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0日，在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中，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流氓地痞、特务等进行了宣判，在这群被五花大绑的人中，有一名身材高大、戴着金丝眼镜、面相清癯却脸色苍白的中年人显得与周围的人渣格格不入，他就是晚清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小儿子，原汪伪政权的武汉市市长张仁蠡。在这次判决中，他也被判处死刑，和一群罪犯一同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52岁的张仁蠡在死前为自己3年前的一个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正是自己当年耍小聪明，才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那么这个汉奸在死前究竟在后悔什么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本文主角——张之洞第十三子张仁蠡
1900年正是庚子年，这一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组成所谓的“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就在气数将尽的满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已经年过花甲的清末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添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13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其年岁比张之洞的长孙还小得多），张之洞给这个老幺起名为张仁蠡。
张仁蠡的童年生活过得是锦衣玉食，从不知人间疾苦。但荣华富贵随着张之洞在1909年去世而风光不再，随后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张家作为前朝“遗老遗少”，虽然没有遭到清算，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家世的巨大变化给年幼的张仁蠡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张仁蠡就下决心有朝一日要重新“光耀”张家的门庭，这个心愿如同魔咒一般地纠缠着他，使他不能自拔，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张仁蠡从小就脑子活络，很有几分聪明，他长大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余荫，在当时北洋政府所属的教育部门混了个职务。但在教育部门混是没办法“光宗耀祖”的，不安分守己的他辞去了公职，开始在各派势力之间游走，但在旧中国那个外有帝国主义节节进逼，内有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始终只能在官场的底层沉浮。
张仁蠡的五哥张燕卿（又名张仁乐）“飞黄腾达”的经历却似乎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张燕卿在1931年上半年还不过是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兼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张燕卿主动附逆投敌，积极参加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他卖国行为得到了日本人的高度赞赏。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天，日本人就任命张燕卿为所谓“伪执政府内务官兼实业部总长”，并很快就升任伪“实业部大臣”。1935年5月，张燕卿更是捞到了伪“外务大臣”的要职，成了“伪满洲国”内权势滔天的人物。
张仁蠡的哥哥，也是拉他下水当汉奸的张燕卿（又名张仁乐），他曾经一度出任“伪满洲国”的所谓“外交大臣”
殷汝耕
看着哥哥“平步青云”，张仁蠡也不禁蠢蠢欲动。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11月25日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在冀东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立即打蛇随棍上，与殷汝耕同流合污，为日本人效犬马之劳。他的“忠心”果然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当上了伪“民政厅长”，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升官”，从此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
就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的张仁蠡
张仁蠡（左一）和轴心国方面的意大利武官一同参加日本人举办的酒会
