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如果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不会在短时期内使自成陷于绝地，甚至可以免掉清朝统治的命运。这种观点确有见地，但若成功实施，必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李岩进入河南后能否迅速打开局面，且打开局面后，能否成为巩固大顺政权的依托。二是大顺政权能否将农民战争转化为对清的种族战争。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如果李自成在满清入关的形势下，效楚汉荥阳对峙时汉高祖故智，遣别将另辟战场，减轻满清、南明对大顺军主力的压力显然是明智之举。而当时，这个新的战场显然非河南莫属。河南乃中原核心地带，是大顺首都西安的屏障，也是满清、南明、大顺三股势力所必争之地。河南人口众多、名城荟集，是李岩桑梓之地，“李公子”也深得河南民心，让李岩经营河南自然也顺理成章。但李岩经营河南能否达到军事上迟滞清军，战略上巩固大顺政权的目的呢，结合当时顺、清之间的形势，我觉得很难。
按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1644年李自成定州战役失败后，传言河南全境都向南明军队投降。李自成大惊，忙同部下商议对策。李岩主动请缨，愿意亲率两万精兵，赶到河南，稳定那儿的形势。李岩的意思是自己领兵到河南后，附近郡县肯定不敢轻举妄动，若有暴乱，也能镇压。这种意图客观上对稳定大顺局势，特别是巩固陕西有利，但绝不是入主河南后，能够迅速发展一股力量，足以配合主力对抗满清与南明。同时，从李岩的个人能力来看，虽是文武全才，但也并不出类拔萃。这从他投奔李自成义军后经历可以看出。
李岩投奔李自成，二李一见如故，李自成对他言听计从。他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但牛金星不久便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 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只是二品制将军。李岩作为后几位的引路者，若才堪重用，李自成自无舍其而重用牛、宋、刘之理，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作为李自成集团决策的核心力量，集体的平庸导致了李自成政略上、战略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而李岩等而下之，自难以特别高明。同时，从史籍上看，无论闯军三围开封、宁武关鏖战，还是山海关决战，都未记载李岩的功绩，说明他虽有文武之才，但军事韬略非其所长，历史上，更多记载在于他个人品德高尚，政治保持清醒，能够顾全大局，考虑民生，对大顺政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宣传与争取民心工作，本身并非是张良、诸葛亮类的人物。 而从当时的战场形势来看，满清入主北京后，控制着辽东、畿辅、山西、山东等地区，大顺政权管辖着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南明弘光政权则统治着整个南部中国。满清的军事方针是先“举大兵以收晋豫，次第定东南之局，最后统一中国”。即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大顺军，对南明政权暂取不战不和的策略。而弘光政权在民族战争之前，继续以大顺政权为死敌，制定了“安内乃攘外之本”、“联清灭顺”的战略方针，如此一来，大顺政权处于明、清两股势力的挤压之下，而河南则是弘光政权与满清政权的主要军事目标，两股势力自不容李岩在从容发动民众，提高实力。 再从时间上看，李岩提出进兵河南为1644年5月真定战役之后，但此前，河南许多地方已为南明占领，同年10月，河南许多地方则已被清军占领，短短几个月时间，先击败明军，再迎战清军，同时要采取措施设官理民、恢复农桑，显然凭李岩的能力难以达到，而且，即使李岩有绝世之才，能够凭一己之力抵抗住明、清两股军事进攻，事实上于大顺政权也于事无补。因为，当时清军进攻大顺，采取南北两路合击关中的策略，即南路由豫亲王多铎、孔有德率领清军由河南进攻潼关，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吴三桂率领清军由山西进攻榆林。李岩经营河南，最多只能迟滞南路清军，而北路清军依然可以越榆林、延安长驱关中。 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当时战况来看，李自成杀了李岩，河南自不可收拾，但他仍率主力坚守潼关，但由于榆林、延安迅速被北路清军突破，死守潼关已无意义，才使他被迫放弃关中的。再从当时军事实力来看，以李自成亲率主力尚且敌不过吴三桂的关宁军，北路由八旗军、关宁军联合的主力又有谁能够抵挡，既然北路清军闯军难敌，那么李岩经营河南的战略意义也就大打折扣，纵使能够苦撑局面，那也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座孤岛罢了。 再来看看大顺政权能否将农民战争转化为对清的种族战争呢，这主要看大顺政权能否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并在民众中能有登高一呼的威望及值得民众依赖的综合实力。从当时情况来看，大顺政权是缺乏这种能力的。李自成率兵进入北京，逼死崇祯皇帝，如果迅速采取惠民措施，巩固国防，与民休息，无疑他会成为刘邦、朱元璋类受民爱戴的一代雄主，可惜，他虑不及此，兵锋所向，他只是想如何尽快进入北京，推翻明政权而使大顺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而他帐下又缺乏萧何、王猛一类的治国能臣，这样一来，大军所到之处，往往将官府及地主财物扫掠一空，固然贫民利益并未受损，但由于当地财物被掠，生产资料及社会秩序遭受破坏，使他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又采取了过度拷掠官僚以助军饷的做法，一时民怨沸腾，更兼逼死了崇祯皇帝，使他陷入了道义上的谷底，军事强振尚可维持，相反则全线崩溃，这也解释了刘邦与项羽对峙，屡败却能依旧维持，但李自成山海关一败则数省统治区域皆告解体，军事上更是全线溃败的原因。
在南明政权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如此官僚、地主、平民都不支持的大顺政权，扛起种族战争的旗帜，团结社会各阶层抵抗满清入侵在当时已是不可能的。相反，满清入关，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叛臣范文程、洪承畴的策划下，出发前便在全军制定了“不杀无辜，不抢财物，不烧房屋”的三大纪律，扛起为明朝臣民报君父大仇的旗帜，并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又宣布废除辽饷、练饷、剿饷加派，得到了汉民族地主官僚甚至百姓的支持与拥护。在民众广受蒙蔽又未受虐苦的情况下，种族战争也显得遥远而不着边际。
真正扛起种族战争旗帜的，是满清底定中原，下了“薙发令”后，由大顺、大西政权残余势力联合晚明政权掀起的，虽然轰轰烈烈，但彼时天下大局已定，困居一隅纵有道义高点也终是回天无力。设若历史能够回溯，在1644年能有不世之才进行设局，让满清提前暴露政治企图，让顺政权与南明政权联合对敌，则郭沫若所讲的局面未必不能形成，但李岩在大顺尚且得不到李自成的信任，如何能够如苏秦般佩带六国相印合纵抗秦？《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公元1644年的形势，何尝让后人没有阮籍之叹，都说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何尝不能造就时势，可惜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甲申年，中原大地上没有这样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