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出身寒门，从小缺衣少食，数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失去了直接入仕的机会。但左宗棠特别有才，在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手下做事时，他出的主意让两人无不佩服。在50岁之后，左宗棠开始统领其中一支湘军，后来又先后当了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
清代官员只要任职巡抚以上，正常收入便极其可观。巡抚、总督的工资虽然每年只有100多两银子，但养廉银的金额却大得吓人，巡抚的养廉银每年达到1万多两，总督每年可以达到2万多两。虽然左宗棠的正常收入可观，每年给家庭三五千两银子一点困难也没有，但他有一点特别出人意料：无论做多大的官，对家里人都很“小气”，每年寄回老家的钱都是固定的200两银子，从不多给。
左宗棠离开湖南时，老家的房子已经很破旧，后来在他功成名就后，儿子们觉得应该将老宅改建一下，但他们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就想先改了再说。得知这个消息后，左宗棠写了一封家书，将两个儿子痛骂一顿：“家中加盖后栋已觉劳费，见又改作轿厅，合买地基及工料等费，又须六百余两。孝宽竟不禀命，妄自举动，托言尔伯父所命。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此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观美，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据称欲为我作六十生辰，似亦古人洗腆之义，但不知孝宽果能一日仰承亲训，默体亲心否。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
可能有人觉得左宗棠是因为出身贫寒，忧患心强，所以才将钱看得很重，能如此节俭，但只要深入研究他的生平，看法就会截然相反。
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的出生地湘阴发生水灾，左宗棠捐银1万两；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等地大旱，身为总督的左宗棠带头捐款救灾，捐银给陕西1万两，甘肃庆阳3000两；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原陕西巡抚刘典逝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私人拿出6000两银子，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这类事情，左宗棠做得很多，有资助老学者印书的，有捐助落第士子回乡路费的，有周济贫困亲友生活的，还有救济同年科考者后代的……
左宗棠对钱看得很轻，却对家人“小气”，原因有两个。
不愿天下贫穷，而自己独富。在一封家书中，左宗棠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左宗棠特别看重后代的品行，不愿意让他们养成纨绔作风，他觉得自己给的钱少，儿女便会艰苦奋斗；给的钱多，他们便会坐享其成。左宗棠认为“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儿子们偶尔来其官署小住，左宗棠总是不忘叮嘱：“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一句话，在左宗棠看来，家人过得苦一点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有人变坏。
播下种子，往往会有收获。因为左宗棠对家人的“小气”，其后代很有作为，儿子左孝同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孙子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第四代孙女左焕琛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此外，其后人还有外科专家左景鉴、杰出生物学家左坚等。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一句老话，却也是被漫漫时光证明了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