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陈济棠之子归国讲学,建议共产党更名,邓小平对此是何态度

1982年陈济棠之子归国讲学,建议共产党更名,邓小平对此是何态度

1934年9月末,红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堡垒战术的围攻,在这一战术的指挥下,北有顾祝同,西有何健,东有蒋鼎文,南有陈济棠,四路大军妄图将我军置于死地。

但是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四路大军中的陈济棠却少有的向我军表示了友好态度

这位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约我军进行秘密谈判,并经过三天三夜彻夜长谈,约定了5项协议,大家彼此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等,实现互利共赢之目的。

在相关资料记载中,这位“南天王”的协议,对当年处于极为艰难状况的红军的生存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可惜的是,陈济棠作为陆军一级上将,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去了遥远的台湾岛,直到1954年去世,他也没能再回大陆

不过,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虽然陈济棠魂归海峡另一边没能踏上归途,但他的儿子却替他回来了。当时陈家后人还续写当年父亲与中共的友谊,为我国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这具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陈济棠之子陈树柏

本文的主人公叫做陈树柏,他是陈济棠十八个孩子当中的小儿子,出生于1929年10月10日。

我们从日期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在那段时间内,中国的局势一直动荡频繁,反帝反封建,爱国求生存,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父亲走上了人生巅峰,一步步从原来的地方小人物成为国民党高官,执掌粤省军政大权,后来甚至还被人们称之为是“南天王”。

由于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陈树柏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军人

长大后,他顺利考入黄埔军校,在19岁毕业之际就被安排为少校连长。紧接着,陈济棠出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而他与跟着父亲在1949年来到海南岛战场,接受真刀实弹的洗礼。

在这一时期,陈树柏因为处于不同阵营的缘故与我军相遇,双方在海口附近连续交火11次,即便陈树柏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但一人之力终究是无法改变国民党军队的颓势,所以只能撤往台湾。

对于陈树柏而言,他过去的理想是保家卫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但随着国民党的溃败,他与“军人”这个梦想却渐行渐远,所有的热血都在此刻戛然而止……

不过,陈树柏并非普通人,既然军人的梦想无法实现,他就弃戈执笔,从一名军人逐渐转变成了一位书生。

——先是1951年去美国留学,后来1955年一飞冲天,从弗吉尼亚军事学校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在1957年和1962年分别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陈树柏和他父亲一样,在战场上是勇士,在教育方面也是奇才。

当然这也离不开母亲莫秀英的培养。父亲陈济棠一直公务缠身,常常不在家,教育孩子的重担自然落在莫秀英头上。

——虽然家大业大,但莫秀英却将儿女们管教得妥善有方。除了陈树柏年轻有为,其他兄弟姐妹们也是个个成才,不是科学家,便是企业家。

而随着一系列的成就加身,当陈树柏3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当地学校最为年轻的教授,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在当地闻名遐迩。

二、思念大陆的学者专家

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句名言: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毁灭一个世界;而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发明,是为了建设一个世界。

用这句话来评价陈树柏的话,他则显得更为另类,从毁灭走向创造,兼具两者之长,硬是让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其实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陈树柏的人生已经足够完美,他的未来只需要沿着既定轨迹前进就可以了。

但是,作为特殊环境里成长的男孩,陈树柏对家国天下总是有着一种难以舍弃的情感。虽然他与父亲一起去了台湾,即便他放弃了军人身份,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年轻有为的教授。

可是在脑海中,他依旧无法忘怀那个曾经心中的理想,还有那个自己一直要誓死保卫的祖国,他在骨子里仍旧念着两岸同胞。

所以在他意气风发时,脑海里时常会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回家看看。

当然他后来之所以会将这个“念头”付诸实践,除了本人对大陆强烈的念想外,其实也有大陆方面对他的盛情邀请。

——众所周知,在1978年末,我国就已经开始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在那个时候,我国便邀请了很多华裔美籍学者来中国讲学,其中大陆就在1979年曾两次向陈树柏发出过申请。

