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功德林关了8个黄埔一期生,最终7人特赦,唯有1人被枪决

“呸!一条狗”

“你骂谁!”

“骂的是狗!”

闻声望去,左手攥着馒头,右手端着碗,扭头怒目而视大骂“狗”的,原来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黄维。

事发地点不是黄埔军校,也不是军队,而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食堂。

并非名为功德林

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处庙宇,清朝时将这里用作赈济灾民,及孤苦百姓的常设粥棚,积善因得善果存功德,功德林这一称呼也就这样来了。

光绪三十一年,在这里开办了一家“京师习艺所”,表面听起来是个学习技艺的学校,实际上算是劳动改造所,宣统年间,已经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劳动改造机关。

民国时期,这里称为“京师第二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因为地理位置位于功德林路1号,所以“北京战犯管理所”又被称为功德林。

只不过这些都是旧称了,如今已经没有功德林路了,而是改名为新康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段时间,功德林里居住的,除了工作人员,大多是儒雅随和、或脾气火爆个性不同的一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人家”。

他们一同劳作,同吃同住,若不是名为战犯管理所,谁能想到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老人,实则都是高级战犯,其中还有8名黄埔一期学员。

被关押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们

曾扩情、黄维、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周振强、李仙洲、邓子超,这八人出身著名的黄埔军校,还都是一期学员。

其中大部分在抗日战场上立下战功,在缅甸战场上做出贡献,内战被俘后,关押于“功德林”中接受改造。

虽然他们的立场,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念在曾经于外敌战场上共同作战保卫华夏,我党仅将他们关押于战犯管理所中反思赎罪。

改造过程中,大部分人也确实静思己过,最后成为了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人,也为我国文史资料方面做出贡献。

但世间无绝对,即使我党优待不计前嫌,这八人中,仍有一人认不清形式,试图从中作梗阻碍他人的反思与改造造成恶劣影响。

曾扩情,在1949年12月,于重庆被俘。

抗日战争后,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1959年被特赦,其子来信,邀请曾扩情前往沈阳生活,说已在沈阳安排好,特赦后前往沈阳,之后曾扩情受聘成为辽宁省政协文史专员。

黄维,在1948年12月15日,除副司令等人逃脱,黄维所率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抗日战争时,淞沪会战的罗店之战中,黄维成名,当时的黄维任十八军第67师师长,率部奋力战斗,最后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有人说他表现忠勇可嘉,也有人说他指挥死板不懂变通。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前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与杜聿明等人共事。

黄维在“功德林”中也可谓之“风云人物”,曾经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著名国党内部战役“食堂会战”中,黄维可是敢在敌前叫阵的一员“猛将”。

黄维

食堂会战

作为曾经的高级将领,后来的高级战犯,战俘们聚在北京战犯管理所里,都是接受改造的犯人,然而记忆还在,曾经生活的点滴还在。

国党内部分派别,这几乎是个人尽皆知的消息,派与派间可谓是积怨已久,不过都是战俘,以后好好改造,大家从头开始,也是个新的起点。

不过,毕竟从前一同共事多年,数年积怨之深,如今被关在同一个战犯管理所,难免出现摩擦。

不过这回可不是一般的摩擦,这件事甚至还被取了专门的名字“食堂会战”。

而他的“敌人”,就是他曾经的对立派人员“董益三”。

董益三,1948年襄樊战役中战败被俘,原为我党成员,后遭国党逮捕,1933年被保释出狱,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等。

董益三曾经所在的复兴社,是特务组织是情报收集方,军统是敌军方的情报机构,董益三所在便是军统派。

土木派是以陈诚为首,淮海战役时被我军消灭,“十一”“十八”合为“土木”,陈诚靠“十八军十一师”部队起家,因此这类派便称作土木派。

黄维,黄埔一期学员便属于这一派。

食堂会战就是因军统派成员董益三,打了黄维小报告,黄维则是土木系成员,两派积怨已久。

陈诚

董益三去食堂打饭刚好被黄维碰见,黄维在一边,旁敲侧击说着自己虎落平阳被犬欺,并破口大骂董益三:“呸!一条狗”。

董益三明白,必是黄维因小报告一事心中积怨,还嘴道:“你骂谁!”

黄维左手攥着馒头,右手端着碗扭头怒目而视大骂:“骂的是狗!”

董益三自是不满,二人便打了起来,其余战犯看见也纷纷加入了斗争,食堂打成了一片。

谁能想到,当初怎么都不对付的军统派和土木派,居然在战犯管理所里,以在食堂混战的方式发泄了数年的怨气。

宋希濂,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本来试图拿出手枪自杀,然而因为被身边的警卫员拦住被俘。

宋希濂曾与日军于大别山脉对抗,又参与富金山、沙窝雨战役。

为策应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率部攻下平戛,龙陵、芒市各日军盘踞已久的据点。宋希濂被俘后经特赦于1959年12月4日,成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

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晚年赴美探亲并定居,创立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宋希濂

杜聿明,中将军衔。

1949年1月7日,杜聿明急电蒋介石,请求于10日空投毒气弹,掩护被我军战士包围的残部突围。

9日,杜聿明前往集结残部,按原定计划10日突围。

然而李弥等人威胁式劝阻杜聿明,要求其9日当晚突围,杜聿明带着副官等十人照做,最终于安徽省萧县境内,被我军战士俘虏。

杜聿明参与抗日战争经历古北口长城战役,后于广西昆仑关与日寇苦战,后成为远征军入缅。

解放战争被俘后,积极接受治疗,接受改造,1959年特赦出狱。

杜聿明

两年后,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发文无数,被肖克评价为“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杜聿明这位曾经的国党高级将领,不仅带着手下兄弟们抗战、入缅。

