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清晨，李时雨静静地站在监狱门口的台阶上，抬头望着天上的太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出。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自由了，他已经在监狱待了近三年。
和其他犯人迷茫的神情不同，李时雨的表情格外坚定。只见他拢拢衣领，随即向一个方向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时间回到1943年8月，汪伪政府将上海租界区改为区公署、成立伪警察局时，署长陈公博让李时雨兼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但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的李时雨却并不开心，甚至有些慌张。恰巧此时的孙静云去北方汇报工作，李时雨便将自己“升职”的事情告知妻子，并让妻子询问许建国的态度。
当得知了李时雨目前的困惑后，许建国当机立断告诉孙静云：“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听了此话的李时雨仿佛有了主心骨，他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我党的工作几下汗马功劳。
那么在汪伪政府信任的李时雨，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会面临牢狱之灾？我们不妨接着看。
加入党组织
提到李时雨，很多人会想到及时雨宋江。而实际上李时雨的名字，也恰恰取自于《水浒传》中军师宋江的名号。
李时雨出生在1908年的黑龙江巴彦，他的原生家庭一般，说不上富裕也并不贫穷。
因此，在祖父的强烈要求下，李时雨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读书。作为一个东北的小伙，李时雨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及时雨宋江。”
李时雨的好友孔繁文，看李时雨对“及时雨宋江”如此崇拜，便笑着与李时雨开玩笑：“你这么喜欢及时雨，干脆你叫李时雨好了。”
李时雨认真思索后觉得这个名字可行，于是便有了李时雨这个现用名的出现。
那时，李时雨考入了绥化省立二中，不过只读了半年就因为家中变故被迫辍学。但李时雨没有放弃读书想法，随后在家族长辈的安排下继续学习。
实际上，李时雨1925年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时，就因为对上海“五卅惨案”的不满选择上街示威游行，增长了诸多的见识。而李时雨也在这期间，点亮了心里那颗名为民主革命的火种。
1927年，李时雨跟随考上北京俄文法政大学的李延山来到北京。随后，在李延山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
1931年，李时雨在学校就读期间经组织批准，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1931年9月，“9.18”事变爆发后，北京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游行示威，以达到让南京政府出兵的目的，那时的李时雨就作为北大法学院学生示威游行的总指挥。而他在其中的出色表现，也让我党看到了这个年轻男孩的潜力。
1932年4月，李时雨接到了前往哈尔滨组织抗日武装的任务。当时李时雨按照指示回到了家乡巴彦。在这里李时雨开始了他的宣讲之路，他本身就情商高、口才好，经过他的宣讲很多人都被激发出浓厚的爱国热情。不过短短几天，就有近3000人选择参加抗日义勇军。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年时局的变动，这支队伍内部出现了分歧。加上李时雨与满洲省委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回到北大法学院学习，这支队伍也因此解散。
打入东北军，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
李时雨在1934年毕业后，接到了一个任务：打入东北军。李时雨北京法政大学高材生的身份，在早期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在中央法学院支部书记的介绍下，李时雨去到了张学孟那里工作。当时张学孟作为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任主任，颇得张学良的信任，李时雨也就因此顺利地留在了东北军。
1935年，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被任命为副总司令。经过张学良的推荐，李时雨更是毫无阻力地潜入了西安“剿总”第四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有人说张学良的抗日救国思想，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李时雨。据说从李时雨在张学良身边开始，就潜移默化地在张学良面前提起抗日救国。
作为西安事变亲历者的李时雨，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主动联系了党组织。而我党也根据当时的形式，告知李时雨：时局紧张，务必保护好自己身份。
好在不久后，蒋介石承诺了6项诺言，随后便被送回了南京城。但谁知，东北军却突然出了意外……
原来蒋介石被送回南京时，出于安全考虑，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但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恼羞成怒地翻了脸，他下令逮捕张学良，准备兴师问罪。
消息传回西安，在东北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东北军内部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有了不同的声音。随着内部的分裂和矛盾，1937年6月，东北军最终宣布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于是李时雨在整编裁减后，离开了东北军。
随后，李时雨被调到了天津工作，对外他是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对内依旧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
在任期间，李时雨曾经接到过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转运电台。在那个时期，对于电台查得极为严格，转运电台更是难如登天。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时雨没有过多的时间思索，他必须抓紧时间，将这批东西转运到河北地下转运站。李时雨利用法院院长的虚荣心，顺利借到了院长那辆具有特殊牌照的车，通过了日军的检查，将这批东西带到法院办公室。
不久后上级又送来了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由于借车的借口不能用第二次，于是李时雨便极为大胆地混在人群中，装作紧急的样子，一手拿着通行证，一手提着箱子，有惊无险地过了关卡，将电台顺利送达。
这批电台的送达，让我们在后期的工作中多了几分便利，李时雨再次为我党立下汗马功劳。
进入汪伪政府，立下汗马之功