面对大陆的召唤,陈树柏的内心无疑是极其激动的,他很想回去,但是他的内心却依旧存在一个“疙瘩”,毕竟自己与父亲曾经属于另一个阵营,而且还与解放军在海南岛进行过11次极为激烈的大战。

曾经的恩怨,共产党是否能够放下呢?这个问题一度让陈树柏纠结不已。

后来,他还是耐不住对故乡的思念,也不想放过这次回家的机会。

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在信中向他提出了三点特殊请求,其中包括:是否能够受到一定的礼遇?是否能够过往不咎?是否能够在中国讲学?

邓小平看到这封信件后,表示完全可以接受,热烈欢迎他回国讲学,并且可以接触所有顾虑,早日启程。

而当看到这封回信的时候,陈树柏大喜过望,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心理包袱,他二话不说便带着夫人于1980年7月飞回北京。

三、会见邓小平

时隔多年,陈树柏终于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这种难以言表的久别重逢之感,让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激动。

但在面对邓小平时,陈树柏无疑还是显得有些拘谨,只不过后续邓小平的表现则让他的拘谨一下子便放松了。

根据当时的记载,邓小平开口便很亲切地说道:“我是称呼你教授呢?还是陈博士?”陈树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请叫我陈树柏好了。”

但邓小平却坚持说:“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听到这话后,陈树柏则回复:“在美国博士太多,还是称为教授表示更敬重。”于是邓小平便微笑着称呼他为陈教授。

毫无疑问,邓小平这亲切随和的问候、交流,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两人也由原先的拘谨,慢慢地变得随和,乃至于越聊越畅快……

在聊天深入时,邓小平还突然说了一句让陈树柏颇为动容的话,即:“令尊治粤8年,建树颇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这句话说得让陈树柏有些发懵,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国、共两党一直都是对立的,以往经常听到大家称呼他的父亲为“军阀”。但万万没有想到,在今天居然能从共产党领袖邓小平口中听到如此高的评价。

陈树柏只能谦逊地表示:“自己当年还比较小,并不知道多少。”

其实,还真不是邓小平夸赞,正如开篇所说,当年在红军危难之际,陈济棠与我党有过密切接触,双方早就有交情,甚至这份交情还不浅。

因此,其实邓小平对陈济棠的评价没有丝毫做作。而在了解过这段过往后,陈树柏内心中最后一丝芥蒂也彻底放下,他真正融入到了这崭新的环境当中。

一番接触下来,陈树柏深深地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方面的诚意,所以他也开诚布公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并且针对我国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提出自己的针对性意见。

总之,这次谈话的内容非常深入,其中提到了他回国的所见所闻,并且根据他在美国的认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外,在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中,陈树柏尤其强调科技教育,认为培养科技人才是重中之重。

对于这位美国著名教授的分析,邓小平颇觉有理,他辩证地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同时也对陈树柏表示了殷切的期望。

四、建议邓小平改党名

有了这一次会谈的铺垫,陈树柏回国与邓小平的会面频率越来越多——例如在1982年8月,陈树柏再一次来到北京和邓小平见面。

由于之前聊得非常愉快,陈树柏所聊的内容也越来越大胆,在当年海外就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陈树柏建议“共产党改名”事件。

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当时陈树柏因为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对我国的建设越来越上心,除了建议国内的各种改进以外,他也开始忧心外部环境。

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提出一个观点:当年他在欧美地区,看到众人只要听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字,都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恐慌。

而究极缘由,居然都是因为他印象当中推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似乎都对人民出入境实行严格管控,并且限制人民言论自由、职业自由,以及行为自由,所以美国执政党对中国一直保持敌视态度。

毫无疑问,这一点对于我党国际形象的树立有的不小的影响,在这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这种没有必要产生的隐患。