在“功德林”中也充当了一回“高级将领”的角色,于小煤山大捷后大方夸赞“手下兄弟们”仗打得漂亮。

小煤山大捷

这场“战役”被称作国民党:快而及时,伤亡为零的战役。

当时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并不只关着解放战争的战犯们,还有抗日战争的日本战犯。

劳动完的休息时间里,刘镇湘正打算好好歇一歇,好巧不巧,撞见了正在打网球的三个日本人。

刘镇湘在1948年被俘,抗日战争时期转战湘、粤等正面战场抗日,曾任国民革命军第64军军长。

那可是参加过抗战杀过小鬼子的,刘镇湘看着在那边谈笑风生,打着网球的日本战俘,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刘镇湘心中怒火燃起,虽说他是战俘,但是面对那些杀人不眨眼,想要亡我民族的敌人,也是恨不得手刃他们才好。

杀伤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却完好无损开心地打着网球?

刘镇湘走到煤堆附近,刚巧日本战俘的网球飞到了刘镇湘脚下,刘镇湘放下手里的扁担捡起网球,攥在手里。

日本战俘看见网球飞过来被刘镇湘捡到,径直走了过去,索要被打飞的网球,刘镇湘把球一扔,趁这三个日本战俘不注意,直接和对方打了起来。

此时刚从卫生间出来的郑庭笈见状,忙跑回去喊人,边跑还边嚷着:日本鬼子打人了!

郑庭笈参加过忻口会战,曾任第5军荣誉1师3团团长,参加昆仑关战役,率部击毙日本将领中村正雄,也是恨小日本到牙痒痒的主儿。

刘镇湘毕竟年岁大了,体力不似当年,害怕刘镇湘体力不支郑庭笈赶快叫人来帮忙。

此时在这里能目睹一切的,除了工作人员,就是这些战犯。

那可是“北京战犯管理所”,里面关押的可是国党高级将领,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日本人失去了亲人、失去家园的同胞,就算是在战场上,也没少吃日本鬼子的亏。

一听见日本鬼子打人,也不管是谁先动的手,直接上去帮忙,把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此番战役,支援速度极快,零伤亡,可谓大捷。

因为事发在煤堆旁,那个煤堆不低,常被大家戏称为“小煤山”,于是此次“战役”便被称作“小煤山大捷”。

战后,杜聿明询问旧部此次事件“兄弟们吃亏没有”,得到全胜的消息后重重说了一个“好”。

一切仿佛回到了他们曾经为国抗战的时期,大家一致对外,为我中华驱除鞑虏。

范汉杰,在1948年10月14日,于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被俘,参加过“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及中条山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不小贡献。

1960年11月被特赦,1962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共事。

周振强,在1949年5月被俘,曾在淞沪抗战中率领步兵七千余人与日军奋战四天四夜,给日军造成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等职。

1959年12月被特批,于首批特赦释放,1961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范汉杰

李仙洲,在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

参与过北伐战争,抗战时期,参与居庸关长城抗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等12次规模较大的会战。

特赦释放于1960年11月,后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等职。

黄埔一期学员八人,一开始并不是统一都被收在北京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比如有“鹰犬将军”之称的宋希濂,一开始是被关押在西南公安部二看所。

曾任国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李仙洲,在1947年被俘后,进入了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李仙洲

这些高级战犯被收押于北京战犯管理所,是因为后期对于收押战犯做出调整,经历数年烽火硝烟这八人才聚了起来。

从军校毕业都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如今时过境迁,相见已沧海桑田。

然而这八人经历风雨本,应好好改造安享晚年,偶尔也还能小聚回忆峥嵘,却有一人还在执迷不悟,最终害了自己。

未被特赦的那一人

邓子超参与庐山保卫战,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直至弹尽粮绝仍顽强抵抗于枪林弹雨中不畏生死。

1938年7月17日,上面终于转移完成下达命令突围,邓子超等人这才得以突出重围与部队会合。

他曾任江西省第九区和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6年退出现役,1947年归役,1948年初辞职,返乡,1950年进入“北京战犯管理所”。

邓子超进入“功德林”后,本应该像其余七人那样好好接受改造。

我党向来优待俘虏,好好改造,重头来过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比如同为黄埔一期的黄维,刚进入北京战犯管理所时,黄维身上患有多重结核病。

当时治疗这些疾病的青霉素等药品并不好买到,我党还是特意派人去购买,用以提供给黄维看病,为了给他补充营养,即使在国家困难的几年里,每天的牛奶鸡蛋也没有断过。

根据邓子超在庐山保卫战中的表现,也算是抗战名将。

与他同为黄埔一期学员的其余七人,全部获得特赦有了新的工作职责,为新中国的文史资料做出了不小贡献。

即使身为战犯,但是经历了改造痛思己过后已得到宽大处理,安享晚年。

然而邓子超却并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未深刻反省自己给同胞带来的伤害,而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屡次反抗教育,试图动摇他人改造决心,还曾经密谋越狱。

我党本来坚持着宽大处理的原则,然而邓子超的种种行径着实冥顽不灵,忍无可忍,最后决定对其执行枪决。

在“功德林”中,不少人悔过自新,通过劳动改造深深反思着自身,最后出狱拥有了新的生活。

也有邓子超这类人顽固不化,还在千方百计想办法破坏管理所里的秩序,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优待表示让步,最终也是忍无可忍,再三权衡不得不对邓子超进行处决。

郑重声明:本文内容及图片均整理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站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admin#wlmqw.com)删除。
(0)
用户投稿
上一篇 2022年9月8日
下一篇 2022年9月8日

相关推荐

联系我们

联系邮箱:admin#wlmqw.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10:30-18:30,节假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