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佛教文化略谈

一、钟山佛教文化概观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唐·杜牧《江南春绝句》

  历史的风雨不断冲刷人们的记忆,而杜牧的诗句则为我们慢慢打开烟水苍茫的画卷,六朝的梵音佛影渐渐变得清晰可辨。东吴建业慧风初扇,东晋时佛教蔚然成凤,迄南朝则盛极一时,上至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无不沾染风俗,以建寺造塔、开窟雕像为功德。南朝宋文帝公开袒护佛家,对臣下毫不讳言地表示,如果人们都信仰了佛教,他便可以坐致太平了。到了南朝梁武帝统治的四十八年间,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的佛寺达到了五百多所,而其中的七十余所就分布的钟山的邃密山林之中。

  与北方佛学偏重于实践不同,由于大批南迁的贵族、士大夫把中原流行的老庄哲学和清谈之风带到了建康,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南方佛学偏重义理玄谈的特点。钟山刹宇之间,释子成行,名僧大德纷纷登坛说法,往复辩难,一时之间梵音入空,法鼓远闻,热闹非凡。钟山佛寺记载最早的是建于东晋时期的延贤寺,较为知名的还有南朝宋元嘉元年所建的定林寺、梁武帝在钟山北高峰所建的大爱敬寺、在钟山南麓为宝志和尚所建的开善寺等。

  自南朝梁侯景之乱后,兵连祸结,佛寺毁损,僧尼流散,南京佛教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隋文帝攻克南京后曾将其中寺院毁废无遗。但他又提倡佛教,下令各地建寺度僧,南京佛教又渐渐得以复兴。唐、五代、宋、元时期,南京佛教时盛时衰,钟山作为南京佛寺集中的区域,其佛教文化也随之浮沉。唐武宗灭佛,使金陵佛教元气大伤,五代时因南方相对安定,南朝历代君主又大多崇佛,金陵佛教较为活跃,修建寺院,开设道场。如钟山开善寺(唐乾符年间改称宝公院)南唐升元中便由徐德裕重修。宋朝统一后对佛教实行保护政策,金陵佛教未受大的损失,但也未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元代诸帝大都崇佛,广作佛事,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费用多由国库支出。但总体情况如民国《首府志·释教》所说:”宋、元时,金陵佛法寝衰,名僧亦少。”

  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当过和尚,深明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在位期间提倡、保护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法令,经永乐年间的补充和完善,形成了明王朝以整顿、限制为主,又加以保护和提倡的佛教政策。明太祖即位之初,选定钟山南麓独龙阜为万年吉地,遂迁走占据其地的蒋山寺(梁开善寺),改建为规模巨大的灵谷寺。同时将原在钟山的一些寺院迁徙以建功臣墓,如迁草堂寺用其地为开平王常遇春墓,迁梵惠寺为中山王徐达建墓等。其后,又在钟山周围陆续新建了苜蓿庵、观音阁、佛国寺等,加上原有的普济庵、清果寺、梵惠院、茶亭庵、地藏庵等,钟山地区的寺院达到了近十所。虽然不比当初,但是仍相当可观。明洪武、永乐后各朝多沿用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但个别时期也曾禁绝和排斥佛教。如明世宗在崇信道教的同时就禁绝佛教,毁刮宫中佛像,焚烧佛骨等物,拆毁、变卖私创寺院,还强令僧人承担徭役。明朝后期,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他们常出入佛寺,并对寺院大加施舍,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更加浓厚,踊跃对修建寺院的布施。明朝后期是南京寺院兴建和修理最多的时期。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对佛教既限制又保护。清朝帝王多崇佛,康熙、乾隆多次巡幸江南,游览南京名刹如灵谷寺、栖霞寺、鸡鸣寺等,流连山水,赋诗题字,对南京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南京为战火中心,钟山乃至全城的佛寺毁坏殆尽,金陵千百年佛教文化毁于一旦。同治、光绪年间虽几经修葺、重建,终不能恢复旧观。但其间杨文会(号仁山)在南京设立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出版普及佛典,培养佛学人才,成为我国佛教的中兴功臣。

  民国建立后,很快改对佛教的压抑政策为支持,佛教出现了一个复兴运动,作为首都的南京成为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但不久抗日战争开始,南京沦陷,南京寺院多遭兵燹,法器被毁,佛像多为劫掠。经过八年抗战,南京全市仅有僧尼七百二十二人,寺院残破,景象萧条。

  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想方设法维持佛教界的正常活动。在政府资助下,先后修复和开放了鸡鸣寺、灵谷寺、吉祥庵、清凉寺、栖霞寺。”文化大革命”中,南京寺庙被占,佛像、经书、法器毁坏殆尽,如灵谷寺大雄宝殿内各种雕塑佛像全被付之一炬。香客罕至,寺僧明亮、老憨等三人生活无着,中山园林将他们收为园林工,每月发工资27元维持生活,继续住在前殿西侧庑房内看守寺院房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认真落实了佛教政策。1979年,南京市佛教协会恢复工作,三十余名僧尼重返寺庙,并补发了生活费。1980年起,由政府拨款,先后修复了栖霞寺、灵谷寺、鸡鸣寺,于1980、1981、1985年分别对外开放。

  南京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佛教文化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钟山佛教文化则是南京佛教文化的一个缩影。南朝七十余所佛寺,除灵谷寺保留下来外,其余均已烟消云散了。不但是南朝的佛寺,千百年来各朝各代在钟山修建的寺院旋兴旋废,也只有灵谷寺历经沧桑保存到今天,成为钟山佛教文化硕果仅存的重镇。灵谷寺的变迁史也是钟山佛教文化变迁的缩影,而对它的了解则要从六朝神僧宝志开始,灵谷寺前身开善寺便是南朝梁武帝萧衍为他而建的。

  二、从宝志禅师说起

  宝公真至人,鸟爪金色身,

  杖携刀尺拂,语隐齐梁陈。

   –南宋·李纲

  宝志(436-514)于宋元嘉十三年生在建康东阳(今南京市栖霞区东阳镇)一株古树的鹰巢中,一位朱姓妇女去井边汲水,听见树上小儿的啼哭声,就取下带回家抚养,所以后人传说宝志生有一双鹰爪般的手。宝志七岁出家到道林寺当和尚,成年后,显出灵迹,居止无定,饮食无常,常赤足行于街市,手持一锡杖,杖头挂刀、尺、拂之类,好为人预卜未来征兆。据说他杖头所挂的刀、尺、拂就是谐音得到暗示,预言未来的三个朝代,刀切削整齐,预言齐朝;尺用于丈量,预言梁朝;拂可掸尘,预言陈朝。

  宝志所作的谶言,多有应验,因而名气越来越大,其流传于后世的,称为”宝公符”,散见于《南史》各传中。如《梁武纪》载,天监中宝志诗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命人记下。梁武帝萧衍原是齐朝雍州刺史,在得到江州刺史陈伯之支持后,于502年攻入建康,建立了梁朝,这年萧衍三十八岁。萧衍八十三岁时,他舍身当和尚的同泰寺发生火灾,火起之日恰为四月十四日,宝志的谶言得到了应验。《王僧辨传》载,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当时人都说萧氏当灭,李氏当兴。所以后来李洪雅果然起兵湘州,为王僧辨所败。

