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西恒（后排右一）与中国工程学会四川考察团水利、水力、电力调查组成员合影（1934年5月）
税西恒（任重庆大学机械系主任时存照）
济和水力发电厂蓄水第三堤旧照
济和水力发电厂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区域图（原载《中国工程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
济和水力发电厂厂房近景旧照
成都启明电气公司致邮政局的“包灯”电费收据（1937年7月）
西餐厅里慷慨陈词，讲演四川实业近况
1927年6月23日，晚上七点，上海四马路上的老牌西餐厅“一枝香”里，觥筹交错，喧哗依旧。在一片浓郁的咖啡与蛋糕香味里，一大帮西装革履的中青年学者，似乎正在举办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
活动开场不久，一位身材中等、面容清俊的中年学者步入场中，拟作讲演。主持人介绍称，演讲者为泸州水力发电厂厂长、重庆自来水厂总工程师税绍圣，讲演内容为“四川实业近况”。可以说，无论是讲演者“税绍圣”这个名字，还是这么一个关涉西南边陲的实业近况的讲演，对于当时的沪上学界乃至新闻界而言，都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话题。至于川南小城泸州竟有了水力发电厂，重庆人竟然也快要用上了自来水，且这位讲演者即是这两件大事业的主事者，更是令人颇感惊诧了。
于是乎，对这次“四川实业近况”的讲演，在场者饶有兴味地去听，也有报社记者到场去记录。两天后，关于这一次中国工程学会（1931年8月，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在南京合并更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上海分部常规会议的报道，随即刊发在了上海《时事新报》，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了这位“税绍圣”的讲演上，讲演内容记述大致如下：
略谓交通方面，以轮航业较为发达，钱业有金煤铁盐等，金煤铁三矿成绩不良，盐矿业尚属可观，年出盐二十万吨，为税收大宗。工业方面有造币兵工及发电等厂，发电厂成绩较优，惟因工业不振，只供电灯之用。税君末述四川实业不兴原因缺乏工程人才，连年兵争及资本家信任工匠不信任工程师所致。惟物产丰饶，人民富庶，实业前途，未可限量。四川僻处边陲，实业状况，东南人士颇多隔膜，税君演说详明，听者满意。
虽然只有不及二百字的扼要记述，讲演者对四川实业近况的了解之全面，表述之切实，非局中人无法办到。联系到讲演者本身即为川内水电业主事者之一，其人现场表述的这些内容，自然又有相当的可信度了。
七年之后，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四川考察团一行，亲赴川内各地考察实业状况，一方面既可以说是实地考察此次讲演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在此次讲演的影响之下而成行的罢。
“未遂刺客”与“老同学”，出没在胡适留学日记里
仅据笔者所知所见，“税绍圣”之名，出现在上海公共媒体上，此次《时事新报》的报道既可称“首秀”，亦可称“绝唱”。这位当时并不十分知名，姓氏也极为少见的神秘学者，就这样在上海西餐厅里“快闪”了一下，倏忽间就隐没无踪了。
殊不知，这个名字早在十五年前还曾闪现在了一册国外留学生的私人日记本之上——那是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当时才20岁出头、尚在国外留学的青年胡适的日记本。
时为1912年12月5日，已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由农科改读文学的胡适，正在招待刚刚赴美游学的友人任鸿隽，他从任氏那里偶然获见了曾为同盟会员、四川江津人朱芾煌的一部日记。向来很重视史料搜集的胡适，对日记里诸多关涉辛亥革命的记述很感兴趣，当天将“读后感”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返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两个“刺客”，一为刺杀良弼成功了的“刺客”彭家珍，四川金堂县人，孙中山曾为其题词“我老彭收功弹丸”。而另一位“刺客”，则是刺杀载泽未遂者“税绍圣”，竟然还是胡适的“旧日同学”。这里提到的“旧日同学”，应当就是指读中国公学期间的“老同学”。
