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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孤立和敌视中国的活动，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

1、1969年解放军扩军的背景

苏联政府制造舆论，宣传珍宝岛属于苏联，而中国边防军侵入了苏联领土，中国军队“越过苏联国境线”，向“警卫”苏联领土的苏军“挑衅袭击”，污蔑中国是侵略者，并公布了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

苏联各大城市组织反华抗议示威游行，在莫斯科有10万人围堵中国驻苏大使馆，砸破使馆窗户，拦截使馆汽车。6月13日，苏联进一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在“觊觎历来属于苏联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还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

与此同时，苏联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苏联向英国、法国、西德、奥地利、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首脑或外交部长通报事件所谓“真相”。苏联驻美大使约见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向其介绍边界冲突的“详细情况”。

6月7日，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还开始具体研究“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的计划，并陆续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企图拼凑一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增修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大量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为了赶运军事人员和物资，1969年夏天，作为运输干线的西伯利亚铁路一度停止客运只供军运。苏联向靠近中国边境一线运输武器装备、物资及兵员的火车，最多时的8月份达到120多列，9月、10月间每月40多列，主要武器装备有导弹、坦克、大口径火炮等。

同时，苏联还为其在中苏（蒙)边界的军队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1969年，苏联部署在亚洲地区可用于对付中国的兵力兵器已增加到70多个陆军师、100余万人，2万余辆坦克、3000多架飞机、800多艘舰艇等。苏军为了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组织指挥，还陆续调换了中苏边境几个军区和军兵种的主要领导人。新上任的高级军官被认为擅长于指挥现代化战争。

5月，曾长期担任战略火箭军第一副总司令的托卢勃科上将被任命为远东军区司令。西伯利亚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司令也作了调换。9月初，苏联将原属土耳其斯坦军区辖区的与中国新疆接壤的3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划出，新组建一个中亚军区，指挥机关设在阿拉木图。该军区专门将中国作为作战对象。

2、我党判断的形势有多严峻？

面对苏联对中国安全严重威胁的形势，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3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九大政治报告将战备列入突出的重要地位。

报告提出：

“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对于苏联加紧对华战争准备的同时又表现出急于同中国进行谈判的行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认真分析和研究，认为苏联派柯西金来北京会谈，很可能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世界战争史上利用谈判为幌子掩护其军事进攻的事例屡见不鲜。

如，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日本派特使来栖三郎去美国迷惑罗斯福；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演出了相似的一幕。

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同时，苏联官员继续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军队已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完成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等等。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谈判诚意的怀疑和警惕。

军委办事组早在8月分析认为：

今冬边界的武装冲突极大可能升级，甚至出现中苏、中蒙边境的全线紧张，这样也存在由边界战争逐步发展成为大战的危险。

3、加强战备工作

1969年9月30日夜~10月1日凌晨，“三北”各军区陆、海、空军部队奉令紧急行动，迅即转入临战戒备状态。

北京军区部队在30分钟内把命令下达到连队，在30分钟~3个小时内，全区机关、部队即进入了疏散地区；沈阳军区全部坦克、火炮、飞机、汽车和舰艇（船只)，在接到命令后3~5小时内基本疏散完毕；沈阳军区和新疆军区指挥所在2小时40分钟内进入指挥位置；空军某军的6个师，在30分钟内全部转入一级战备状态。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纪念日是在严峻的战备气氛中度过的。国庆节后，战备形势依然紧张。10月20日是中苏双方商定开始在北京举行谈判的日子。国庆节期间的战备刚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着手准备中苏谈判开始前后以及寒冬封江时节的战备。

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去武汉。16日，林彪和叶群疏散到苏州。10月20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共中央委员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以及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陶铸等被疏散离开北京。

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主持党、国家和军队工作。留京的领导人也离开原办公地，进入战备指挥所，以临战的姿态展开工作。

中央军委判断，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方式不外乎两个：

一个是空中突然袭击；一个是地面突然袭击。

空中突然袭击无非是使用导弹和飞机，地面突然袭击就是使用机械化部队，集群坦克、装甲车实施全线突击，重点突破，以北京以北方向为主，东西对进，分进合击。认为这两个威胁都有可能，苏联发动地面进攻，也必然以空中手段配合。

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在提出“要准备打仗”指示的同时，还提出了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打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军委办事组要求部队对苏联可能的进攻方式要采取措施，预做准备。要大胆地放，主动地放，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为主力部队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要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域做好抗击敌人的准备，而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4、“三北”地区边防体制的调整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前，中苏（蒙)边境沿线共设边防站264个，执勤人员1.33万余人，平均1华里约1人。珍宝岛事件后，这种边防站的设置已不适应斗争的需要。边防兵力、领导力量、通信保障等工作都需要加强。4月6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提出改变边防部队的体制，撤销边防站，设立边防团。在边防一线编21~22个边防团另10个边防营，人员增至2.4万余人。

