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8日上午，周作人脸色铁青地把一封信交到鲁迅手里，鲁迅当时就愣住了。信是这么写的：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当天晚上，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弄到大打出手。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为何会弄到如此地步？
关于兄弟决裂的原因，鲁迅从未有一个字对外发表；周作人也是绝口不提，就连晚年交出去的日记中都把有关这件事的记载剪去了。
曾经兄弟三人还商量着永不分家，一起赚钱一起花，这才过去了四年，竟然弄到反目成仇的地步。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一件不可调和的大事。但是周氏兄弟三缄其口，于是外面流言四起了。
各种附会之说纷至沓来。
其一是“听窗说”。羽太信子曾经对同为双方好友的川岛说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听窗，但是川岛却认为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满了花木，根本无法靠近。
其二是“偷窥说”。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导致兄弟反目。
对此，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其余的，还有“鲁迅调戏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本是鲁迅之妻，旧情复燃被周作人发现”等等流言不一而足，越发的荒诞离奇。
对于这件事的真实原因，双方都不愿讲，外人更无从得知。但结合多方面的材料，后人或可忖度一二。
1919年，鲁迅卖掉了绍兴老家的祖宅，以卖祖宅的钱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套比较大的四合院。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以及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和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都住进了这个院子。
搬到八道湾之后，鲁迅、周作人两人决定经济合并，共同奉养这个家。老母亲年事已高，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不宜操劳。朱安虽为长媳，理应负起当家的责任，但由于目不识丁，性格又软，没有当家的能力。所以，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自然而然担起了当家的重任，管理这个大家庭的收支，一切用度都由她掌握。
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本是侍女，生于日本的一个穷人家，是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1909年嫁给周作人后随周作人来到中国生活。执掌一家的经济大权之后，她越发的挥霍无度，一切吃穿用度大讲排场、极尽铺张。家中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当时的北京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钱的来源她是不管的，只图挥金如土的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要的是“苦雨斋”里安静的书桌，别的事他一概不闻不问。
羽太信子当家之后，鲁迅的薪水大都上交，只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对于羽太信子铺张浪费的行为，鲁迅曾有几次规劝。这使得羽太信子对鲁迅怀恨在心。后来，教育部欠薪事件发生，鲁迅没有薪水上交，矛盾便彻底爆发了。
鲁迅好友许寿裳，曾和周氏兄弟同往日本留学，交情不浅。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1909年，鲁迅（左）与许寿裳（中）
1924年9月，鲁迅以笔名“宴之敖”发表文章；1927年4月，在所作小说《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是羽太信子。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从1923年至1936年鲁迅去世的十三年，鲁迅周作人再无来往，当真老死不相往来。鲁迅死后，周作人连大哥的葬礼都未曾出席。1967年周作人死后，三弟周建人和周海婴也未出席他的葬礼，兄弟之间的感情彻底割裂。
鲁迅三弟周建人，晚年安稳，寿至96。
林语堂曾评价鲁迅为“极热”，周作人为“极冷”。周作人和鲁迅反目之后，鲁老太太也搬出了八道湾，后来在公开的演讲中，周作人称鲁老太太为“鲁迅的母亲”，老舍对此极为反感，认为他连自己母亲都不认。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作人并没有南下，而是留在北平，出任了伪职，当起了文化汉奸。他哪管什么文人风骨、家国气节呢，他只要他舒适安稳的生活。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的横行霸道、烧杀抢掠视而不见，实在是冷到了极点。
出任伪职的周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