据查，这位“税绍圣”还有一个常用名“税西恒”，四川泸县人，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恰与胡适同时考入该校，同为该校创办期间入学的学生，当然是“老同学”了。
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税西恒经由李石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即参与刺杀清廷要员的行动。行动虽然未获成功，可辛亥革命终究以摧枯拉朽之力，推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这时的中国，终于摆脱了千年帝制的枷锁，积弱积贫已久的国家实力迫切需要提升。
为改变积弊极其深重的国家面貌，“实业救国”的理想，成为那个时代进步青年与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税氏自然也不例外。这位曾经壮志未遂的“刺客”，在日益推崇“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风尚中，复又考取公费留学，怀揣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自我期许，只身漂洋过海，远赴德国而去。
用“爱”发电，亲手“点亮”一座川南小城
留学期间，税西恒选修了采矿、水利、建筑等多种学科，为归国投身实业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17年，已经在德国埋头钻研了五年的税氏，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德国国家工程师资质，进入西门子电力公司任工程师。1919年归国不久，即出任成都兵工厂总工程师。
1921年，税西恒出任川南道尹公署建设科科长。因工作原因从省城返归故乡泸县，一路上的风物景象，令他别有一番感触涌上心头。在这位正值壮年的“海归”官员看来，这样一片有着得天独厚的水力资源、工商业也颇为繁荣的川南富庶之地，缘何仍在使用煤油、桐油等做燃料，点着油灯照明，这里何时才能发上电，点上电灯呢？
实业可以救国，实业当然也应该就近泽被乡里，那么，就从让电灯“点亮”这座川南小城开始着手罢。税西恒决意要在泸县建一座水电厂的计划，很快付诸实施。他组织有志于此的当地同学亲友，即刻展开水文、地理、地质勘察测绘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在经过大量实地考察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水电厂的最佳选址地点，即当地龙溪河最末一个梯级——洞窝，此处既有较为稳定的水源，又有极为可观的流水落差，非常适合水力发电。
万事俱备，只欠经费。原本，税西恒拟采取私人入股的方式募集资金，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来运作水电厂，这个设想完全符合创办现代企业的操作模式。孰料，向德国厂商订购发电机组之后，许多先前应允入股认购的股东，却不愿意真金白银地拿钱出来交纳股金了。究其原因，还是出于对现代化的工程技术不了解、对现代化的企业运营更不信赖的缘故。诚如税氏在上海讲演时总结的那样，当时四川实业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资本家信任工匠不信任工程师所致”。
为打消投资者疑虑、重树投资人信心，税西恒不顾家人反对，变卖自家部分田产，率先交纳股金；并表示建设电厂期间，自愿免费打工，不领取工资，直至工程完结。在人心未定、众筹受阻；经费无着、事业危急之际，税西恒此举无异于“用爱发电”，更兼有“天选打工人”式的乐观与自信。这样的乐观与自信，这样的果断与表率，终于打动了众多投资人，唤起了众多投资者的信心，随之很快就解决了股金筹集与开办经费的问题。
接下来，税西恒亲自设计施工，在没有国内现成技术，没有可予参照的工程经验，没有大量基建物资的“三无”状况之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启种种尝试，甚至还不得不采取了用条石与糯米灰浆替代钢筋混凝土的古代工程经验，倾尽全力来构建一座可以令乡里乡亲享受现代化电力生活的水电站。历经四年艰辛，1925年，电站终于建成，以其为主体建成的水力发电厂，被命名为“济和”。
千里迢迢，中国工程学会考察传奇水电厂