  据《梁书·何敬容传》载,宝志对何敬容说:”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后来何敬容作了丞相,担心宝志的话应验,极力抑制姓何的人做官。结果被河东王萧誉所劾下台。应了河(何)败何的话。齐卫尉胡谐生病,请志公去看,宝志写了”明屈”二字即去,结果胡谐当天病死,次日载尸还宅。”明屈”者,明日尸出也。齐武帝萧颐对宝志的谶言惑众非常忿恨,将他锁押下狱。第二天人们看到他依然游于街市,都很惊讶,齐武帝知道后,亲临大牢勘查,却见他还在狱中,只好将他迎入华林园。宝志和尚的名声当时就传开了,”京土士庶,皆敬事之”。后来,梁武帝也非常敬重他,还特别传旨规定,宝志可以随意出入皇宫。因此,宝志常常食宿载宫中,与梁武帝讲经论佛。有一次,梁武帝问宝志如何解救地狱中的痛苦,宝志答称”夙生定业,不可顿灭,惟闻钟声,其苦暂息”。于是梁武帝下诏要天下寺院击钟,这就是寺庙里多铸大钟的由来。天监十三年(514)某日,宝志忽将佛堂中的金刚像搬出,自称”菩萨当去耳”,次日无疾而终。

  宝志死后,梁武帝出20万钱将宝志葬在紫金山下独龙阜(今明孝陵宝顶所在),并敕令太常卿陆倕撰写”志法师墓志铭”。梁武帝的女儿永定公主也以汤沐之资为宝志建筑了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来自西域的琉璃宝珠,所以称为玩珠塔,又称宝公塔。第二年,梁武帝又在宝公塔前为宝志建造了一座开善寺,这就是灵谷寺的前身。

  三、灵谷寺前身的八百年风雨

  仕游须放酒肠宽,百岁能为几度欢。

  古寺已非梁色相,荒丘都是晋衣冠。

  岩亭云拥晴疑雨,石径松声昼觉寒。

  直上浮图望天堑,东吴胜概此中看。

   –明·丁圯《游灵谷寺》

  从梁代修建到明初搬迁的近八百八十年间,开善寺几度衰而复振,这不但和当时的佛教政策有关,许多时候还是因为宝志的关系。由于寺庙伪造灵迹有意渲染,以及一些帝王的崇封,宝志曰来越成为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偶像。

  唐乾符年间开善寺改称宝公院,南唐升元中徐德裕重修,宋开宝三年(970)改名为开善道场。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舒州(今安徽潜山县)有一个名叫柯萼的人,偶遇一老和尚。老和尚带他到万岁山(今安徽休宁古城岩),指一株松树叫他掘,结果掘出一块石碑,碑上刻的是宝志的谶言,预言宋朝社稷兴旺。此事很快为宋太宗得知,当即谥宝志为”宝公妙觉”。不久,宋太宗又梦到宝志降临宫中,并与之对话,更觉神奇,加封宝志为”道林真觉”,诏改开善道场为太平兴国寺,并广赐良田以赡养众僧。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南下侵犯江淮,被南宋军民击退。宋高宗赵构竟认为是宝公显灵,默助王师退敌,加封宝志为”道林真觉慈惠大师”,宝公塔也御赐”感顺”二字横额一幅。以后,南宋的皇帝对宝公越来越迷信,每逢旱涝灾害,远在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皇帝还要派官员到钟山宝公塔前竭诚礼拜,祈雨祈晴。如淳熙九年(1182)大旱,宋孝宗遣使赴宝公塔下虔诚祈祷,后来雨至灾消,又要建谢雨道场。宋理宗时,每逢旱涝都派官员来宝公塔祈祷,据称皆获灵验,各有诗以纪其事。

  我国的汉化佛教宗派繁多,自唐代以来,禅宗以静坐默念为其修行之法,简便易行,逐渐流行起来。宋代一般佛教徒着重实践的倾向非常显著,所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北宋庆历二年(1042),建康知府也叶清臣奏改太平兴国寺为十方禅院,不久又恢复原名。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归金陵,政治上失意,与寺院的佛教徒往来密切,曾多次以私财资助佛寺。他还把一些小寺并入太平兴国寺,于是,太平兴国寺成为金陵的一所大寺。

  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金兀术大军南下占据了建康,岳飞驻兵钟山,在牛首山打破金兵,太平兴国寺在这次战火中遭到破坏,南宋绍兴年间重建。重建后的太平兴国寺比原来的还有大,佛殿之前有毗卢阁,两侧有行道阁,其余的堂庑也都很壮观。淳熙十六年(1189),太平兴国寺毁于大火,南宋时期,该寺多次遇火,又多次重建。

  元朝时期,太平兴国寺香火很盛,据记载,元至治元年(1321),庐山的和尚、原灵隐寺玉山禅师弟子守忠法师到太平兴国寺当主持,当时前来听讲禅学之士每天满座。元代武宗死后其弟仁宗继位,其后仁宗儿子英宗继位,武宗次子图贴睦尔则被安置到海南居住。泰定元年图贴睦尔被从海南召还京师,封为怀王,第二年被派到金陵为殊祥院使。后来,这位怀王当了皇帝,就是元文宗。话说怀王图贴睦尔到金陵后,有一天到太平兴国寺游览,恰巧发生火灾,寺宇被烧毁。怀王的随从迎合他说:”这是天意撤旧作新,以迎殿下。”怀王大喜,当即带头捐款重建寺院,各衙门和郡县的官员也只好随着掏钱,建成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太平兴国寺,寺内殿阁有方丈、北山阁、经楼、水陆堂、白莲堂、伽蓝祠、道林堂等。元代文人胡炳文在《游钟山记》中写道:”(太平兴国寺)弘丽视半山(王安石捐建的半山寺)百倍,龛锼壁绘,光彩夺目,诡状万千,两庑级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宝公塔。

  怀王对宝志很是崇拜,泰定四年,他令钟山各寺院聚铜万斤,铸成一口大钟。冶炼时,怀王亲手将一颗宝珠投入铜液中。”钟成,珠宛然在其上”,于是”万目惊睹”,认为又是宝志显示了神迹。事后,怀王在太平兴国寺侧为宝志建了一座崇禧万寿寺。不久,怀王登基当了皇帝,加封宝志为”道林真觉慧感慈应普济圣师”。

  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打集庆路(今江苏南京),与元兵大战于钟山,太平兴国寺再次毁于战火,三门仅存。

  四、灵谷寺的盛衰

  建陵故迁寺,儒释典俱违。

  儒固有忠恕,释仍有是非。

  旧名殊杳杳,新境自依依。

  暂向匡床坐,那看雨花霏。

   –清·乾隆皇帝(爱心觉罗·弘历)

