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回归成为了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在美方干涉下，台湾一有不慎便会化作国际问题，彻底失去回归机会，面临重重危机，周总理挑起了这份重担。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周总理为解放台湾鞠躬尽瘁了20多年，最后甚至在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将骨灰盒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以此明志。
为了让台湾早日回归，周总理自万隆会议起便多次出访各国，向世界传达中国的态度。
而在巡访缅甸、印度等东南亚七国时，一个记者向他提出了个刁钻的问题：如果蒋介石回大陆，是否考虑给他一个部长职务？
周总理对此只是笑了笑，随后一句话引得满堂喝彩。
长达15年的中美谈判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问题再度成为了中央关注的焦点。
可此时的台湾问题已经极为复杂，毛主席在1954年7月向周总理发了封电报，指示要武力解放台湾：
“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可美国却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不但在同年11月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还通过《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将5艘航空母舰及其配套战斗舰队派往我国南海。
面临现实条件的改变，中央在达成部分战略目标后选择转变战略，从武力解放转向和平解放，而这份担子便由周总理担了起来。
为粉碎美国试图让台湾问题成为国际问题的阴谋，周总理在各个外交场合都严厉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
他从历史与事实等方面出发，驳斥台独言论，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事实告知世界各国。
1955年4月，周总理出访万隆会议，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我国在台湾问题上坚定的立场，这引得诸多国家向插手的美国施压，要求其就台湾撤兵问题与我国政府进行谈判。
在周总理的影响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向国际舆论低头，表示将尽快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
而这次会面定于1955年8月11日，这是此后长达15年中美谈判的开端。
在谈判中，作为负责人的周总理明确指出了我国的底线：“台湾问题是解决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美国不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兵，不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两岸关系便谈不上正常化。”
这场长达15年的博弈最终以美国服软为结果，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感慨道：“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才能，没有这场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会在承认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条件下和我国建交。”
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周总理还更进了一步。
1956年1月30日，周总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战略。
随后周总理便借赴台相关人士向蒋介石做了传话：“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
就此，台湾局势终于从最初的剑拔弩张变得有所缓和，周总理也靠着“国际舆论”与“和平解放”两张王牌彻底粉碎了美国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为日后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了星星之火。
国共第三次合作
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支持，周总理在1956年11月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七国进行访问，试图强化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并向世界传达中国对台湾的态度。
1956年12月9日晚，周总理参加了印度加尔各答的欢迎宴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回应了诸多有关我国的疑问。
当有记者问到台湾回归问题时，周总理当即表明了我国的立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蒋介石有了贡献，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留在中国任何地方。”
这话立马激起了记者的反应：“那如果蒋介石回大陆，是否考虑给他一个部长职务？”
这绝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若是给低了，台湾方面必不满意，那就起不到劝降蒋介石的目的，若是高了，那国内原职务的人恐怕又有想法。
周总理听到问话后，笑着看向了记者：“部长太低了。如果蒋中正回归祖国，绝不会低于一个国务院总理的地位。”
此话一出，在场者脑筋一转便意识到了此话的妙处。
周总理将自己的位置开了出去，既表明了我国对台湾的重视，也不伤任何人的利益，反而显露了作为中国外交代表人的气度，彰显了大国风范。
而这一次也是周总理首次对外公开宣布蒋介石回归的条件。
而之前，周总理也早就暗中为争取蒋介石回归做出了努力。
在出访东南亚七国前3个月，周总理便与章士钊等爱国人士进行密谈，由他们向台湾当局隐秘传递中央对台湾回归的规划，并向曾经的同事蒋介石捎话道：“我们有诚意，可以耐心等候。”
美国作家陶涵在蒋介石传记中清楚记录了周总理代表中央开出的条件：“周恩来秘密向国民党提议：台湾回归后，国民党仍然可以统治台湾，且‘会给蒋介石找个合适的位子’。”
除了章士钊这条线，周总理还在北京会见了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此人曾与蒋经国共事。
周总理在谈话中举出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取得的成功，并提出了进行第三次合作的建议：“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
