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在技术研发上仍有差距。据统计，去年亚马逊一家的研发投入，相当于中国TOP10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投入总和。一个被经常引用的例证，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出2020年“十大颠覆性技术”中，并无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身影。
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大厂科学家离职的报道。
最新的消息是，阿里巴巴副总裁、达摩院副院长金榕已于近期离职。
达摩院官网显示，金榕担任达摩院机器智能研究领域负责人，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长期专注统计机器学习，重点关注大数据分析及其在信息检索、电子商务等领域中的应用。
在金榕之前，今年年初达摩院自动驾驶实验室负责人王刚也已离职创业，未来将聚焦清洁机器人领域。
再之前的2021年11月，蚂蚁AI首席科学家，曾任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系和统计学系终身教授漆远，重返学界，加盟复旦大学。
与漆远差不多同时离开业界的，还有京东技术委员会主席周伯文。
再早之前的8月，字节 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李磊离职，入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这位80后是NLP领域的大牛，曾被称为百度美国深度学习实验室的少帅科学家。
顶尖科学家加速离开中国互联网大厂，返回高校或自己创业。
对此，有分析认为，科学家们纷纷出走，显示出当技术发展遇到瓶颈、互联网企业增长也趋于停滞的时候，高投入却短期看不到回报的科研被率先冷落。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恰恰相反，最近一股“离开学术界”浪潮出现，高校科研人员扎堆离职涌向企业，最热门的是计算机、生物化学、医学、心理学等专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什么中国大厂科学家纷纷“逃离”？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这背后与产业周期和中美产学研路线不同有关。
重点关注第二个问题，原因或许是：在技术进入落地期，企业与科学家之间出现了一种难以调和的“悖论”——研究和产品的对抗。
毕竟企业做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打造产品。
而学术大牛往往更期待可以有足够自由的空间做科研，可以按照自己对专业的认知，来一步步推进技术发展。
由于二者的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矛盾与摩擦在所难免。
延伸来看，这背后更牵扯到资金方面的问题。
企业端，“唯利是图”，请科学家造研究院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营收。而研究院作为成本中心，花钱如流水，如果不能快速实现商业变现，企业靠什么来支撑。
但在纯粹的科学家眼里，探索最前沿的问题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应该不计成本，不计营收，又能容许自己的研究为了“短期”利益而降格？
更为直观的是，一旦企业出现财务紧张或到达发展瓶颈期后，内部研究院往往会受到影响。
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每每新技术周期来临，科学家进入企业搞研究，但当技术趋于应用之后，他们又往往得而复失、重返学界。
最后，也提醒各位留意下最近的中美动向：
布林肯最新的讲话，表明了美对华遏制战略非常清晰，重点不是贸易战也不是直接军事对抗，而是卡死中国科技进程，阻止中国攀登科技树的顶端。
分析称，美试图用十年时间拖慢、甚至卡死中国科技、产业升级的步伐，重点是芯片和新能源两大产业，技术封锁和打压也将集中于此。
科技脱钩的风险明显在加大，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