  梁开善寺明初称蒋山寺,又称宝公塔寺。洪武元年(1368)至五年,明太祖朱元璋相继与蒋山寺设广荐法会,即水陆法会。后来,朱元璋选中蒋山寺寺基所在的独龙阜为自己营建陵寝,于洪武十四年(1381)便将蒋山寺连同志公塔、定林寺、宋熙寺和竹园寺等一同迁至现灵谷寺寺址。第二年朱元璋赐额”灵谷禅寺”,并题书”第一禅林”四字悬于寺山门,以灵谷寺为”天下丛林之首”。清人吴云一语道出灵谷寺的涵意:”其名灵谷者,非佛灵之灵,非邀灵之灵,非空灵之灵,乃念生灵之灵,欲诸佛慈祐于民,如呼谷谷应。”

  明代的灵谷寺,是该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规模十分宏大,占地500亩,寺僧最多时可达千人。《江宁府志》:”其殿庑规制仿制大内”,寺内建筑弘丽,殿宇如林,有山门、放生池(万工池)、天王殿、金刚殿、五方殿、无量殿、毗卢殿、观音殿、钟楼、宝公塔、三绝碑等。《金陵梵刹志》:朱元璋赐给灵谷寺的田地、山塘,共有34000亩,分别在上元、江宁、句容、六合等地。灵谷寺所统寺院有栖霞寺、佛国寺、云居寺等12座。

  顺治三年(1645),清豫亲王多铎率兵平定江南,占领南京。第二年,句容一支义师进攻南京,为清兵所败,13年后,郑成功从台湾率17万大军进攻南京,曾与清兵在钟山下激战。几次战火使灵谷寺遭到严重破坏,除无量殿和宝公塔外,其余殿宇全部被毁。

  清初,灵谷寺重新修复,多次恭迎清帝驾临,又成为金陵名刹。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第六次下江南时,谒明孝陵后游灵谷寺,亲笔为灵谷寺题写了寺额”灵谷禅林”,并作了一幅对联:”天香飘广殿,山气宿空廊。”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六次都到了灵谷寺,并在灵谷寺大宝法王殿旧址建了行宫。上引乾隆皇帝的诗便是他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最后一次到灵谷寺来的时候写的,对明太祖的迁寺建孝陵进行了直率的批评。

  咸丰年间,清军攻打太平军时,把江南大营设在灵谷寺南侧的孝陵卫,长期的战火使灵谷寺遭到空前毁坏。战后,灵谷寺仅存无量殿,其他所有建筑均被烧毁。同治六年(1867),因连续数月干旱无雨,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四次率僚属到灵谷寺八功德水处焚香祈雨,后来终于降了雨,灾情有所缓解。事后,曾国藩在无量殿东、八功德水侧建了一座神龙庙,共造山门、正殿、客厅、僧房、斋堂、厨房等25间,并置办了钟鼓桌椅等各种用具。清朝末年的灵谷寺虽然残破不堪,但遇有干旱之年,南京的地方官仍然要来祈雨。光绪十三年(1887),两江总督曾国荃派人来灵谷寺祈雨,看到宝公塔仅存遗址,于是令清兵南字营兵丁会同工匠重新修复。加之光绪十一年(1885),灵谷寺主持光莲募资重修的金刚殿、天王殿,到了清朝末年,灵谷寺内共有金刚殿、天王殿、无量殿、宝公塔和新建的龙神庙等建筑,但其规模远不如明代灵谷寺。

  五、”灵谷八景”的昨与今

  崔嵬不与众山群,形势犹龙自吐云。

  六代御烟时靉霴,千年王气日氤氲。

  晴空乍展疑为雨,夜月常铺忽作雯。

  靡限苍松成劫焰,至今鹤唳杳无闻。

   –清·释德玉《咏灵谷八景·钟阜晴云》

  清代中叶,灵谷寺内殿宇如云,香烟缭绕,有”灵谷八景”之目:

  钟阜晴云指钟山云景,也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浮图秋月指宝公塔的秋夜月色。

  古殿钟声元代铸造得泰定大钟,明代迁灵谷寺钟楼时,明太祖朱元璋曾取入宫为禁钟,击之无声,仍发回寺,后不存。清代又在观音殿内置一口钟,钟上刻”周辟邪钟”四字,古殿钟声当指此钟。

  苍池松影明太祖朱元璋敕建灵谷寺,在巡幸该寺时,见大殿前过于空旷,缺少精致,遂命军工万人一日掘出一池,故名万工池。湖为月牙形,寺僧称其为放生池。当年掘池时,其土在池南堆成假山,形如簸箕向里,俗称”驾山”,意为帝驾所临。万工池绕岸青松,水色苍茫,当年就是美景,今天池旁杂树横生,别有风味,尤其到了秋日,红霞照水,更是壮观。

  银杏栖霞指在西山石涧西平桥的银杏树82株,后存50余株,围可四丈,高大无比。明吴云《树王记》载,朱元璋游灵谷寺,见到古银杏82株,有一棵生在中间,十分挺拔,朱元璋便随口说它是”树王”。这一天,那棵树居然从绿枝中长出一枝黄叶,好像是因为被封了王而特意换了衣服一样。朱元璋见自己虽是我无意之中呼它为王,它居然受命,便取玉带挂到树上。这一年这棵树接的银杏果粒粒无心,且银杏肉上都围了带痕。朱元璋知道了很惊异,道:”不违联言。”据吴云所记,灵谷寺一名八旬老僧对他说:”树王不但全忠之臣,而且全妇之节,原八十三株,其中一株属阳,八十二株皆阴,伐其阳,遂不生果,欲将一阳移普济寺,而其余均守节也。”这就有点穿凿附会了,果树本有雌雄之分,谈不上什么守节。不过灵谷寺银杏树的果子确实有特别,《金陵私乘》云:”灵谷寺鸭脚子(白果),产实大,糯而甘,以火煨之,色碧如琉璃,香味冠。”

  清泉咽竹清泉指八功德水。关于八功德水,自古有不少传说。据志书记载,梁天监年间,有一个西域僧人云游到金陵,看钟山有龙蟠之势,树色幽深,十分喜欢,便在山下悟真寺结庐修行。但寺中饮水困难,周围竟没有一眼山泉。一天,那僧人口渴难耐,到深山中觅水,正失望欲返之际,林中突然走出一位庞眉白发的老者,对他说:”我,山龙也。知法师渴饮,特凿功德泉,解你之难。”说毕,提起手中杖往地下一跺,顷刻之间成了一泉眼,泉水碧清如洗,这就是功德泉。后一高僧自西域来钟山,品尝泉水后说:”西域有八处名泉,前不久一泉干涸,此泉与涸泉水味甘冽如出一辙,莫非是竭彼盈此吗!”还有个另外一个传说:魏太平真君元年,悟真庵僧法喜以居无泉水,遂竭诚礼忏,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求七日,遂得此泉。而《六朝事迹类编》则说此泉是一个叫昙隐得高僧云游钟山时发现的。明清时期,盛传”水随寺迁”的说法,说明太祖迁蒋山寺、宝公塔时,八功德水也随神僧宝志一同迁到了灵谷寺,其实,八功德水的水源一直是在灵谷寺的。