而在回答了曹聚仁一些具体提问后，他也进一步表示：“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定安排的。”
周总理的循循善诱经由曹聚仁之口传到了蒋氏父子耳中，而这次会谈后，国共两党的接触明显增多，并对一些具体的实质问题进行了研讨。
1957年春，台湾当局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北京作“实地考察”，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并阐明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
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
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而这四点便是之后周总理“一纲四目”思想的雏形。
周总理的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毛主席为了让台湾免于战火下回归祖国，开出了足够重视的筹码：
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统一于中央之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均由台湾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处，由中央支付，国共双方不派人员做破坏对方之事。
可这些优厚提议却没能换来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回归大业因蒋氏父子的一己之私而破产。
虽然深知蒋氏的贪婪，可一心祖国统一的周总理并未放弃，一边继续争取支持，一边提出先做有限接触，如互访、通邮等有利统一的建议。
争取到一封“历史文件”
美国“两个中国”的阴谋被破解后，周总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和平解放台湾上。
而在1959年，一个助力摆到了周总理面前，可他却拒绝了。
1959年，李宗仁通过程思远第一次向中央表示“落叶归根”的愿望。
李宗仁作为老牌政客，在台湾颇具影响力，若是能赢得他的表态，将能争取到许多台湾人的支持。
可面对这份助力，周总理却用“时机尚未成熟”拒绝了。
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当时李宗仁虽然地位较高，可却受到美国与国民党特务监视，若是显露出异动，很可能会就此丢了性命，而且李宗仁虽有回归之意，但思想上却受各方影响处在摇摆状态，并非完全可靠。
为了好好打出这张牌，周总理做了两项工作。
为了让李宗仁摆脱思想影响，周总理借程思远之口多次表明了底线：
一是不要在中美之间做文章；
二是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而在确定李宗仁能与我国在两个原则上达成共识后，周总理开始为李宗仁安排起了回归之路。
这是极为耐心的策略，1959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李宗仁飞往欧洲与程思远见面，随后返回美国，而后又在4年再度飞往欧洲，将飞往欧洲旅行变成常规操作，为之后1965年回归大陆做准备。
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采访时，李宗仁明确表明了态度：“作为个人说来，我自己已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5年，在李宗仁再度传达想要归来的急切心理后，周总理等到了那个时机。
趁着陈诚去世，李宗仁在7月19日来到了上海。
而第二天，周总理便同他做了次长谈。
随着“四不可”（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同来的是“四可”：可以回国定居，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定居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时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
而程思远则在日后回忆时说道：“周恩来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统一大业。”
这次争取工作是成功的。
随着李宗仁回到大陆，我们再度获得了一张和平解放台湾的好牌，而在1969年李宗仁去世后，他所口授的一封信则成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件”。
在信中，李宗仁表示道：“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和平台湾的进度条一直在前进。
1971年６月21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时，对“一纲四目”从理论高度做了阐述，并指明回归后，台湾将过得更好：
“有人说，台湾的生活水平很高，台湾回到祖国后，生活水平就会降低。相反，台湾回归祖国后，我们有可能在他们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随后便讲出了5条保障台湾经济的措施：同内地一样的税收、免费建设 、不收所得税、台湾失业人员回到故土工作、给予全体人员解放奖励。
对自己的提议，周总理十分自信：“这样做只会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会使台湾受到任何损失。”
而这对“一纲四目”思想的具体阐发，是日后邓公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源头。
20世纪70年代，周总理虽然年事已高，可依旧强撑着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了争取台湾早日解放，他亲自下令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改为台湾厅，并邀请台湾同胞参与筹建，以此拉近两岸关系。
而在周总理的努力下，从１９７３年起，中国台湾民主同盟总部也恢复了工作，这是民主党派被停止活动后最先获得恢复的党派之一。
和平解放台湾是周总理的梦想，为此他奋斗了二十多年，可随着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身死，台湾局势大变，周总理多年心血几乎全部化为乌有。
而后周总理病倒在了病床上，带着种种遗憾，他叫来了中联部接手的同志，忍着病痛询问工作情况，并嘱托同志要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操劳一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邓颖超也根据总理生前遗愿，将骨灰盒放入了台湾厅。
邓颖超说，这代表了总理对统一祖国“鞠躬尽瘁、死而未已”的精神。
信息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周恩来与解决台湾问题历史进程》
凤凰网《周恩来如此回答“蒋介石若回大陆 给他什么职位”》
人民网《揭秘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从共事黄埔到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