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当前国情下，服务规模化是中国实现经营规模化的主要方式，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兴起，传统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逐渐转变为社会化服务组织。交易对象发生变化、产业重新分工，产业链也将进行重构，而数字农业平台迎来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本文中，笔者将数字农业平台（Digital Agriculture Platform）理解为融合了数字农业（Digital Agriculture）、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等概念，面向生产经营者的服务平台，提供农业数据采集、决策支持、大数据分析等服务，甚至延伸至上游的农资采购等和下游的产销对接等。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兴起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小农户占比为98%，经营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为221.8万家，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家庭农场有85.3万个。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想通过家庭农场等主体形式实现规模经营的路子走不通。而笔者在《社会化服务组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未来？》一文中提到，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土地制度等的约束下，中国农业呈现出零碎化、兼业化等特征。相比于通过土地流转实现的经营规模化，通过服务规模化更能适应当前小农户为主的国情。《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

大国小农是基本国情农情，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流转土地搞大规模集中经营，也不可能走一些国家高投入高成本、家家户户设施装备小而全的路子。当前，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小农户生产，帮助小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丰富和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进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以服务过程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政策文件的相关判断反映出当前政策大力支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在逻辑。近几年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不断加码的政策支持和中央财政资金投入下取得较快的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过90万个，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超16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7000万户，农业社会化服务兴起。

产业分工下的产业链重构

服务规模化充分体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在服务规模化的进程中，传统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逐渐转变为社会化服务组织。交易对象的变化、产业分工重塑的趋势下，传统的以衔接小农户而形成的投入品供应、流通、销售等环节旧有模式势必发生新的变革。

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上游投入品供应环节，社会化服务组织依靠规模集采以及直接向终端的服务的优势，对传统投入品流通体系造成冲击。以农药为例，传统的小农户的农药主要从农资店购买，其后植保服务逐渐兴起，在其效率、价格、安全性等优势下，植保服务得到广泛的采用。农药的流通也受到挑战，小农户无需购买农药，只需购买植保服务，传统农药流通链条从“经销商—农资零售店—农户”开始转变为“农药企业/大型经销商—植保企业”。

在生产、加工环节中，社会化服务组织经营规模扩大，对先进技术、智能装备等采用需求更强，同时对延伸产业链，涉足加工的动力更足。2021年一号文件提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社会化服务组织将成为“产储加销”一体化的主要载体。

在下游流通消费环节，传统小农对接经纪人、运销商的多层流通网络逐渐转变为直接对接大型分销商、终端零售企业等，流通环节将显著减少；同时随着下游订单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产地直采的意愿也来越强。在这两种合力之下，农产品流通模式也将发生巨大改变。

农业数字平台的机遇

农业服务规模化能体现农业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在规模化经营下对农业生产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要求更高，笔者据此判断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农业数字平台的机遇也将来临。国外相关平台发展历程可供参考：

在生产端，国外围绕农场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涌现出一大批数字农业平台，他们为农场提供农场管理系统（FMS）、数据集成决策、信息咨询等服务，代表企业有Farm Edge、Easy Farm、Exact Farming等。还有为农户提供农资采购、市场信息、销售等服务，代表企业有FBN、Agro.Club等。

在上游，农化、农机企业正在延伸价值链，从传统生产资料、产品供应转向提供农艺决策、金融等更多服务。典型代表有拜尔、先正达、巴斯夫、约翰迪尔等。例如拜尔不仅仅提供农化产品，拜耳Climate Fieldview平台与全球涉及航空成像、金融保险、土壤分析等领域的70多个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下游，传统加工贸易企业也不甘落后，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搭建数字农业平台，与农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时延伸价值链，向经营者提供农资供应、金融等更多服务。典型案例如翱兰国际。OLAM希望通过建立平台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与公司连接，去掉中间层层的中介和投机者，引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以测试和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完全的可追溯性、智慧物流等。同时，OLAM也在Digital Origination项目中试图通过农民负责人和收集中心网络向农户提供作物投入、金融产品、保险和其他服务。

可以预见，农业生产经营将发生巨大的变革，数字农业平台将起着巨大的作用，而社会化服务组织将成为农业生产数字化的主要载体。对数字农业平台而言，一方面市场需求空间潜力巨大，盈利模式较为多元，笔者粗略梳理目前市场主要的盈利模式有：软件服务费用、佣金费用（帮农资企业销售农资等）、数据服务费（为保险等机构提供数据等）、经营分成等；另一方面，意义更大的是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化服务组织可以积累大量关于环境、生产作业等相关数据，涌现更多的应用场景，例如FBN（Farmers Business Network）依据其广泛的会员网络，发布了玉米、大豆种植面积报告，为传统统计手段做出了补充；拜耳的数字工具Seed Advisor为种子经销商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模型，将行业最大的专用种子基因库与区域种子性能数据相结合，帮助预测种植者田间表现最佳的杂交品种…..这也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纷涉足农业数字平台原因之一。大数据时代，谁控制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数字农业平台直接服务于生产者，在采集农业数据上更有优势。

面临的挑战

数字农业平台的前景广阔，而如今国内针对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解决方案尚在起步阶段。笔者认为中国数字农业平台主要面临几个问题：1）硬件成本高、技术落后。例如作为基础的传感器，目前中国农业传感器存在硬件成本较高、技术落后等问题；2）规模小、数量少、付费意愿不足。目前中国合作社、家庭农场整体数量少、经营规模小，这对数字农业平台而言缺乏市场基础，同时在付费意愿上，中国农业经营户对软件的付费习惯还需要培养……

但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只是短期的，例如在市场培养方面，前期可以以政府项目资金、服务采购的方式进行推广，让小部分规模主体用上，企业在获取利益的基础能进一步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又能提高服务水平，而服务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市场推广，市场的扩大会形成规模经济，硬件成本下降……整体形成正向增强回路。

虽然在当前国外农业技术、数字化水平均领先于中国，而受制于环境的差异（土地规模、教育水平、付费意愿等）、数据安全日益敏感等问题，国外农业数字平台向中国拓展业务较为少见，国内数字农业平台目前面临着发展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