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的雏形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建军那一刻开始，就非常重视革命纪律，并要求所有人严格执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取得革命胜利最重要原因之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意识到人民军队跟人民群众的关系，为此多次对军队做出要求。
1927年9月，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向井冈山进军。在行军过程中，沿途正值人民群众收红薯，有一些战士因纪律性不强，便顺手在地里挖红薯吃。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毛主席却认为这是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年10月24日，毛主席率领部队在江西省茨坪镇荆竹山下休整。为了严明纪律，毛主席站在“雷打石”上向部队训话，还郑重宣布了三条规矩：“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最早的“三大纪律”。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占了遂川县城后，派出多支宣传队走进人民群众中展开宣传活动，还派出队伍领导贫困农民开展打土豪行动。
这期间，再次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战士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把药店里的秤砣也拿走了等等，这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有一些地区，只要听说工农革命军来了，吓得躲进了深山。毛主席进城后不断找群众了解情况，依旧发现了不少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
工农红军
毛主席决定进一步解决部队中存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于是，当年1月25日，毛主席在遂川县李家坪向部队首次宣布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主席还特别编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来解释，他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通过这两次训话，“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约束部队的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历经无数次生死，部队折损严重，沿途需要人民群众帮助。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也做到了“借东西要还”。有一件事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935年初，蒋介石在给刘湘、潘文华的密电中写道：
“（红军）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
与红军产生鲜明对比的就是国民党军，他们在追击红军时一路上抢劫老百姓的行为层出不穷。随着时间推移，“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渐丰富优化，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已经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10月10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毛主席亲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毛主席在训令中对人民军队的纪律进行了系统规定：
“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之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革命年代参加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穷苦老百姓出生。
以红军为例，当时很多人之所以参加红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当红军队伍遇到重大困难时，向一些人借钱、借物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队伍东征西讨，有时未能及时归还钱物。
红军借条
2015年1月，湖北孝昌县金盆村贺家畈村民杨明荣家里爆出一个大新闻，他在家中翻出一张85年前红军的借条，希望政府能归还。这一年杨明荣76岁，这张借条是他祖父杨长银在1930年借款给红军时，红军所留下的借款凭证。
这张借条因年代久远有些发黄，借条长12厘米、宽4厘米。从拍摄的照片来看，借条有一些破损。尽管字迹有点模糊，可关键信息还是能清楚辨认出，上面写着：“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落款为“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
另外，借条上还有队长涂杏的印章。400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那么，这笔借款背后有何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400块大洋如今值多少钱？红军的借条被媒体报道后，相关部门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最终证实借条是真实的。
故事要从红一军说起。在红军的历史上，有两支第一军，分别是1930年3月鄂豫皖边组建的红一军和1935年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改编而成的红一军，而本文的故事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密切相关。
1930年初，在中共的领导下，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边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并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3块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初期形势图
随着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指挥被提上了日程。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鄂豫皖三省中共党组织迫切要求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统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而完成整个大别山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
鉴于这一情况，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给湖北省委发去指示，并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连发四封指示信。1930年3月20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宣布成立。自此，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3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
4月10日，刚刚担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郭述申来到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后，当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正式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红一军及其军事工作的指示，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红一军军部成立，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一军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军共有2100多人，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和一个独立旅。
根据统一安排，驻扎在黄安县紫云区箭场河的红三十一师最先接受改编，被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徐向前兼任师长，下辖5个大队，总人数约800人。虽然部队接受改编了，可依旧困难重重，随时都要面临敌人的“围剿”。
说话和气
面对敌人的封锁，红军吃饭经常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比如江西当时就有一首歌谣描述红军的艰难，“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红军官兵一律平等，在困难时期无论是指战员，还是普通战士，吃的都是红米饭、南瓜等最普通的食物。
每当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后，红军需要急行军，吃饭更成为问题，这时就需要向人民群众借钱、借物。随着时间推移，在红军不断宣传下，人民群众也逐渐意识到红军队伍跟其他部队不同，而有这样严格的纪律，有借必还，而且还打借条。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向杨明荣老人借钱。1930年，杨长银家乡所在的大悟山一带革命武装活动频繁，也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地点。
红军宣传队化身村民，多次进入杨长银家乡宣传，还经常帮大家收割庄稼、修缮房屋等，跟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当时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红军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发动以武汉周边地区起义，进而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最终目的切断平汉路、进逼武汉的战略。
当年6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率领红一师从二郎店奔袭杨家寨火车站，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也参与其中，结果顺利消灭守敌郭汝栋部两个连，缴获步枪百余支，俘虏敌人数十名。
徐向前
初战胜利后，部队返回到夏店后休整。敌人不甘心失败，派出两个团向平汉路以东出击。6月26日，敌人独立旅第一团由广水进至阳平口以南的郑家店，而第二旅第四团由花园进至小河。
机会来了，红一师主力在阳平口澴河东西两侧的望府楼、古寨等山坡上设伏，对敌人形成了一个口袋阵。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一师派出师属特务大队主动出击，成功实现诱敌深入的目的。
当敌人落入口袋阵后，埋伏在两边山坡上的红军立即发起攻击，敌人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场战斗就是阳平口伏击战，战斗历时约4个小时，毙俘敌12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
阳平口伏击战后，红一师再次进行了两次扩编，人数一度达到3000多人。据1992年版《孝感县志》中的记载：“1930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一师于阳平口战斗后，进行扩编整训，部队由1200人发展到1500人。”
扩编军队是需要资金的，上级命令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在当地筹集资金，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任务。队长涂杏非常了解当地情况，在一天的傍晚他带着几名战士来到杨长银的家中。
老百姓慰问战士们
涂杏说明来意后，杨长银没有丝毫犹豫，之前他多次看到红军为穷苦老百姓出头。如今红军要扩大武装，自己也有能力，于是他把家中300块大洋拿了出来，又让21岁的儿子杨文顺去亲戚家借了100块大洋。
当涂杏从杨长银手中接过这400块大洋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写下了借条，而这张借条被杨家保存了85年后才向社会公布。我们不知道为何涂杏没能及时归还这笔借款，或许是因为长征的原因，亦或是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人“围剿”。
自从借出这笔钱后，杨长银也没有想让红军能尽快归还，他只是把借条保管好，临终时交给儿子杨文顺。杨长银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红军一向说话算话。据杨明荣回忆时说：
“父亲临终前还在挂念这件事，他跟我提到这张欠条背后的故事。当时红军部队很困难，吃的、穿的和作战的费用都非常紧张。借条是用毛笔写好的规范格式，红军部队收到借款后，就在借条的中间填写被借款人的姓名和所借款的数额。”
那么，杨明荣如今又该拿到多少钱？
银元
我们先要了解大洋的情况。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国内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复杂，既有清朝留存下来的，还有国外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政府认为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被铸造出来，俗称“袁大头”。
据资料，“袁大头”前后被铸造了7.5亿枚，直到建国初期在一些地区还流通。由于不同地区大洋购买力不同，当地政府请教相关专家后，估算了一个大概数字：1930年湖北地区的一块大洋换算成2015年的人民币购买力，约相当于100元。
令人欣慰的是，最终政府收回了借条，并如数兑付现金4万元人民币。一张借条历经85年风风雨雨，最终有了一个颇为圆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