1938年底武汉沦陷后，张仁乐向日本人推荐张仁蠡出任伪武汉市长。1939年4月初，张仁蠡兴冲冲地跟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浅见大佐由北平来到武汉，在侵略军的扶植下，粉墨登场。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政权后，张仁蠡就立即投靠了汪精卫。汪精卫对张的攀附非常高兴，委任他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43年10月，由于汉奸内部的派系倾轧，张仁蠡转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2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的大反攻，张仁蠡在伪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辞职，随后他回到北平当起了寓公，妄图以这种“隐居”的形式来逃避即将到来的清算和审判。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成立了肃奸委员会，以惩办那些认贼作父的大小汉奸。军统头子戴笠负责肃奸委员会的工作，戴笠雷厉风行地逮捕了一批汉奸，作为先后担任了武汉和天津伪市长的张仁蠡自然也没逃脱，和他哥哥张燕卿一同被锒铛入狱。根据张氏兄弟在沦陷期间的所作所为，两人被国民政府法庭判处死刑。
但张家毕竟是名门望族，也算是有门路的，另外张家兄弟也捞了不少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到处大把撒钱托关系找门路。最终张仁蠡用重金买通了戴笠，于是戴笠便散布舆论，称张仁蠡在武汉期间，虽然罪行累累，但也修建了诸如防洪大堤等一系列民生工程，颇有建树，因此“将功折罪”改判其无期徒刑。
保住了性命后，张仁蠡还不满足，他不想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他要“获得自由”。于是他继续大把地向北平相关当局砸钱行贿，悄悄给自己办了个保外就医，仅仅蹲了两年大狱就逃脱制裁、逍遥法外。出狱后，张仁蠡就蛰伏在北平的寓所，靠着他盘剥沦陷区人民的民脂民膏，过起了“大隐隐于市”的日子。
但他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统区的有钱人纷纷想办法外逃，但张仁蠡认为自己已经是蹲过大牢了，之前的罪恶已经算是翻过去了，因此没有很在意，抱着侥幸心理留在北平。相比之下，他哥哥张燕卿倒是在被保释出狱后就立即逃往日本，算是躲过了清算。
北平和平解放，起义的国民党军向解放军移交防务的场面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仁蠡继续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靠着家里的万贯家财，依旧过着逍遥的日子。但他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场席卷了全国的镇反运动，声称“居家反省”的张仁蠡再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局在对辖区内的人员进行户口调查时，发现了曾经担任伪武汉市市长和伪天津市市长的张仁蠡。公安机关立即与武汉和天津的人民政府取得了联系，获取了大量张仁蠡在担任伪职期间的卖国求荣，协助日伪镇压抗日运动，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与此同时，武汉人民在得知张仁蠡在北京的消息后，纷纷写信给人民政府，要求对张仁蠡予以严惩。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采取行动，将在家里躲藏的张仁蠡拘捕到案。张仁蠡在归案后，在审讯中他极力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他把自己美化成一个“子承父业”，为“武汉民众谋福利”的“好官”，他还洋洋洒洒地举出了自己在武汉期间的“政绩”进行辩护。他声称自己在1939年至1940年间，在武汉修了以自己父亲命名的“张公堤”，同时还修筑了长丰被垸，还在斫口至集家嘴河边，修了一道3700多米长的石砌防洪堤，同时还拓宽了利济路、武胜路，还沿着河边修了一条可通行汽车的石子路。
为了说明他“关心”武汉民生，他还特地举了个例子。1940年5月12日，时任汪伪所谓“行政院”副院长兼所谓“财政部长”的周佛海到武汉，他与张仁蠡在汉口黄陂路的五花宾馆贵宾厅会晤。在会晤中，周佛海要求张仁蠡将汉口烟土税、烟酒税和盐税的一半上交，张仁蠡以汉口堤防工程耗资巨大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张仁蠡认为他对周佛海的“硬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武汉民众的负担，有功于武汉。
周佛海
张仁蠡还宣称自己在担任武汉伪市长期间大力禁毒，他曾经在媒体和许多公开场合宣称，凡是伪市政府人员，有吸食鸦片或其他毒品者，必须立即到市医院戒毒，否则一但被发现，将会被立即免职。
张仁蠡侃侃而谈他的这些“政绩”，希望以此来脱罪，熟读“六法全书”的他更是拿出当年国民政府已经将其定罪并允许他“保外就医”的往事拿出来，认为不能“一罪两罚”，企图蒙混过关，逃脱惩罚。
但他的痴心妄想在军管会审讯人员出示的大量有力证据面前被无情地粉碎了。针对他吹嘘的“建设有功”之说，审讯人员点出了他在修建工程期间，通过勾结奸商，盘剥民工口粮和工资，以及在建材方面以次充好，以此大量收受贿赂，贪污防洪工程款项。通过贪污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张仁蠡就聚敛了巨额的财富，使他能够在武汉、天津和北京等地购置了多处豪宅，以及大量的古玩字画等。他甚至还也能力以“馈赠”的名义向汪精卫等大汉奸赠送珍贵的字画以行贿，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过着奢靡的生活。