  功德泉之水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馈、八蠲疴”八种特点,故名八功德水。自梁以来,皇帝便取八功德水供御。钟山寺僧以竹为渠,引泉水入寺内香积厨石池,名为”竹递泉”。宋人曾极有诗咏道:”数斛供厨替八珍,穿松漱石莹心神。中涵百衲烟霞气,不染齐梁歌舞尘。”清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两江总督陶澍书”水不在深”四字,置匾于此。八功德水现在灵谷寺东侧,为一泓以石栏围砌的方池,称八功德水龙池。

  空街应掌指明代所建琵琶街,在古说法台前,据说在街上拍掌或足踏,声响山谷皆应。明成祖朱棣驾临时,取每步奏乐之意名之为”琵琶街”。但到清代时,人行其上已阒然无声了。

  曲水流觞指把八功德水为弯曲的”流杯渠”,置酒杯其间以为乐。明弘治进士都穆《游灵谷寺》写道:”流杯水钟,落花间浮,随杯而行至客前,则竞取以饮。虽不饮者,亦徘徊忘去。”

  六、灵谷寺漫步

  苍然独散步,瞑色寺门深。

  斜照暧高岭,归禽响隔林。

  抚松得古趣,观水息机心。

  还复款僧室,香云清欲沉。

   –清·甘熙《灵谷寺晚步》

  1928年,历经三年的北伐战争结束,数万将士血洒疆场。为安慰忠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造阵亡将士公墓。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和实地勘查,决定以灵谷寺旧址为公墓墓址。根据美国著名建筑师茂菲(Henry K.Murphy)的设计方案,新建一座纪念馆、一座纪念塔、一座石牌坊,改建金刚殿作为公墓的正门,改建无量殿作为公墓的祭堂。1949年,阵亡将士公墓改为灵谷寺公园。经筹备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无量殿前大雄宝殿中的佛像全部归并到龙神庙中,龙神庙就成了今天的灵谷寺。

  现在灵谷寺规模虽然远不如前,但整体布局还是比较规范的,整个建筑群对称布局,自前往后,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闲来不妨漫步灵谷寺,抚松观水,去寻觅六朝的梵音。

  照壁灵谷寺有巨型照壁一座,上书”普济圣师应化真身道场”十字,讲此处十六朝神僧宝志的真身道场。其下六个红字:”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梵文Namas的音译,读作那谟,亦译作南谟、那谟等,意为致敬、归敬、归命。是佛教信徒一心归顺于佛的用语,常用来加在佛、菩萨的名称或经典题名之前,表示对佛法的尊敬何虔信。”阿弥陀佛”也是音译,意译为”无量寿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又名”接引佛”。从佛教的观点看,世俗众生所住的世界肮脏污浊不堪,称为”秽土”、”秽国”。与之相对的是佛所居的世界是为”净土”、”佛国”。大乘佛教说有无数佛,故有无数净土。信佛修行,最终目的就是在死后脱离秽土,往生净土。净土虽多,最著称的,最为信士向往的,还是阿弥陀佛所居的西方净土。此净土称为”极乐世界”,是意译,音译是”须摩提”。据说此世界中以阿弥陀佛为首,常为众生说法。生活在其中的万物无有众苦,但受众乐,故名”极乐”。阿弥陀佛最为慈悲济世,不断接引信士往生此净土。据汉化佛教影响最大的宗派净土宗的说法,只要信仰阿弥托佛,并不断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阿弥陀佛就”来迎””接引”,”往生”于极乐世界。因其方法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直到现在,在汉化寺院中,就是对着别的佛,包括释迦牟尼佛,信徒们口中还是念的”阿弥陀佛”。

  山门灵谷寺山门正门横楣上有”灵谷寺”三个大字,为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所题。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因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有此称。山门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

  前殿进入山门便是前殿,又称弥勒殿、天王殿,内供六尊像。殿中间供弥勒,面对山门。他的背后供韦驮天,面对大雄宝殿。两位背靠背,中隔板壁。殿两侧供四大天王。

  据《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等佛经记载,弥勒生于南天竺的婆罗门家族,后来成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弥勒如灭时,释迦牟尼为他”受记”(作预言),说弥勒是自己的继承人,将来在尽度众生时成佛。为作好此项准备,派弥勒往生兜率天的内院。弥勒把兜率天内院改造成了”弥勒净土”,凡归附弥勒的均可往生。弥勒要在此住四千岁(相当于人间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岁),然后下生人间。中国元明清三代,白莲教系统的农民起义常用”弥勒佛下生”作号召,便基于这种说法。据说,弥勒下生后,将在华林园何龙华园下坐,成道为弥勒佛。然后在园中开三番法会说法,度尽上、中、下三种根基的众生。是为一切成佛的”龙华三会”。但那是很遥远的未来的事,所以弥勒只是菩萨,充其量是”未来佛”。

  弥勒殿所供按说应该是菩萨装的弥勒本像,如北京广济寺天王殿、苏州灵岩寺弥勒阁等处供的天冠弥勒像,尚存中古遗风。可现在灵谷寺所供的天王殿正尊,却是一个肚皮袒露的笑口弥勒像。原来,这是中国的弥勒化身,据说他就是五代时的布袋和尚。

  据《宋高僧传》,五代时有位名叫契此的和尚,是明州(今浙江宁波)人,又号长汀子。他身广体胖,言语无恒,常手持锡杖,杖上挂一布袋,出入市镇乡村游化行乞。他那布袋中百物俱全,他常于稠人广众中将袋中之物倾倒于地,一边叫道:”看,看!”时人莫测其意。后来浙江一带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二年(916),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磐石之上。临终遗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后人认为他是弥勒转世,为他建塔供奉。宋崇宁三年(1104),岳林寺主持昙振为他建阁塑像。以后,江浙一带逐渐流行一种按布袋和尚的形象塑成的袒腹大肚,喜笑颜开的笑口弥勒像。人们当然不会忘了文人墨客为他而撰的那副大家耳熟能详的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弥勒像背后的韦驮天是佛寺的守护神,世称韦驮菩萨。”韦驮天”这个专名来历不明,据说原是室犍陀天(意译”阴天”)的译音讹略。而室犍陀天本是婆罗门教的一位天神,在佛教中并无显赫地位。可是唐代高僧道宣梦见一位”韦将军”,自称是”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在释迦牟尼涅槃前,敕令韦将军在南瞻部洲(佛经中世界四大洲之一,中国就在此洲)护持佛法。从此故事生发,说韦将军是天人韦琨,并说韦将军是四大天王之一南天王部下的八将军之一,居三十二将之首。他童真即修梵行,面受佛嘱,周统东、西、南三洲巡游护法事宜,故称”三洲感应”。不知何时,把韦将军和”韦驮”混在一起,成为一个神了。由于他以护法为事,又把密迹金刚的手持金刚杵护法的形象和他结合起来,出现了许多关于他守护伽蓝的传说。后来,我国佛寺中的韦驮天形象便固定下来:作中国青年武将状,白脸或金脸,顶盔擐甲,手持金刚杵,称为”童子面貌,将军威仪”。

