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属于介于优秀与卓越之间的导演，很难找出杰作，但都还值得一看，每当对世界和人性有着过于乐观估计之时，我总会把《1942》翻出来看一遍，刘震云用河南话缓缓说道：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某位名人讲过，二战之后世界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的和平，是由两样东西支撑，一为核武器，二为中央银行。核武器自不必多言，中央银行的发明值得100个诺贝尔和平奖。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半金本位，再到彻底放弃金本位，资本主义基本上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新的经济危机往往与金融创新相关），央行可以通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避免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惨烈战争。因此，金融成为每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对于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在历史上，中国大部分时间实现银钱双本位制，这一体制非常脆弱，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货币的供给和稳定，宋朝有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发生了有史记载的第一次“钱荒”；明朝洪武年间，曾经试图发行纸币解决经济问题，但很快就因为滥发导致流产，朱元璋留下遗训禁止后世发钞，而在民间，田契、盐引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部分货币功能；明清交替之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掠夺的白银开始大量流入，贸易顺差一度导致白银泛滥而铜钱紧缺，之后鸦片流入又导致白银流出，银铜比价在几十年间剧烈变动，对帝国的财政赋税和管理体制造成巨大影响。举个例子感受一下：公司发的工资是比特币，日常生活用的是美元，交税要用人民币，三种比价每一刻都在变化，这三种货币分别对应粮食、铜钱和白银。清末剧变自然可以用思想、军事、科技、体制来分析，但金融和货币也是重要的视角之一，靠着票号和金属货币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
都说互联网是健忘的，我看不准确，我们本就是善于遗忘的民族，互联网只是表现的领域之一罢了。我们当下生活绝大多数的组成元素，其历史不会早于80年代，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年轻。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许多当年的共识转眼就被遗忘了，00年代，国内外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奇迹之时，有个所有人都承认的因素：中国居民极高的储蓄率。正是这种冠绝全球的储蓄习惯，使得中国经济可以依靠银行信贷，快速扩张投资，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
目前各国货币都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是由国家信用支撑的价值尺度，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印刷品，到电子时代之后，连印刷纸币的成本都省了，只是电脑中的数字罢了。两个机构可以生成货币，一为中央银行，一为商业银行，在这个地方，中国和国外就有了显著的区别，同样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国外是以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股票和债券来实现，比如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而我们则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来完成。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和深刻，是理解我们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
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美国人均储蓄存款为3629美元，而同期的中国，居民人均存款为6.3万人民币，约等于9115美元，这太奇怪了，要知道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我们自然可以用民族文化不同来解释，也可以从可投资标的来比较，当2013年余额宝横空出世之时，货币基金已经存在半个世纪；这两年刚刚开始试点可以避税的养老第三支柱基金，而401k的历史也快40年。
1990年我们有了股票市场，1993年有了国债期货，1994年发行第一支企业债，1998年发行第一支公募基金，一直到最近几年的理财新规和可转债，我们的金融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我们能从金融监管部门的改革路径发现，金融市场的改革目标始终向着净值化和股权化演进。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现在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成为了资金的中转站，民众和企业在银行存钱，银行再用存款来放贷或投资金融债券，商业银行在资金的入口处是债务人，在资金出口处是投资人（部分），而考虑到商业银行的国有背景，实质上是国家在承担刚性兑付的责任，因此，银行理财就必须从保本保息变成按照净值波动，将风险穿透到投资人自身，这是金融的理性逻辑和客观规律。
但现实往往是骨干的，金融市场必须有能够容纳百万亿级资金的投资标的，而我们知道A股市场存在各种问题，比如极高的上市门槛、早年的大小非、杠杆配资、商誉、关联交易等等，而对海外投资的门槛和渠道是狭窄的，企业债承销又以寻找银行和大户为主，一般投资者无法在资本市场匹配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大量民间资金沉淀在银行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是站在储户的角度来看，我们再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来分析。商业银行的历史也始于80年代而已，1976年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社会一片凋敝百废待兴，这一片残垣断壁之中，根本没有任何商业银行，现在的央妈只是财政部下辖的一个部门，总行员工只有80多人。中国人民银行在各个省市都有分支机构，办理一些简单的存取业务，但地方的人行并不受总行统一指挥，而是听从同级政府的领导，当地人行的行长由地方领导任命。整个80年代，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资金需求，一方面利用行政指令大肆放贷，另一方面新成立了一大批银行类金融机构，据统计，在1988年底，全国有20家银行，745家信托投资公司，180多家典当行以及不计其数的融资公司，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地方金融实体。不出意外，80年代中国不仅没有金融的基本概念，更没有完善的统计体系，没有人知道当时全国放出去多少贷款，只能通过8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25%的通胀来侧面反映，而当初我们是以所谓的价格闯关来一言概之。
