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一名木材商人谈完一桩生意回家，刚走到家门口，突然被埋伏在墙角后面的几名彪形大汉按倒在地。
木材商人惊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几名大汉答道：“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为什么要抓你，你自己不清楚吗？”
木材商一听，脸如死灰，哀叹道：“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我祁继忠这一辈子睡过皇后，当过少将，死也值了……”
这位名叫祁继忠的“木材商人”还真没有吹牛，他的的确确睡过大清末代皇后，给末代皇帝溥仪送过一顶大大的绿帽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
1922年12月1日，16岁的满族少女婉容被一副”凤舆”，从北京帽儿胡同的娘家被抬进了紫禁城，与比她大9 个月的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完婚，开始了她荣耀而悲情的人生。
虽然此时中国早已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按照清室退位时签订的优待条件，同意溥仪的婚礼照搬皇帝大婚的礼仪。
所以这场“皇帝大婚”持续了三天三夜，可谓是空前的热闹。
作为“皇后”，婉容生得端庄秀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但她能成为皇后，并不是溥仪的意思，而是端康皇贵妃逼迫溥仪在秀女中选择了婉容。
溥仪其实想选的人，是长相和家世都不如婉容，但自己却一见钟情的另一位秀女文绣。所以婉容当上皇后的同时，文绣也被溥仪册立为妃子。
婉容的新婚之夜，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溥仪在为她揭开红盖头、与她同食过 “子孙饽饽”、饮过“交杯酒”之后，并没有睡在那张 “龙凤喜床”上，而是回到养心殿自己的卧室里睡了一夜，将婉容孤零零地留在坤宁宫的新房里。
新婚之夜遭如此冷落， 婉容的苦闷和委屈可想而知。
刚嫁给溥仪的前的两年, 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不错的。婉容爱看外国电影, 喜欢吃西餐，喜欢骑自行车，溥仪对她的这些爱好都还算支持，又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还给她起了个 “伊丽莎白”的英文名字。
婉容虽然衣食无忧，但感情上却很苦闷，常常愁眉紧锁。因为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爱情是她最渴望的东西，但溥仪却给不了她。
对她来说，那些浮云般的热闹场面虽然可以暂时舒缓她,心中的郁闷，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独守空房的她，仍然感觉到无尽的寂寞。
也许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忧愁，婉容学会了抽大烟。有知情者说，婉容患有痛经, 每临经期, 痛得厉害, 无药可缓, 于是就尝试用鸦片来止痛。一来二去，就渐渐成瘾，离不开鸦片了。
二、
1924年11月5日，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了皇宫。婉容随博仪此后便住在天津张园，却过上了一段“平民生活”。
回归平民生活后，婉容似乎精神好了很多。她一改宫中的装束，穿起了旗袍和高跟皮鞋, 又烫了头发，成为当时天津租界里有名的 “摩登名媛”。
相比北京，天津这座新兴的商业城市给婉容提供了许多她之前在紫禁城里从没见过的娱乐方式。
她可以去戏园子看戏，去百乐门跳舞，去公园玩排球，更让她着迷的是，她可以去天津那引起洋人开办的大百货公司里，购买许多她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溥仪不差钱，所以婉容花起钱来也是无所顾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婉容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
我给文绣买了什么, 婉容一定也要买, 而且花的钱更多, 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她皇后的身份 。”
新的环境并没有改善婉容与溥仪的关系。溥仪自己也承认：“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我眼里，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婉容也只不过是一个应景的摆设。”
1931年秋, 溥仪的淑妃文绣与溥仪协议离婚，让溥仪大失脸面，溥仪将文绣与他离婚的原因，归罪于婉容平时对文绣尖酸刻薄，于是更加冷落婉容。婉容从此更加苦闷，大烟也越抽越凶，甚至有时会有神志失常之举。
三、
1931年11月10日，溥仪离开天津来到东北，开始了他的“傀儡皇帝”生涯。半个月后，婉容也被川岛芳子接到了东北。
1932 年3月8日，溥仪携婉容抵达长春，两人住进了执政府。从这时起，直到溥仪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整整两年里，婉容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直没有在任何公众场合出现过，就连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典礼这样重大的场合，她都没有出席。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连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典礼”，婉容同样没有出席。按照清制，“登基典礼”上溥仪要接受百官跪拜，发布即位诏书，确定“国号”、“年号”，册立皇后，但就是这么重要的场合，婉容都没有参加，可以说是非常不正常的。
