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方舟瞒着妻子，偷偷给不到一岁的儿子喝下一瓶病毒，这

1959年，顾方舟瞒着妻子，偷偷给不到一岁的儿子喝下一瓶病毒，这种病毒非常危险，能让人非死即残。事后，他惶恐不安地告诉妻子，谁料妻子非但不怪罪，还说：“你做得对。”顾方舟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儿子出生那年，他已经33岁，妻子31岁，在当时两人算得上是高龄爸妈了。对这个宝贝儿子，夫妻俩几乎倾注了所有的爱。那为什么，顾方舟把这么危险的药液，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吃呢？这要从1955年夏天说起，当时，江苏南通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很多本来活泼的孩子，突然间，腿不能走，手不听使唤，呼吸也不能自主。家长背着孩子去医院，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能治好孩子的病。 而且，得病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南通之后，北京、上海、南宁、济宁…….很多地方的孩子都得了这种病。 这是什么怪病，怎会如此厉害？ 后来，人们才了解到，这种怪病名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得了脊髓灰质炎，孩子的一生相当于就是毁了。 此时，29岁的顾方舟，从苏联公派留学回到了祖国，在北京流行病研究所工作。 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外，大多数人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于是，国家再次把顾方舟派到苏联学习。 当时，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分为两种：活疫苗和死疫苗。死疫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灭活疫苗。两者各有优劣，活疫苗的药性强，效果显著，但风险比较高，弄不好容易伤到人类自己。死疫苗相对温和，倒不至于伤到自己，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并不好说。 顾方舟这次前往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研究死疫苗，毕竟这种疫苗更安全。到达苏联后，顾方舟发现死疫苗的成本非常高，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死疫苗是注射的，在美国打一针是10美元，小儿麻痹有3个型，你想要全部免疫，一个人至少要打3针，在中国当时60年代的时候，国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活疫苗是口服的，效果也不错，但是唯一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是活毒。 这个活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就是小儿麻痹病毒，只是经过实验室改良，把它的毒性减低了，但仍然有小概率致病。 中国用什么疫苗呢？顾方舟问苏联的同学选哪种好，同学说：“这事得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没办法给意见。”顾方舟又去问苏联的导师，导师说，他主张苏联用活疫苗。经过多方面考虑，顾方舟最终决定采用活疫苗方案。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功夫不负有心人，1959年底，首批疫苗通过动物实验。可是又迎来了一个新问题:人体实验。迫在眉睫之时，顾方舟一把举起跟前的试管，一仰头“咕咚”一声就喝进肚子里。其他同事看到了也纷纷跟着效仿。好在几天后，大家都没事，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合格了，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然而，在疫苗正式投入生产前，还需要让孩子试药。可是用谁的孩子来试验呢？ 面对未知的风险，顾方舟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将疫苗给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喝下！ 顾方舟坦率地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拿别人的孩子做试验，我做不到。”后来，身为病毒学专家的妻子李以莞，得知丈夫的决定后，也并未怪罪他，她理解丈夫的事业，更了解他这个人。李以莞说:“他做得对，我也是做这项工作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不去服疫苗，总不能让别人的孩子来服疫苗吧？”有了顾方舟的带头作用，同事们也豁出去了，抱着自己的孩子来实验。 终于，胆战心惊的一个月熬过去，参加实验的孩子都没事，什么症状也没有出现。顾方舟他们的心，终于都放了下来。随后，顾方舟又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带头研究出“糖丸”，使得疫苗的运输更加便利，保存的时间更加长久，让疫苗顺利送到全国各地。 从研究脊灰疫苗开始，顾方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围绕着这一件事。一生只做一件事，听起来枯燥又无趣。但顾方舟却把这一件事，做到极致，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孩子。2019年，顾方舟逝世，终年92岁。在告别仪式上，妻子给他写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