时间来到1998年，近20年的信贷狂潮之下，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飙升到40%，国际上讲，已经技术性破产，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成立东方、长城、信达、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应收购四大行不良资产，出让部分股权给国际投行，以换取国际投行对四大行进行现代化改造，国有银行成为独立法人后，摆脱了地方各级政府的控制，并先后IPO上市。工商银行营收和净利润常年霸榜国际银行第一名，不良贷款似乎消失了？
并没有。
我们来看工商银行2021年报，在财务报表第70页，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科目的附注栏，有两段不易觉察的小字：
(1) 包括特别国债人民币 850.00 亿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850.00 亿元)。特别国债为一项财政部于 1998 年向本行发行的不可转让债券。该债券于 2028 年到期，固定年利率为 2.25%。
(2) 包括华融债券人民币 903.09 亿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903.09 亿元)。华融债券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于 2000年至 2001年期间分次向本行定向发行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3,129.96 亿元的长期债券，所筹集的资金用于购买本行的不良贷款。该债券为 10 年期不可转让债券，固定年利率为 2.25%。财政部对华融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支持。本行于 2010年度接到财政部通知，持有的全部华融债券到期后延期 10 年。此后，本行于 2020 年度接到财政部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本行持有的全部华融债券利率，参照五年期国债收益率前一年度平均水平，逐年核定。于 2021年 1月，本行再次接到财政部通知，持有的全部华融债券继续延期10 年。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已累计收到提前还款合计人民币 2,226.87 亿元。(2020年 12月 31日：人民币 2,226.87亿元)。
当年的不良资产并没有消失，仍然以这种形式存在于工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那么股改上市之后的工行就面临三项任务：一是确保股息率不低于2.25%；二是扩张贷款获取利润还掉本金；三是在贷款扩张同时维持核心资本充足率。完成这三项任务需要：存贷款利率必须有固定的剪刀差、要保证存款规模增长跟得上信贷扩张、不断扩充股权资本以维持充足率，而在现实世界中，工商银行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货币创造无非三个途径，外汇、国债和向商业银行发债，分别对应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以2021年末数据为例，这三项资产占据央行总资产中的93%，我们知道外汇是被动的货币创造，国债并非常规化手段（我国规定，国债必须有商业银行承销，央行再从商业银行买回来），仅占总资产3.8%，央行调整货币投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一项，占到总资产的32.5%；而对比美联储我们看到，直接持有债券占到美联储总资产的94.8%，主要是国债和MBS。央行和美联储的差异原因暂且不论，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M2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在货币乘数效应之下的货币创造。
综上，存款是除房子外中国家庭的主要财富，存款是商业银行获取利润覆盖不良的关键，存款是央行调节货币供给手段的基础，所谓存款不稳，地动山摇。那么我们未来能否走向净值化和股权化，让资金由市场以股权而非债权形式配置？私募、可转债、科创板、北交所、存款保险等一系列措施都在落地，这就又回到一个老问题，即投资者教育和可投资标的，我们是着重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使投资产品逐步普惠化，还是以专业机构为主的中介化，前者需要时间、公平市场和庞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后者则要强化对机构的监管，以及创新管理模式，比如目前代销模式要逐步转变为分润模式。当然，还有更加严峻的问题，货币乘数效应下的货币创造天然高杠杆（中国7倍，美国2倍），存款逐步转变成理财的过程如果达到某个临界点，是否会造成流动性危机？这很难预料。
既然存款如此重要，那么存款的利率就非常关键，在面对经济危机之时，部分央行实行存款负利率，这在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而国内自媒体更是趁着这个标题大张旗鼓的浑水摸鱼，有鼓励民众买股票的，有忽悠客户买保险的，其实所谓的负利率是指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资金实现负利率，而非民众在银行存款负利率。目前负利率主要有两种：一是欧洲央行对所有商业银行存放央行资金实现负利率；二是日本等国家实行分级负利率，即超额储备金部分。在我们国家，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利息为1.62%，超额准备金利息为0.35%，也就是说日本的负利率对应的是超额准备金的0.35%部分。
我们知道，美债收益率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利率，绝大多数的金融产品都以该利率为市场基准利率进行跟随。在实现多年存贷指导利率之后，经过市场化改革，目前在贷款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以LPR为锚的利率体系，虽然仍存在MOM、MLF、SLF、Shibor等多个品种，但这些均为特殊市场利率，不具备普遍性。在其他国家，由于存在相对完善的股权和债券市场，存款利率虽然重要但并不关键，而我们则不同，在存款市场，我们依然有存款基准利率，虽然放开一定浮动空间，但为了规范银行间存款竞争，形成了利率自律机制。目前1年期LPR为3.7%，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75%，中间的差额部分就是银行得以存活盈利的NIM（净息差），2021年工行NIM为2.11%，创十年新低。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发表文章《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其中提到：
中长期看，宏观意义上的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由于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具体水平较难估算，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即经济处于人均消费量最大化的稳态增长轨道时，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r应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相等。若r持续高于g，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r低于g时往往名义利率也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有利于债务可持续，即债务杠杆率保持稳定或下降，从而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但也有研究表明，至少在新兴市场r低于g不足以避免债务危机。总体上r略低于g是较为合理的，从经验数据看，我国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这一实践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但r也不能持续明显低于g，若利率长期过低，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