1925年建成的济和水电站，虽然并不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比之1912年建成的云南石龙坝水电站，毕竟还晚了十三年。可石龙坝水电站并不是中国人自主建造的，而是聘请德国工程师设计并施工所建，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所在。因此，济和水电站在建造时间上虽然只能列为全国第二位，可却是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中国水利学会2018年11月评定），这样的定位与称誉，才是这座距今已近一个世纪的水电站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所在。
这样一座悄然“点亮”川南小城的水电站，在那个国内大中城市用电也并不十分普遍的时代，自其诞生伊始，势必为川内乃至西南各地民众所普遍关注，也渐为国内工程、水利、电力等各界专家学者所周知与瞩目。虽因路途遥远，未必能亲至，可专家学者们研究这座水电厂的兴趣日趋浓厚。根据当时能够获取到的相关资料与数据，关于这座水电站乃至整个济和水力发电厂的一些普及介绍与基础研究，已然出现在了一些学术论文之中。
譬如，1933年1月印行的《工程周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刊发了电机工程专家恽震所撰《我国水力发电事业之状况》一文，文中就对济和水力发电厂有所调查与介绍，此文应当是学术界较早介绍该厂的一篇论文。不过，由于有些数据可能不甚准确，时任该厂工程部工程师的文启蔚，又于三个月之后，在《工程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上，撰发了一篇《四川泸县济和水力发电厂概况》，对恽文所提到的一些数据有所订正。然而，文氏所发表的这些数据与相关介绍，又是否完全准确与切实，因为没有实地调查，专家学者们虽颇感兴趣，恐怕仍然只能带着存疑态度，略事参考罢了。
有鉴于此，亲临实地调查的愿望与计划，也随之酝酿。济和水电厂建成九年之后，即税西恒在上海讲演“四川实业近况”七年之后，恰逢四川政府当局敦请各路专家学者入川考察实业资源，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四川考察团，决意要亲临实地一探究竟了。
1934年5月，由顾毓琇、黄煇、孙辅世等专家分别组成的电力、水力、水利调查组，在税西恒的陪同下，对济和水电厂开展了切实详细的实地调查，形成了一份有着相当专业水准的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中的相关介绍与发展建议，当年自然有着针对性极强的专业研究价值；而时至近九十年的今天，则又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了。
譬如，调查报告中关于该厂“发展意见”（即专家评价与建议）部分，开首一段，开宗明义，对这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的历史地位、技术水准与经营现状，都做出极其简明扼要的介绍：
该厂利用瀑布之水力发电开办至今，已将十载（一九二五年二月发电），诚为我国水电事业之先进。设计方面，能利用原有堤堰，尤为经济。现在该厂总投资216，000元，而全年盈余为26，000，故股息一分，绰绰有余。现尚弥补从前逐年亏损四五千元，以后亏空补足，而业务日进，每年净余万元之数，盖非难事。
为防“偷电”，专家支招，建议减少“包灯”
关于该厂如何升级换代进行技术改造，乃至运营上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调查组专家也给出了五个方面的专业建议。一为应增加蓄水设备；二为应增加发电机；三为发电电压应增高；四为供电电压应增高；五为包灯应逐渐减少。
如果说前四个方面的建议，都还纯粹是电力工程方面的指导，其中不乏普通读者难以即刻理解的专业名词；那么，最后一项建议看似与工程技术无关，实则与电厂经营有所关联，且前四项建议都是要求“增”量，唯独这一项建议要求“减”量，这又是为何呢？
所谓“包灯”，是国内早年收缴电费的一种方式。当时，以每月使用一盏电灯的单位电费，来乘以每月使用电灯的固定数量计费，用户每月的电费也随之固定下来一个数目，即称之为“包灯”，是按时段包断费用之意。简言之，即与如今的网络用户大多采用的“包月”缴费之原理相仿。
当年，国内水电厂开办之初，大多采用“包灯”的电费收缴方式，这与当时供电有固定时段、电灯安装及使用并不十分普遍，电线及相关设施维护等工作俱由水电厂承办有相当关系。一般而言，国内早期创办的水电厂，对供电总量与方式，以及用电设施与电灯安装方面，都有着较强的技术管控手段，采用“包灯”的电费收缴方式，确实可行，也较为便捷。事实上，这一电费收缴方式，即便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在国内一些地区施行。在电表尚未普及的时代，“包灯”这一概念，可谓深入人心，是一种已经约定俗成的电费收缴方式。