  灵谷寺前殿东西两侧分列有”四大天王”。古代南亚次大陆的神话说,须弥山腹有”四大王天”,是四天王及其眷属(佛教把佛、菩萨、天王的近侍、随从、信徒统称为”眷属”,与世俗的通用意义不同)的住处。这四天王天就在须弥山的山腰,这里耸立桌一座较小的山–犍陀罗山。此山有四山峰,四天王及其眷属分住其上。四大天王的任务是”各护一天下”,即掌握须弥山四方人类社会的东胜身、南瞻部、西牛货、北俱卢四大部洲的山、河、森林、地方,所以又称”护世四天王”,又俗称”四大金刚”。四大天王的形象是汉化了的西域武将,东方持国天王,塑像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塑像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塑像红色,手缠金龙。北方多闻天王,塑像绿色,持宝伞。《封神演义》中说四大天王本是”佳梦关魔家四将”,死后才经姜子牙开封神榜派去西方作四大天王。今日佛寺所见四大天王形象,基本上由《封神演义》中的描述塑造而来而略有不同。

  大雄宝殿前殿往北便是正殿–大雄宝殿。大雄,是对佛的法力的尊称,具体指的是佛有大力,能伏”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等”四魔”。殿中供奉的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其”胁侍”即左右近侍为老”伽叶”、少”阿难”两大弟子。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是种族名,意译是”能”;”牟尼”,也译成”文”,是一种尊称,含有”仁、儒(文)、寂默、忍”等义。意译也可合成”能仁”,意即”释迦族的圣人”。这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也常简称为”释尊”。他本姓”乔答摩”,意为”最好的牛”,名”悉达多”,意为”达到了目的的人”。释尊生于南亚次大陆北部的迦毗罗卫国(意译”妙德城”),属刹帝利种姓,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相传释迦牟尼年轻时受天神点化,决定出家追求最高的真理,他放弃世上荣华,终于彻悟”成道”(汉化佛教定农历十二月初八为释尊”成道”日,这一日本名应为”成道节”、”成道会”,现在俗称”腊八”),创立了佛教。

  释迦牟尼住世时听法弟子前后不过几千人,经常随侍者不过数十百人。但他们亲炙佛门,身聆法语,具备”如是我闻”的资格(后因第一次结集时由阿难诵出佛的教诲,四字常用为阿难诵经开始的习语。但如按一般的理解,佛亲传弟子均有此资格)。其中许多成为”声闻”,即亲自听到佛的言教,觉悟而得果位者。

  声闻中有十大弟子最为有名。其中第一位”伽叶”(”摩诃伽叶”的简称,又译作”大伽叶”),是摩揭陀国人,出身婆罗门。称”头陀第一”,佛寺中常塑作老僧状,故俗称”老伽叶”。第二位”阿难”(”阿难陀”的简称,意译”庆喜”),是释迦牟尼的叔父斛饭王的小儿子,称”多闻第一”。佛寺中常塑作青年僧人状,俗称”少阿难”。释迦牟尼如灭前对阿难说出遗言,大意是:已成者皆灭;不可放逸,要勤修我法;吾灭后以法为师。阿难的哥哥调达,初从佛祖,后自称”大师”,分裂僧团。所以佛传诃本生传中常以调达和他的”本生(前生)”作坏人的典型例证。除伽叶和阿难外,其他”声闻”(尤其是其他八大弟子)叶常被画在大雄宝殿佛座后板壁上作为陪衬。

  大雄宝殿的东西两壁塑有金身十八罗汉像及二十诸天像。分为两层,上层罗汉,下层诸天。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原来指原始的小乘佛教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一位佛教徒修行,可能达到高低不同的四种成就,每种成就叫一个”果位”:初果为预流果(音译为”须陀洹”),得此果者轮回转生不会堕入”恶趣”变为畜生恶鬼;二果为一来果(音译为”斯陀含”),得此果者轮回时就只转生一次;三果为不还果,(音译为”阿那含”),得此果者便可超生天界;四果即为阿罗汉果,得此果者诸漏已尽,万行圆成,所作已作,应办已办,永远不会再投胎转世而遭受生死轮回之苦,这便是阿罗汉,简称罗汉。

  西晋时竺法护所译《弥勒下生经》、西晋时译出的《舍利弗问经》都说佛涅槃时指派大迦叶比丘、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住世不涅槃,流通我法”,这是最早住世的四大声闻。后来北凉道泰译的《入大乘论》、唐代湛然《法华经句记》引《宝云经》,出现了”十六罗汉”的说法。直到唐玄奘大师所译的《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简称《法住记》),列出了十六罗汉的名号:一宾度罗跋啰惰阇、二迦诺迦伐蹉、三迦诺迦跋厘惰阇、四苏频陀、五诺矩罗、六跋陀罗、七迦理迦、八伐阇罗弗多罗、九戍博迦、十半托迦、十一罗怙罗、十二那迦犀那、十三因揭陀、十四伐那婆斯、十五阿氏多,十六注荼半托迦。《宣和画谱》卷二载,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画过十六罗汉像,不知何据。《法住记》译出后,唐代卢楞伽、王维等许多名家都有以十六罗汉为题材的画作。五代时吴越王钱元瓘的妻弟吴延爽发愿,在杭州紫霞洞造了现知最早的十六罗汉塑像。

  宋苏轼谪居海南岛时,从民间得到了前蜀简州金水张氏所画的”十八罗汉图”,作《十八大阿罗汉颂》,说张氏”世擅其艺”,说明至少五代时已有十八罗汉的说法。后来苏轼写了《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列出了十八罗汉之名,前十六位同《法住经》,第十七位苏轼称为”庆友尊者”,第十八位称为”宾头卢尊者”,显然是第一位罗汉的重出。宋咸淳五年(1269),志磐在所著《佛祖统记》卷三十三中提出:庆友是《法住记》作者,不应在住世罗汉之列,宾头卢是重出,第十七和第十八位罗汉应该是迦叶尊者和军徒钵叹尊者。到了清乾隆年间,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认为,第十七位应是降龙罗汉,即嘎沙鸦巴尊者(即迦叶尊者),第十八位应是伏虎罗汉,即纳答密喇尊者(弥勒尊者)。既然皇帝御定,以后的十八罗汉便以他所说的为准了。自古以来,在中国艺术家的腕下,以罗汉为题材的名图名塑层出不穷,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中国化罗汉形象。

  诸天,是佛教中诸位尊天的简称。《金光明疏》:”外国呼神亦名为天。”佛教中传来的那些外国高级神,统称为”天”,尊称为”尊天”,是佛教中管领一方的天神,级别相当于人间的帝王。他们还没有成佛,叶不属于佛门人物如菩萨、罗汉的系统,但他们都是佛法的护持者。汉化的诸天一般是二十位,称为”二十天”。