得到批准后，4月8日，军委办事组即向沈阳、北京、兰州、新疆军区下达了指示。随后，各军区均按照规定进行了编配调整。

同时，根据中央已有的考虑，为便于领导边防斗争和未来作战的统一指挥，军委办事组提出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端行政区分别作以下改变：东端昭乌达、哲里木、呼伦贝尔三盟划归东北三省，西部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和宁夏。

7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宣布了这一决定。规定军事工作随行政区划归所在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领导。从8月1日起，东三盟、西三旗军事工作分别由沈阳和兰州军区负责。上述地区原属内蒙古军区领导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以及部队、医院，同时分别移交沈阳、兰州军区指挥。各军事单位的序列也作了相应变更。

5、野战部队和守备部队部署的调整

1968年8月以后，毛泽东、林彪对全国军事设防问题给军委办事组作了一系列指示，要求缩减担任边防守备的兵力，以增加纵深机动兵力。据此，军委办事组于11月4日和5日召集各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确定新的设防部署。

1969年1月3日，军委报告提出调整设防的意见，提出将北京军区守备兵力由45个师减为25个师另5个团，全国其他军区的守备兵力也不同程度压缩，计划全国共减少守备兵力61个师另11个团，连同1968年前8个月削减的68个师另10个团，共减少守备兵力129个师另21个团。

1969年下半年开始，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署调整。

1969年10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调整列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的13个军及17个技术兵种师的部署。各军、师除在本军区范围内调整外，还有5个军、4个技术兵种师进行了跨区调动。

重点是加强“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按照这一命令，到1970年5月中旬，除一个军尚有一个师未到达指定防区外，其余各军、师全部到达指定防区并开始担负战备执勤任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各军区也对本军区范围内部队作了调整。如，北京军区的守备部队由原定计划的25个师另5个团减为9个师另2个团。总体上收缩了阵地，突出了重点，增加了机动兵力。

当时，许多野战部队担负驻区城市的警备任务。为便于野战部队随时机动，中央军委决定解除野战军兼任的城市警备任务。1969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改变城市警备工作的命令，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以及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担负城市警卫之责；其他城市由当地军分区或人武部担负警备工作。根据军委的规定，各军区在12月底以前均制订出实施方案，并逐步落实。

这期间，空军在“三北”地区的作战力量有一定的增强，共增加了5个歼击师、2个高炮师、14个地空导弹营和7个机动雷达营。

拱卫北京的侧翼要地，原来没有设防的，均进驻了歼击机部队。保卫要地的高炮、地空导弹部队，按照要求作了调整，部署从要地附近向外伸展。此外，还完成了14个点、49部警戒苏军中程导弹的雷达部署。

6、部队的组建、扩编

1969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呈逐年递增趋势，几乎每年都新组建数个师。1969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继续上升。

根据中央军委组建部队的命令，1969年间，陆军增加3个军部，组建和改建30个师：

其中沈阳军区组建了守备第4、第5师，炮兵第74师。

北京军区组建了陆军第71、第186、第195、第198、第206师，守备第1、第2师，炮兵第16师。

济南军区组建了陆军第78师，坦克第13师。

南京军区组建了陆军第73、第74师，炮兵第75师。

福州军区将闽北指挥部改建为陆军第29军军部；组建了守备第9师师部。

广州军区组建了陆军第142、第143、第145、第146、第165师。

成都军区组建了独立第1、第2师。

兰州军区组建了陆军第19军军部，坦克第12师；将骑兵第2师改编为陆军第20师。

新疆军区组建了陆军第3师，炮兵第13师；将骑兵第1师改编为陆军第8师。昆明军区组建了陆军第11军军部和第32师。

第二炮兵组建了第56基地。总后勤部组建了齐齐哈尔、乌兰浩特、叶柏寿、阳高、原平、太原、长治、灵宝、西安、宝鸡、资阳、夹江、重庆、龙里、株洲、涟源、临汝、信阳、永春、南平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

海军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龙门巡防区扩编为龙门水警区，组建了秦皇岛水警区（行使师级权限)。

空军组建了空军第11、第12军军部；组建了空军第40、第41、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师；组建了空军高射炮兵第18、第19师。

军队不仅数量增加，内部结构编制也有一定的变化。1969年2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军区第38军改编为摩托化军。至1970年10月，该军完成组编。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的第一个摩托化军。

摩托化军的编制根据进攻时能突击、防御时能顶住、迂回时能切断敌人退路的原则确定。摩托化军辖3个摩托化师和1个炮兵团、1个火箭炮团、1个高射炮团，以及工兵营、通信营，侦察连、防化连等保障分队。每个摩托化师辖3个摩托化团、1个坦克团、1个炮兵团、1个高射炮团和相应的保障分队。

全军编制4.6万人，坦克240辆，汽车3600辆。摩托化军具有较高的机动能力、较强的突击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1971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27军改编为摩托化军。