可专家的意见，往往具备相当的预见性与前瞻性。针对当时国内大中城市用户屡有出现的“偷电”现象，以及从兼顾合法用户用电的公平性及提高服务质量着眼，对应当逐渐减少“包灯”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调查报告中表述得颇为充分：
各处整理电灯事业者，多以减少包灯为当务之急，首都电厂及杭州电厂即其著例。盖包灯多则偷电亦多，稽查甚难。譬如，16支灯换32支灯，电厂方面即损失一倍。又如，改用低电压灯泡所耗电流增多，虽厂方有时可提高电压以冀毁坏用户之灯泡，但亦不能常时为之。如时常提高电压，则用户本不必用低压灯泡，而电厂服务之成绩亦大大改良矣。……今若将包灯逐渐减少，使用户各依其用电之量而付公平之值，而电厂方面，亦从此不再贪减低电压之小利，而谋服务成绩之改良，则不特当地人民蒙其益，该厂前途之发展益可光明矣。
特别巧合的是，在专家给出这一意见之前不久，即1934年4月，济和水电厂通过检查供电线路，就已查获有二百余户“偷电”，并已即刻为之安装了数十具电表，以作防备之用。这一现象表明，“包灯”这一电费收缴方式，确实已经成为水电厂经营的一大隐患，通过安装电表来收缴电费的方式，已是大势所趋了。
日寇轰炸之下，调查报告里的八帧图片竟成“绝版”
此次考察约两年之后的1936年，卷帙浩繁、图文并茂、印制精良更兼内部发行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作为政府当局相关部门以及各级研究机构必备的权威文献，终于印成。
布面烫金、装帧典雅的封面，铜版插印、图表纷陈的内页，足可从中领略八十余年前的当局各级部门及各领域专家，对四川实业资源的倍加关注与高度重视。从“公路”至“油漆”，共计十八个调查组，分别撰成十八份小组调查报告，共同缔造了这么一部内容至为宏富，记述颇为详实的总报告书。
其中，由水利专家孙辅世主持的水利组调查报告，所附插图的第一张，为水利、水力、电力三组成员的“全家福”。在这张珍贵的合影之上，除了前排所坐居中者为水利组长孙辅世，后排所列左起第一人为电力组长顾毓琇之外，后排所列右起第一人，则为陪同各组前往济和水电厂考察，当时已在重庆建成第一个自来水厂的税西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毓琇主持的电力组调查报告，所附插图共计八张，全部为济和水电厂的实景拍摄照片。从水电厂蓄水的三道水堤，到发电机组、电站近景以及厂区全景的拍摄，这八张照片如实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之本来面目与历史风貌。恐怕当时的调查者与拍摄者都未曾想到，时隔这些照片印出公布仅仅三年之后，照片中的这些历史风貌与景物细节，竟会顷刻间付诸劫灰，改易门庭了。
1939年9月，日寇飞机轰炸泸州城，城区电力设施因之毁损严重，一时难以修复。在这样的危急情势之下，济和水电厂不得不转卖给了某兵工厂，从此成为该厂自备电站，不再具备商业经营性质。又因其所在地名，就此改称为洞窝水电站。
如今，已经成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洞窝水电站，早已被视作一项颇具纪念意义的民族实业与近现代工业遗产，与保护区域内清幽秀美的川南自然风景一道，化身为川省境内一处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
尤为可贵的是，这座传奇水电站的缔造者与创办者税西恒，在主持重庆自来水厂期间，又从“实业救国”的理想中，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社”，团结进步科教人士，积极从事抗战救亡工作。1945年9月3日，日本正式投降、抗战终获完全胜利之时，税西恒等人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时刻，遂改社名为“九三学社”。
作为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水电站的创办者，复又作为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从1925至1945年，这整整二十年间，税西恒先生在“实业救国”到“科学报国”的理想与实践之中，可谓上下求索，历经艰辛，终得云开月明，功德圆满。
文并供图/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