  二十诸天本是南亚次大陆古代神话如《梨俱吠陀》等书中的天神,在中国佛寺则变成了汉化的诸天。拿第二十位来说,”阎摩罗王”本是梵文的简化音译,意译是”双王”。他们是兄妹二人,原为南亚次大陆神话中管理阴间之王,兄治男犯,妹治女犯。《梨俱吠陀》中即已出现,佛教沿用其说,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中国把阎王和地狱完全汉化,让它们和本土的泰山治鬼等传说相结合,再融入佛教”六道轮回”说,出现了奈何桥、黄婆汤、望乡台等吓人的东西,还有牛头、马面、无常、勾魂牌等等也是大家熟悉的。”二十天”中的阎王像已彻底汉化,多作浓眉巨眼虬髯王者像。女王不合中国国情,早已暗中取消掉了。也有的寺院塑造出二十四天乃至二十八天的形象,把道教的神仙也补入诸天之内,但严肃的佛教徒是不承认的。

  大雄宝殿的北壁,东坐观世音,西坐地藏王。”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也有译成”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的,略称”观音”。根据《妙法莲华经》中”普门品”的说法,观世音菩萨能现三十三化身救十二种大难。遇难众生只要念诵他的名号,菩萨马上便会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观世音对一切人救苦救难,不分贵贱贤愚,所以他的尊号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简称”大悲”。观音的化身形象特别多,居各类神佛之冠。

  地藏菩萨是意译,《地藏十轮经》说他”安仁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故名。佛经故事说,他受释迦牟尼佛嘱咐,再释伽入灭而弥勒尚未降生世间这段时期度世。他于是发了大誓愿,一定要尽度六道轮回中众生,拯救各种苦难才成佛,因此他的尊号是”大愿地藏”。传说地藏菩萨降迹新罗国为王子,姓金名乔觉,祝发后号地藏比丘。他于唐高宗时航海来到中国,游化数年后来到安徽青阳九华山结庐苦修。后来地方士绅诸葛节发现他住在山洞中,吃掺有观音土的饭食,又询知是新罗王子,感到应该尽地主之谊,于是发心为他造寺。当时九华山属闵公所有,建寺要闵公初地。闵公问金乔觉要多少地,答云:”一袈裟所覆盖地足矣。”闵公应允。不料他那袈裟抛到空中,越扯越大,覆盖了整个九华山。于是闵公便将此山全部布施供养。闵公于是成为地藏护法,他的儿子也随地藏出家,法号道明。据说地藏比丘山居数十年,近百岁时,于唐玄宗开远二十六年(738)夏历九月三十日坐化,此日后世成为地藏菩萨应化中国的涅槃日,举办地藏法会。除了观音外,地藏菩萨在中国民众中信徒是最多的。

  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像板壁之后,塑有”海岛观音”像。观音头戴天冠,手持杨柳水瓶,脚踏鳌鱼,衣袂飘扬。观音的胁侍左为善财童子,右为龙女。据《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是福城长者的五百童子之一。当其生时,种种珍宝自然涌出,故名”善财”。他受文殊菩萨启发南行求法,参拜五十三位”善知识”(能化导人发菩提心求佛法的佛家人物)。第二十八参是在东洋紫竹林拜观音。按照佛经,他与观音的关系仅此而已,但不知何时,善财由童子拜观音变成了观音的左胁侍。龙女据说是二十诸天之一的娑竭龙王之女,聪慧异常。八岁谒见释迦牟尼,即转男身成佛。她如何成为观音的胁侍,已经很难从正规佛经中考究了。

  祖师殿与伽蓝殿大雄宝殿两旁有东西配殿,西为祖师殿,东为伽蓝殿。灵谷寺祖师殿称作”祖堂”,伽蓝殿现称作”客堂”。祖师殿多属于禅宗系统,为纪念该宗祖师而建的。灵谷寺祖师殿供奉的是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的灵位。自六朝梁代建开善寺以来,历经1500年,历代祖师计49位。

  伽蓝意为”众园”或”僧院”,后把佛寺称作”伽蓝”。伽蓝殿的”伽蓝”特指”祗树给孤独园”。据说,舍卫国国王波斯匿信奉释尊。有位大臣须达多,是国都舍卫城里的大富翁,常为孤寡贫贱者施食,故得号”给孤独长者”。他要为释尊建一所学院,相中了太子祗陀的花园。太子故意刁难,说要黄金铺满园地才肯卖。须达多竟用黄金铺满园地,太子感动,说只卖地皮,树木奉献。于是此园以两人的名字联合命名为”祗树给孤独园”。因此,汉化寺院中建伽蓝殿,正中常供波斯匿王,左方是祗陀太子,右方是给孤独长者。殿内还常供十八位伽蓝神。

  灵谷寺客堂供奉的是一尊关公金身塑像,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佛祖统纪》,天台宗的智觊在当阳玉泉山建精舍,曾见到一长一少两个人,都很有威仪,”长者美髯而丰厚,少者冠帽而秀发,自通姓名,乃关羽、关平父子,请于近山建寺”。智觊听从他们的建议,佛寺见好后,”并为关羽授五戒”。后世佛教根据这个神话,把关羽列为伽蓝神,在伽蓝殿中供奉。

  东堂与西堂大雄宝殿之后,东西两侧为东堂和西堂。东堂供奉的是药师菩萨,西堂供奉的是神僧宝志。药师佛是意译,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亦称”大医王佛”、”医王善逝”等。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药师佛》中称他曾经发过十二大愿,要满足众生一切愿望,拨除众生一切痛苦。由于药师佛有起死回生之力,所以信仰者祈愿者特别多,所以常为他单设”药师殿”(”药王殿”)供奉。药师佛的胁侍是日光、月光两菩萨,旁侍”药师十二神将”。这十二员大将全都顶盔挂甲手持武器,按十二地支生肖配合昼夜十二时辰轮流值班。十二生肖往往在头盔上显现。

  观音阁与藏经阁大雄宝殿之北在一条中轴线上的一般是法堂和藏经阁。灵谷寺大雄宝殿北面耸立的则是高大的观音阁,阁中供奉宝志塑像。1994年10月15日,观音阁落成之日,举行了真慈法师方丈升座仪式,这是自太平天国以来,灵谷寺举行的首次升座仪式。灵谷寺藏经楼在大雄宝殿东侧。藏经楼藏有清《龙藏》一部,共七千余卷,并藏有珍贵的影印《碛砂藏》一部。