直到1934年6月，婉容才有了第一次公开露面。这年6月7日，日本雍仁亲王访问伪满，与溥仪进行了会谈时，婉容才第一次出现在溥仪的身边，参与了接待雍仁亲王的工作。
在到达东北后的两年多，婉容作为伪满皇后，几乎从不参加所有的重大政治场合，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和溥仪的任何一张照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是婉容身体欠佳？是日本人不让她出面，还是溥仪和婉容早已感情破裂了呢？
“婉容身体欠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婉容虽然有着严重的鸦片烟瘾，但她既然能坐船偷渡到东北，又跟着溥仪来到长春，说明她的身体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境地，不至于连溥仪“登基”这么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无法参加。
溥仪对婉容虽然态度冷淡，特别是自文绣与自己离婚后，更是怪罪于婉容，但是对于一个溥仪而言，婉容仍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溥仪要让东北的老百姓感觉到，他们的“皇帝”与“皇后”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是老百姓的表率。
有材料说溥仪的身体有隐疾，不能行男女之事，所以才冷落了婉容。就算这种说法是真的，溥仪更要和婉容做出“夫妻恩爱”的样子给天下人看，证明自己仍然是个正常的男人。所以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溥仪逃到东北后，日本关东军特别派川岛芳子冒险将婉容接到东北，这也说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婉容这个“皇后”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日本人还是重视婉容的“皇后”身份的。
所上所述，婉容受到的冷遇和日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种种迹象都表明，婉容遭受的冷落，来自于她自己的性格和以及她做过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据现有的史料证明，在被川岛芳子护送去大连的途中，发生过一起对婉容造成极大打击的事情：一名日本军官夜间在船上强奸了婉容，给婉容的精神上造成直了极大的刺激。
到达大连后，婉容本想把这件事告诉溥仪，但关东军当时因为一些其他原因，不许婉容到旅顺去见溥仪，所以婉容被强奸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1932 年除夕，在婉容的再三哭闹下，溥仪陪她坐汽车到公园游玩。婉容正玩得高兴时，突然来了一队日本宪兵，将溥仪和婉容强行“接”回了伪皇宫。
这个除夕，婉容是在歇斯底里中渡过的，她恨自己为什么要从一个“鸟笼”出来，又钻进另一个“鸟笼”。
对于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婉容来说，她的性格决定了，她不想做一个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
对“伪满洲国”的性质和自身处境有了明确的认识后，婉容想离开东北的念头更加坚定。
1932年5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大连时，婉容就曾派人化装成古董商密会调查团成员顾维钧，要求顾维钧帮助她从东北逃走。顾维钧表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婉容失望不已。
1933年8月，婉容得知“伪满洲国”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于是又托她帮忙把自己带去日本，但此事很快被日本人发现，逃离东北的希望又成为泡影。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走的机会。
四、
伪满建国后，溥仪对婉容日趋冷淡，婉容也认清了“伪满州国”的傀儡本质，在逃跑未遂的情况下，其精神处一直处于一种极度崩溃，又无法言说的境地。
加上之前被日本人强奸的羞辱无法言说，单靠鸦片已经无法给予她精神慰藉。在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婉容做出了一些她不应该做的事——与溥仪的侍卫私通。
婉容前后和两个侍卫私通，一个就是祁继忠，此人颇得溥仪的信任，故而能够被其派遣到日本进行深造。在其深造时，婉容又与另一侍卫李体玉苟且。
而这一切，一开始溥仪是不知情的，婉容也算遮掩的比较好。
直到时间来到1935年，婉容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一切，才彻底瞒不住了。
据溥仪身边的随侍李国雄回忆，一天早上，溥仪发现李体玉嘴上染上了口红，这引起了溥仪的疑心；几天后，溥仪感觉身体不舒服，便到药房找药吃，发现本该负责在药房值班的李体玉不见了。
过了一会，他发现李体玉两手提着裤子从楼上匆匆跑下来，溥仪感觉事有蹊跷，于是下令严查，这才发现了婉容的秽闻。
李国雄的这个回忆是他的一家之言，到底真相如何，还有待考证。但作为一个男人，溥仪对给自己送上绿帽子的婉容的恨，肯定是不用说的。他向日本人提出要与婉容离婚, 要废掉婉容这个“皇后”。