1939年8月，汪精卫选择了投敌卖国。他首先是策划建立所谓的政权，并且号称要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是汪伪政府开始大量在全国各地网罗所谓的代表，李时雨便被负责网罗天津地区代表的朱晶华找上了门。
之所以李时雨会被找上门，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两人是老乡，加上朱晶华见李时雨年轻有为，将来必定会被重用。那么，作为伯乐的朱晶华又怎会捞不到好处？
李时雨深感这是一个机会，在请示过上级后，他心里便决定答应朱晶华。但是他必定不能马上答应啊，所以李时雨直言自己不是国民党，怎么当代表呢？
朱晶华一听：嘿！居然有戏。于是便伪造了李时雨曾经是国民党的证据。那时候的“代表”实在太多了，所以对于李时雨的审查并不严格，加上旁边还有一个替李时雨连连保证的朱晶华，于是李时雨顺理成章地打入了汪伪政权的内部。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李时雨作为天津代表参加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把其中的重要内容记录下来，悄悄传递给了北方分局社会部，李时雨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不仅如此，李时雨还成为了汪伪政府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为此李时雨也放弃了自己在天津地区打下的根基，孤身一人来到了南京打拼。直到1940年，他的妻子孙静云才来到南京协助李时雨工作。
李时雨刚来南京的时候，年轻且有想法，并且对于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极为推崇。这份推崇和李时雨本身的优秀，让陈公博十分受用。于是李时雨顺利成为陈公博的亲信，且颇受重用。
而在受重用的过程中，李时雨也为我党拿到了大量的战略情报，甚至有不少情报让我们免受损失，更是让我们的军队成功化险为夷。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作为“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
不久后，孙静云也从南京来到了上海，然而由于孙静云与组织联系紧密，她还是被日军盯上了。孙静云很快被捕，然而不论日军问什么，孙静云都表示自己听不懂，不知道，即使危及生命，孙静云也没有吐露一点消息。
得到消息的李时雨大惊，急忙找到陈公博帮忙。陈公博亲自出面，才带回了伤痕累累的孙静云。看着妻子身上的伤口，李时雨既愤怒又心疼，只得借着赴日考察团的名义暂且离开了上海。
对此陈公博非但没有怀疑，甚至还对李时雨十分心疼，所以同意让李时雨去外面避一避。
而李时雨来到日本后也收集了不少一手资料，在考察团回国后，将消息传回了北平。那时的李时雨，被很多人称为“窃听器”。为了顺利接受李时雨的消息，北方分局社会部甚至在沪建立起了一条十分隐秘的联络网。
与此同时，日军与汪伪政府已然勾结一窝，开始了对新四军战士的追捕。由于李时雨的情报工作及时，日军的“清剿计划”屡屡失败，日军把责任都推给了陈公博。陈公博倍感冤枉，不过任谁也想不出透露消息的竟是汪伪政府秘书处处长李时雨。
做戏做全套，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李时雨还经常与诸多同事同流合污地去“敲诈”横行霸道的伪政府军官，拿到了大量的钱财。而这些钱也成了李时雨与日军联络官五十岚大佐交好的钥匙。
与上海两个实权人物交好的李时雨，成为了诸多组织、官商试图交好的重要人物。而此时左右逢源的李时雨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尽心竭力地拿到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情报。然而这样的日子却在1945年戛然而止。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因病去世后，李时雨便跟着周佛海工作。可谁知又没过多长时间，日本方面又在1945年宣布了投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伪政府也犹如秋后的蚂蚱，一个接一个的倒了霉。原本作为“汪伪要员”的李时雨已经准备回到党中央了，却在离开前撞了大运，被军统的高级官员余祥琴找到了。
千载难逢，进入军统
原来的李时雨为人圆滑，与律师余祥琴关系很好。谁知汪伪政府倒台后，余祥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的人。军统的审查十分严格，因此对于诸多地下工作者来说，进入军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面对余祥琴的邀请，李时雨心里很想答应，嘴巴上却一直委婉拒绝。和上次的朱晶华一样，余祥琴也愿意为李时雨打包票，在余祥琴的证明下，李时雨坐实了“老国民党”的身份。
然而军统的审查是极为精细的，加上特务头子戴笠又是一个极为慎重的人，所以在李时雨来到军统的第二天，就被戴笠约见。
在一来二去几个回合的问话后，戴笠满意的点头，并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就这样，李时雨留在了军统内部，把诸多情报送到了我党手上。
然而随着李时雨在军统内部“屡立奇功”，成功升职为军统少将时，李时雨在军统内部的一些政敌，竟然查到了他在天津的一些信息。但一向自负的戴笠却认为：李时雨必定不是共产党，他只是成了党派之争的牺牲品，不同意逮捕李时雨。
不久后，戴笠坠机身亡，而接手戴笠工作的毛人凤可不好对付，一上任就决定抓捕李时雨。李时雨那时已经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可还是在登机前被军统逮捕，关押在了暗无天日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日子无疑是痛苦的，李时雨每天都要面临惨无人道的拷问，但他咬紧牙关，没有透露出一个字。而此时我党也在对李时雨积极进行关系疏通。随即李时雨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虽被判刑却得以留住性命。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在1949年2月，李时雨成功出狱。刚一出狱的他，便接到了党组织的指示，在上海汇中企业公司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两个月后，李时雨与妻子带着将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回到了北平。在北平，李时雨终于结束了他长达15年的特工生活，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在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的那一刻，李时雨赫然留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时雨同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直到1999年12月28日在北京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纵观李时雨那一生，不论是在东北军、汪伪政府还是军统，他都是如履薄冰的。其他的人能犯的错误他绝不能犯，他心里明白自己背负的责任之大之重。
同时他也选择为了革命信念不畏奸邪、不惧死生，他是真正的“王牌特工，”是人民隐蔽战线上顶天立地的英雄。
而他的故事，将被人民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