  玄奘法师纪念堂 观音阁东面是东苑玄奘法师纪念堂,内有玄奘法师像一尊,并有檀香宝塔一座,塔内安放玄奘法师的部分顶骨。玄奘(600-664)本姓陈,名袆,洛阳氏缑(今河南偃师南)人。他看到当时佛学思想界的状况非常混乱,于是决意西去印度求经,以对全体佛学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玄奘去印度先后十七年,除掉中途往来的两三年,其余的时间都在游学。玄奘自印度归国,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仅仅准备了一百天工夫,就开始了他毕生的翻译事业,先后十九年中,他虽然迁居了好几次,先在弘福寺,又迁慈恩寺、西明寺、最后在玉华宫,译事却一直没有中断。玄奘先后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余卷,比新旧译家如和玄奘齐名的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所译的全部,还要多出六百余卷。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亚历史的重要资料。他还曾将我国的《老子》和中国旧传的《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布印度。

  玄奘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逝世,初葬于长安白鹿原,后迁葬于樊川北原,建塔宇,名兴教寺。法师舍利则供于终南山紫阁寺德五重塔。据宋《景定建康志》和元《至正金陵新志》的记载,宋代天圣年间,金陵长干寺主持可政访问终南山紫阁寺,传得玄奘法师顶骨携归金陵,于端拱元年(988)葬于长干寺的东岗之上并建白塔。明洪武年间,工部左侍郎黄立恭奏请在长干寺遗址建浮图九级。施工期间,将玄奘法师的顶骨于洪武十九年(1386)迁葬于长干寺南岗,上建三藏墓塔。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在这一带建造大报恩寺,在三藏塔前建三藏殿。太平天国时期,大报恩寺毁于战火,但三藏殿尚存。

  1942年12月25日,日军带领一些华工平整三藏殿后的小丘,准备建造神社,发现了地下的塔基和石函。日军随即封锁现场,赶走华工,自己连夜发掘,获得大批重要文物。后来日军迫于舆论,于1943年2月23日,在发掘原地由日方高森部队将出土文物移交给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其实在移交前,日军已劫走了其中的重要文物和部分玄奘法师顶骨。移交给汪伪的文物有玄奘顶骨(约二寸长、四寸宽)、金质佛像一座、纳骨小龛及银锡制箱、石龛、黄铜佛器、瓷器、玉饰珠宝、古钱等,分装于十个盒子。随后,日伪在玄武湖边的小九华山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的形式,建造了一座五层的三藏塔。1944年10月10日三藏塔竣工时,日伪举行了玄奘顶骨的”奉安典礼”,将顶骨的一小部分葬于塔底穴中。其余的顶骨由褚民谊打碎后瓜分,北京广济寺、天津大悲院、成都静慈寺、南京博物院都有一份。日军盗走的一份顶骨藏于日本琦玉县慈恩院内,后又分一份给台湾,安放在日月潭的寺塔内。西安兴教寺的一份是中日邦交恢复后日本送还的。保存在天津的一份于1957年由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赠给印度政府,安放在玄奘当年在印度讲经的那烂陀寺的纪念堂中。1954年南京佛教界以映彻为首雨南京博物院协商,将玄奘顶骨请供于毗卢寺。1963年举办奘师一千三百年纪念活动,会场设于栖霞寺,遂移供于栖霞寺,”文革”时归文保会收藏。1973年南京市佛教协会重修灵谷寺时,征得博物馆同意,在灵谷寺特辟玄奘法师纪念堂,奉安玄奘法师顶骨于木塔中,这座十三层的密檐木塔原是北京广济寺放置佛牙所用,又名佛牙塔。

  七、慧风遗韵

  灵谷深松

  窈窕入灵谷,苍茫度深松。

  斜阳倒影不到地,着眼一片秋烟浓。

   –清·王友亮

  明代灵谷寺正门在今天南京体育学院西南,该地现在叫大栅门,即由”大山门”转来。自山门至寺绵延五里,有万株苍松覆路,明太祖遂其为御路。清乾隆年间将此路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称”灵谷深松”。历经战火,古松早已不见踪影,现在能见到了松树,多是1928年所植,也已经是婆娑满地了。现灵谷寺东侧,民国国民谭延闿墓起点处有”灵谷深松”碑一座。此碑原是谭延闿墓碑,解放后被磨平,由当时的中山陵园管理处处长高艺林大书”灵谷深松”四字于碑上,明清的灵谷深松胜景并不在此处。

  志公塔

  六帝园林堕劫灰,独全灵骨葬崔嵬。

  行人指点云间路,唤得齐梁一梦回。”

   –宋·曾极《志公塔》

  据明张岱《陶庵梦忆》,朱元璋迁寺建陵,掘开志公塔,发现宝志和尚真身不坏,直爪绕身数匝,军士无论如何抬不动。太祖亲临行礼,许诺金棺银椁、庄田三百六十顷奉香火,为宝志真身在灵谷寺重新建五层宝塔。

  民国建阵亡将士公墓时,因明代所遗宝公塔正好位于公墓中轴线上,遂于1934年11月将其拆除。在塔基下挖出了宝志的棺椁,外椁已经腐烂,棺内有一石函,内贮陶钵一只,钵内藏宝志的佛牙、舍利,另有石碑一方,刻的是明洪武十五年礼部尚书刘仲质撰写的迁葬记,记载了宝公塔从独龙阜迁徙灵谷寺的经过。当时重新做了一个石棺,把石函、陶钵、佛牙、舍利等全部装入棺内,并新刻了一块迁葬碑记。1935年5月9日,宝志的石棺被迁葬于革命纪念馆(今松风阁)西侧今天的塔址。1937年动工在宝志墓上重建宝公塔,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工程遂被迫中止。1941年10月由日伪南京市政府募资完工。十年动乱中,宝公塔被毁,宝志的佛牙、舍利均被任意抛弃。现在的宝公塔是1981年重修的。

  三绝碑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锦幪鸟爪,

  独行无侣。刀齐尺梁,扇述陈语。丹青圣容,何住何所。

  –唐·李白《宝公像赞》

  宝公塔前嵌有一块黑色的石碑,这就是闻名遐尔的”三绝碑”。宝志生前,当时的著名画家张僧繇曾为他画过一幅像,后藏在开善寺中。唐朝天宝年间,著名画家吴道子根据开善寺中所藏宝志像,重新摹绘了一幅。后来大诗人李白为这幅宝志像作了《宝公像赞》,李白的像赞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写,连同吴道子的画同刻在一块石碑上,因此叫作”三绝碑”。淳熙十六年(1189),太平兴国寺大火,唐三绝碑被毁。元朝初年,又按拓本重刻了一块,书画家赵孟頫在碑上加了”宝公菩萨十二时歌”,这样,三绝碑实际上成了四绝碑。明宣德七年(1432),灵谷寺发生大火,律堂中的三绝碑再次被毁,成化十二年(1476)才又按旧拓本重刻。清初的几次战火在中,成化十二年重刻的那块三绝碑又一次不知去向。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第一次来灵谷寺,问起三绝碑,法守和尚拿拓本进程,乾隆皇帝下谕旨要灵谷寺重刻三绝碑。六年后,乾隆皇帝再来灵谷寺时碑已刻好了,他当即亲书”净土指南”四字,令刻在三绝碑上。后来三绝碑再遭毁坏,20年代又重刻,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块碑。