日本关东军考虑到政治影响，并没有批准溥仪的要求。作为傀儡的溥仪虽然恼怒，但也不敢违背日本主子的意思。
对于给自己戴上绿帽子的祁继忠和李体玉两名侍卫，虽然溥仪很想杀了他们，但日本人考虑到“伪满州国皇帝”的家丑不可外扬，毕竟还是要保持溥仪这个傀儡皇帝的颜面，所以命令溥仪不要声张此事。
祁继忠、李体育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为了让他们保守这个肮脏的秘密，溥仪给两人每人400大洋当作封口费，将两人从侍卫名单中除名。
李体玉拿了这笔钱后，从东北返回了山东老家，从此在老家隐姓埋名，安度晚年，最终在1961年病逝，算是得到了善终。
与婉容奸情事发之时，正在日本留学的祁继忠的学自然是留不成了，因为当年溥仪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的目的，就是想等祁继忠毕业后回到自己身边，给自己当侍卫长的。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这个祁继忠自然是用不得了，于是在得到400块大洋之后，祁继忠回到了北京老家。
此时的婉容马上就要临盆，为了肚中的胎儿，她哀求溥仪, 希望他能放过自己肚子里无辜的婴儿。但后来的事实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后不久便夭折了。有种说法是，孩子生下来后，溥仪便让人把孩子弄死了。
孩子死后，婉容也被溥仪彻底打入冷宫。婉容的精神彻底崩溃，越来越依赖吸食鸦片来麻木自己的神经。不久后，婉容已经如同一幅行尸走肉，人不人，鬼不鬼，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只剩下一副躯壳。
1945年8月17日，随着日本的投降，溥仪也宣布退位，“伪满洲国”宣告灭亡。 8月19日晚，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抛弃了婉容，准备转道沈阳逃往日本，却在机场被苏军逮捕。留下来的婉容，被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收容后，安置在了延吉监狱。
1946年6月20日，时年 40 岁的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凄凉地死在延吉的监狱，被人用旧炕席草草掩埋在荒山上，没有墓碑，没有坟茔。
五、
几乎就在婉容去世的同时，那位和婉容通奸的祁继忠，也正因为“汉奸”的罪名，面临国民政府的通缉而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离开东北后，祁继忠一开始拿着溥仪送的400块大洋，回到北京购置了一套四合院，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
祁继忠本以为，凭着这些钱，他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三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并不贵，根据现存于北京博物馆的房契可以知道，三十年代西城区丰盛胡同一套有正房三间、厢房两间、南房一间，占地半亩的四合院，市价不过二百二十五块现大洋。所以祁继忠在买下四合院后，剩余的钱仍然能够保证他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
但祁继忠此人不但好色，而且又极为好赌。在北京安顿好之后，他好赌的毛病又犯了，很快便将手上的钱输了个一干二净。
恰在这时，曾在清朝末年担任过北洋新军陆军协统和东三省督练处参议的大汉奸王揖唐，得知祁继忠就住在北京，于是找上门来，动员这位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过的溥仪的前侍卫，加入他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入伙当汉奸。
祁继忠见王揖唐如此“看得起”自己，二话不说，便入伙当了汉奸。
1940年6 月，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祁继忠被王揖唐安排到“华北防共委员会”，大搞“强化治安运动”，不但抓捕了大量平民供日军役使，还参与屠杀了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他也因此被王揖唐授予了“少将”军衔。
日本投降后，祁继忠知道好日子到头了。为了逃避惩罚，他携带着这些年来搜刮的钱财四处躲藏，还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一跃变成了一名“木材商人”。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党并没有放过像祁继忠这样罪行严重的汉奸。北京公安局经过缜密侦察，终于查出了祁继忠的下落，于是在一天晚上神兵天降，将祁继忠捉拿归案。
1950年，祁继忠在北京被人民政府镇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最后给大家说个小花絮：在婉容死了六十年后，长春出现了一位名叫王毓斌的67岁老汉，自称是溥仪和婉容的儿子，在社会上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为了辨别真假，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组织了以研究员王文锋教授为首的甄别小组，对王毓斌提供的所谓“证据”进行了甄别，最后得出结论：溥仪没有生育能力，从来没有与婉容生过儿子。
婉容确实生过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在出生不久便被溥仪弄死了。所以这位王毓斌，只是一个想靠着溥仪与婉容的名头出名的骗子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