除新建的部队外，原有的部队建制单位也进行了扩建。一些炮兵师新增了火箭炮团；部分陆军军增建火箭炮营；一些高炮师进行混编试点，每个团增编了一个不同口径的高炮营。

空降兵的建设也得到加强。

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批示：

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这一年，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到要重视空降兵建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加强了空降部队的建设。同年12月，空降兵充实了员额和各种车辆，增编了火炮武器，并在空降兵的序列中增编了直升机团。

至1969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长到631万余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7、实战化训练

1969年6月13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要求全军加强对苏美和当面敌人作战特点的研究，结合作战方案，研究战例，进行战术作业，做到熟悉敌情、熟悉地形、熟悉任务、熟悉打法。基层干部着重提高作战指挥能力，要结合部队训练和执勤，进行实际演练。

特别加强近战、夜战训练，苦练200米内的硬功夫，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步兵主要组织射击、刺杀、投弹，并进行一些基本战术训练。专业分队，主要是练习本职专业技术，加强联络训练。各部队要加强防空、防炮、反坦克（装甲车)、反空降的训练；熟练掌握各种反坦克火器的战术技术性能，研究反坦克战术；熟练对空射击技术，懂得疏散、隐蔽、伪装等防空、防炮知识。

随后召开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上，军委办事组再次强调军事训练，提出要把部队的训练特别是技术兵种的训练，提高到“要准备打仗”的高度来认识。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部队结合作战任务、战区特点，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

针对苏军作战依赖坦克的特点，部队首先加强了打坦克训练。

打坦克训练是1969年开始的战备训练第一个高潮。各部队采取先培训骨干后普及群众，先易后难，逐步提高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北京军区培训了反坦克骨干3万余人；沈阳军区培训骨干2.7万人。许多部队达到了班有反坦克手、排有反坦克小组、连有反坦克队。沈阳军区组织了4个反坦克、反空降巡回训练小分队，重点帮助边防部队和民兵培训骨干。

空军训练的重点是部队基础技术和夜间打敌飞机技术。

1970年，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普遍增加训练时间，加快了培训进度。新飞行员到部队一年后即可达到两种气象作战水平；老飞行员约半数进行了夜航训练，比1969年增加近1/3。到1970年底，空军航空兵值班部队70%的飞行员具备了昼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同时，空军组织了飞机打坦克的试点训练，发动群众研制打坦克的武器器材。原来航空兵没有打坦克的专用武器，到1970年底，空军部队、兵工厂已研制打坦克专用武器11种。经过飞机改装训练，空军已有部分飞机可以加装打坦克武器。实践检验后，空军能够用轰炸机、强击机打坦克，并摸索出歼击机、运输机、直升机、初级教练机打坦克的办法。从1971年开始，空军进入打坦克推广训练。

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空军积极组织了反空袭合练。从1970年5月开始，各军区空军按照反空袭作战计划，先图上作业后实兵演练，普遍组织了以保卫北京为中心、以对付敌人突然袭击第一个波次空袭为背景的反空袭合练。到1970年底，军区空军和空军军两级进行的图上作业计500余次，实兵练习236次。空军反空袭的组织能力和反应速度有很大提高。

8、掀起野营拉练高潮

1970年春夏时节，各军区、军兵种纷纷组织野营拉练。

野营拉练中，部队练走、打、吃、住、藏与干部传、帮、带、练相结合，练机关与练部队相结合，普遍做到了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战术、练生活管理。拉练时间，多数部队是一个月左右，少数部队长达两个月。徒步行程一般在500公里左右，有的近1000公里。军分区和人武部在本区、本县拉练，一般也有二三百公里。

但是，野营训练中也暴露出部队存在综合能力不强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利用1970年冬季再掀起一个野营训练的新高潮。

12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当年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

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传统教育，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搞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术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

经过拉练，军事指挥员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运用无线电通信能力也有提高，并革新了一些简易通信方法。参谋人员在拉练中提高了业务水平，了解了打仗时应该干的工作。各级司令部判、写、画、传的能力，以及分队战术与单兵战术技术水平，普遍得到提高。野营拉练使部队的走、打、吃、住、藏综合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步兵分队正常情况下徒步行军一天可走50公里以上，有的一天连续走20小时以上，100多公里，无一人掉队。昼间摩托化行军由开始平均时速15公里左右提高到25公里左右。

这次大规模野营拉练，于1971年4月上旬结束。全军共有540个师级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投入训练。在野营训练中，部队帮助地方训练民兵近400万人，参加助民劳动500多万工日，医伤治病280多万人次。

拉练部队遍及全国各地，行程一般都在千里以上。这次拉练，规模大，范围广，效果好，培养了部队的吃苦耐劳精神，使部队学到许多在营房中学不到的东西。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还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许多部队在野营途中坚持做到老百姓水缸不挑满不走，庭院不扫净不走，借物不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不走，群众纪律不检查不走。所到之处，群众对解放军均有很好的评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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