  宝志墓址南约八十米处为志公殿,1934年所建。殿内原供有宝志及两胁侍清如、澈如像,所以也称像堂。志公殿前有一块叉形铸铁,名”飞来剪”,又名”双铁镇”。据旧志载,上原有”天吴金”三字,今已漫灭不见了。相传此物为东吴赤乌年间为镇山中蛟龙所铸,考其实,应为朱元璋称吴王时所铸。明初迁建灵谷寺,飞来剪时用来举重提物的工具,以它作为杠杆的一端,将建筑材料提举道所需的地方,其中间的两孔,应是供穿索之用。

  无量殿无量殿是明代灵谷寺仅存的一座建筑,因原来殿内供无量寿佛而得名。无量殿高二十二米,宽五十三点八米,纵深三十七点八八米。分作五楹,纯瓦空构,不施寸木,没有一根横梁,全部用巨砖砌成券洞穹隆顶,所以又称”无梁殿”。殿顶重檐九脊,上盖琉璃瓦,正脊上建喇嘛塔三座。其工程艰巨复杂,是用造拱桥方法,先砌五个桥洞,合缝后再连叠成一个大型拱圆殿顶,所以特别坚固。殿前后有回旋的三拱门洞,四面设窗,门窗为梅花空格图案,全为生铁铸成。无量殿保存时间之长,建筑规模之大,为我国砖结构无量殿之首,闻名海内外。1928年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时,改无量殿为阵亡将士祭堂。

  定林寺遗踪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宋·王安石《游钟山》

  钟山定林寺是南朝名刹。南朝宋元嘉元年(424)钟山始建下定林寺,位于钟山南麓今明孝陵宝城的西北一带。宋元嘉十年高僧昙摩密止钟山定林下寺,他不满意该寺濒临溪涧、地势低下,不久即着手在山腰之上营建定林上寺,宋元嘉十二年(435)上定林寺建成。钟山下定林寺与上定林寺是属于同一寺庙,只是所处的位置在钟山有高、低之分,所以下定林寺与上定林寺又统称为定林寺。后又因下定林寺的废弃,于是上定林寺又简称为定林寺。刘宋元徽三年(475年),僧人法献西游新疆,得佛牙舍利一枚,带回定林寺佛牙阁供养,广受四方佛徒朝拜,成为佛教界共瞩的一件大事。六朝金陵数百寺庙中,仅有上定林寺和大长干寺供奉有佛舍利。自宋迄梁,上定林寺曾经高僧辈出,如僧远、僧柔、法通、智称、道嵩、超辩、慧弥、法献、法愿、僧祐等名僧曾居于此寺。

  上定林寺的高僧中,当时最为著名的是僧祐。僧祐(445-518),本姓俞氏,祖籍彭城下坯(今江苏睢宁),其父一代移居建业(今江苏南京)。僧祐数岁就随父母到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就允许他入道,于是僧祐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为师。及至僧祐十四岁时,得知家人为其秘密访婚,便躲至定林寺,投在法达法师门下。经过二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大精律部,有励先哲”,成为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齐梁时期,他先后受到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的礼遇。僧祐后又造立经藏,完成后又”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刘勰(465-532),字彦和,他幼年丧夫,家境贫寒,于齐永明八年(490)离开家乡京口(今江苏镇江)入上林寺依僧祐,在帮助僧祐校定经藏的同时,写下了不朽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后来刘勰出仕,晚年在定林寺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到了宋代,钟山下定林寺面积已大大缩小,称定林庵,亦称定林院。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后,归隐金陵。王安石经常骑驴游钟山,疲倦时便到定林庵休息。后来,他就在庵内建了个书斋”昭文斋”,并有诗咏之:”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艇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王安石与钟山许多寺僧来往密切,元丰七年(1084)一场大病后,他搬到秦淮河边居住,把私园”半山园”及附近田产全部捐出建寺,宋神宗题名”半山报宁禅寺”。

  约一百年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两次慕名来游钟山定林庵。第一次在昭文斋壁上题名曰:”乾道乙酉(1165)七月四日,笠泽陆务观冒大雨独游定林。”他在游记中写道:”塔(指宝公塔)后又有定林庵,旧闻先君言,李伯时(即李公麟)画文公(即王安石)像于庵之昭文斋壁,着帽束带,神采如生。文公没,斋常扃闭。遇重客至,寺僧开户,客忽见像,皆惊耸,觉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五年后,陆游重游钟山,定林庵已被火毁,而他在昭文斋壁上的题名却被寺僧事先摩刻在寺后的崖壁上。陆游在游记中感叹:”予乙酉秋,尝雨中独来游,留字壁间,后人移刻崖石,读之感叹,盖已五、六年矣。”1975年10月,陆游题名石刻被发现,成为考证下定林寺遗址的重要资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中山陵园管理处在定林庵旧址附近兴建了定林山庄,是一组由曲廊围合的三进殿堂式庭园建筑,布局精巧,玲珑雅致,成为一处很有意义的纪念地。

  台想昭明

  清霄出望园,结晨届钟岭。

  轮动文学乘,笳鸣宾从静。

   –南朝梁·萧统《钟山讲解》

  南朝梁武帝萧衍曾在钟山北高峰建大爱敬寺,寺内建有七层塔,所供檀木佛像高达一丈八尺。其子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建读书台,即”太子岩”。现在大爱敬寺已无存,读书台尚在。梁武帝萧衍是有名的”菩萨皇帝”,他倡导三教同源之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梁武帝祖辈原本崇道,为推崇佛教,他曾郑重其事地在重云殿召集僧俗两万人,制文发愿,宣布弃道皈佛,并从此开始了封建帝王中绝无仅有的长斋素食苛苦修行。他热衷于讲经说法,精通佛律,著佛书数百卷。他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在寺中服役,所以人称”皇帝菩萨”。 公元529年,萧衍第二次舍身同泰寺,不理睬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跪告哀求,坚决拒绝回宫,竟僵持了七十三天之久。大臣们仿天竺惯例,捐钱一亿万,才把他从同泰寺里赎了出来。

  萧统(501-531),字德施,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于天监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他中大通三年未及即位即英年早逝,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自幼聪慧强记,博学能文,他信从佛教,又喜招聚文学之士,刘勰便作过他的东宫通事舍人。他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唐宋时入科、取士,《文选》乃必读的书籍。唐初李善对《文选》做了注释,历代研究《文选》之风日盛,逐渐形成了”文选学”。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近年,中山陵园管理局充分挖掘历史文脉,在梅花谷设置了”台想昭明”景点,颇存古风。

  参考文献:

  (梁)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齐鲁书社1996年版。

  (民国)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

  吕瀓:《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中华书局1991年版。

  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白化文:《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白化文:《汉化佛教与佛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曹厚德、杨古城:《中国佛像艺术》,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年版。

  杨荣良、高树森主编:《金陵佛寺揽胜》,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杨新华、吴阗编著:《南京寺庙史话》,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周钰雯主编:《南京明孝陵之谜》,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

  刘维才编著:《灵谷史话》,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孙中山纪念馆编:《中山陵园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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