭要发展好些，但特少了。工人身份加上无文凭就限制了你发展不到哪里去。
八十年代改革开始，大社会洗牌，大部分都下岗了，只有少数人在经商中发了点财，混的可以，仕途之路是堵死了的！
提这个问题的人应该都是五十多岁以上的人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了解也是不理解这个情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出台政策，允许父母提前退休由子女顶职的，于是许多父母年纪不大就退下来，让子女上班。有的子女年龄太小，就到派出所改年龄。还有兄弟姐妹为了挣名额，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主要是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那时候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大批年轻人回到城市，无所事事，容易闹事，社会不安宁。
这批人就业，涉及到方方面面。一开始确实对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顶职工人的，他们没有父母熟练，特别是顶职教师、医生的，还需要培训，大部分工作还是父母在做。
这个政策负面影响大，只是权宜之计，不久就停止执行。这批人员逐渐融入平凡的就业大军，相比以后通过招工、招干考试上岗人员的出类拔萃，他们大多数都很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