此外他在武汉沦陷时期，积极配合日军有计划地对城内和武汉周边的抗日活动进行残酷镇压，妄图通过制造“无人区”来切断武汉三镇和周边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放火烧毁靠近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居民区。最多的一天，武汉的日伪军警竟一次对10多处居民区纵火，结果大火连续延烧了七天七夜，白天浓烟滚滚笼罩在长江上，夜晚火光映红了武汉夜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伪统治武汉时期，仅汉口一地就有4.3万间民房被烧毁，使3万多户共12万人无家可归。
张仁蠡为首伪武汉市政府，秉承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政策，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为了讨好其主子，张仁蠡下令将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1小时，以便和东京时间一致。同时强制在每天下午新17时（即原来的16时）就实行宵禁，不准随意在街上行走，违者轻则逮捕问罪，重则格杀勿论。日伪就是妄图用这种恐怖手段来限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强化对武汉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张仁蠡甘当侵略军的马前卒，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日伪统治期间的伪“汉口市政府”大楼
此外张仁蠡还以伪“市政府”的名义，强迫武汉的各类院校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企图从思想上麻醉和毒害青少年，以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为名开展奴化教育。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日语、日本文化的灌输，他还大肆调整学制年限，加重了初等教育阶段占学制的比重，将原来的教科书一律代之以鼓吹“东亚一体”、“大东亚新秩序”等内容的教科书，同时将日语定为“国语”，在学校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也不得使用“中华”等字样，凡是可以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内容都在教科书乃至市面上的书籍中被删除。
为了确保奴化教育能够推行下去，张仁蠡还往学校里派遣所谓“学监”，专门监视教职员工日常的教学工作，如果发现有进行所谓“超纲”的教育，则立即会告知伪警察、特务机关对其进行抓捕，并进行残酷拷问和刑讯，以达到“震慑”其他师生，不敢再有违反奴化教育的言行。
张仁蠡担任伪武汉市长期间，极力巴结日本侵，图为他强迫武汉人民参加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三周年的纪念大会
至于张仁蠡的“禁烟”一说，审讯人员举出大量人证物证，证明张仁蠡自己就有很大的鸦片烟瘾，但为了掩人耳目，他平时在公开场合经常雪茄不离口，试图用雪茄的味道遮盖嘴里的鸦片烟的味道。平日里，他即使是在亲信面前，也从来不像其他伪官员那样在烟榻上谈论公私事情。因此不知其内情的人误认为张仁蠡“禁毒”雷厉风行，甚至认为他本人不吸鸦片，其实吸毒比谁都多，只不过善于伪装罢了。
张仁蠡在任职期间，还积极响应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需要，为了满足其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需要，配合日寇对武汉的公私财物进行了疯狂地掠夺。如他将父亲张之洞费尽心机搞起来的汉阳兵工厂、汉冶萍公司等众多厂家的大型工程机械、机器设备、钢铁等全部拆掉并交给日本人运回日本，甚至还在许多工厂的废址上搜刮废钢铁以供日军使用。此外伪政府还配合日军在民间以强买强卖的形式搜集金属，以供其制造军火。
张仁蠡以上的这些主要罪行给武汉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使得无数同胞家破人亡，不得不背井离乡，更多的人则不得不在侵略者的铁蹄悲惨地求生，至于他其他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张仁蠡面对铁证失去了其往日夸夸其谈的神气，不得不承认了军管会干部指控他的各项罪行。至于他声称的所谓国民政府将其“保外就医”的手续，军管会也通过调取敌伪档案，证实了张仁蠡是通过行贿的不正当手段，先是获取了国民党政府所谓“最高法院”的“法外开恩”，将其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再通过贿赂法务部的暗箱操作，使其只关了2年多就得以被释放，在这些证据面前，张仁蠡终于再也不谈什么“一罪两判”了，只得最终低头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午，在经过公开审判后，北京市军管会判处张仁蠡死刑，并且将其和一批罪大恶极的案犯一同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张仁蠡这个民族败类，终于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