也许是当时聊的兴起,陈树柏大胆地提出一个设想,共产党之名过于凶猛,不如将党名换个名字。

邓小平一听就乐了,他询问,“你想改个什么名字?”陈树柏笑着回答:“社会民主党也好啊,至少与苏联及其东欧赴英国有区别。”

从陈树柏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本意是好的,希望我国从两极环境中脱颖而出,更希望我们全力发展四个现代化,避免一切不利外部因素。

但是,有的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对于中国的敌视,从来都不是因为共产党这三个字——而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失败,而是因为中国不左不右的独立自主,当然还有中国那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强大的潜力对于美国国际秩序的挑战。

邓小平对此也非常清楚,不过他也没有直接回绝,他只是掐灭了烟头,然后哈哈大笑。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一切尽在不言当中。

五、在教育现代化中贡献卓越

此事就这样微笑地揭过,不过陈树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想法却才刚刚开始。

正如他和邓小平所说,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培养科技人才,所以教育必须要优先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陈树柏在当年提出,与中国大陆在深圳创办中国实验大学。

这个想法在当年实在是大胆,按照陈树柏的观点,当时东西方的教育体制虽然各有特长,但也有各自的局限。

以中国为例,虽然我们沿袭苏联的教育,但这是起源于50年代的做法,换到新时代,是时候该进行调整了。而以美国为例,西方的教育体系也存在各种弊病,缺乏东方教育的深入性。

所以,实验学校的目的就是发挥中国人的智慧,结合西方人的科学理论,展现出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

从整个想法来看,陈树柏无疑站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个方向是完全值得尝试的。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索性直接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待遇,并且兴奋地喊出了那番让美国人不能理解的话语:我是中国人,此生功名富贵,非我所愿,今能有机会为祖国强盛培养人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就这样,陈树柏开始各方筹集资金,准备各项工作,而他也由曾经的著名大教授变成了“文化乞丐”。在这一过程中,他被美国资本家嘲笑,也曾经碰过一鼻子灰,但他一直都充满着激情,为这所心目中的大学而努力。

根据当年的记载,陈树柏第一次尝试并没有完全成功,他甚至为此还欠了8.5万美元的债务,在当年第一次失败后,他依旧没有放下报国之心,而是迁至美国继续筹建。

而在他努力奋斗之际,他本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也越来越高。

——在1991年时,他荣获美国总统任命的福尔伯特国际奖学金委员会委员,而且还成为圣塔克勒拉大学创校140年以来第一位杰出科研教授,他的年薪已经高达12万美金,比他第一次负债的数额还多得多。

但就在他荣誉达到巅峰之际,他却在1992年放弃了这高额奖金,提前退休。

当时有人嘲笑这位大教授,但他却只是重复了当年的那番话,依旧以“文化乞丐”自居,然后义无反顾的全力投入到当年未能办成的实验大学的建设中。

由于他的壮举感动了很多的中国人,当年他获得了很多帮助,大量的资金涌入大量的人才到来,终于在1994年9月1日,国际科技大学成立。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陈树柏亲眼目睹这所实验大学的建立,当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从此以后这所大学开始全面地向祖国内地开放,根据统计记载,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来自于中国大陆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来自于台湾,其他的则是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学生占百分之十,本地加州地区占其余的剩下部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陈树柏和邓小平同志的聊天并非是一次空谈,而是一位旧时代军人、新时代学者的爱国热情。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高额负债而失望,也并没有因为十二万的年薪而沾沾自喜,他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办一所中国人的实验大学,为中国的现代化确保科技生产力和人才供给。

眼看着众多人才走出学校,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而今的垂垂老者由衷的感慨:我虽然进入了四大名校之一的黄埔军校深造,但不具备戎马一生的条件,我偏爱于教育事业,但愿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总结

综上所述,回顾昔日的历史,我党和陈济棠父子的历史还真是奇妙。

从当年红军反围剿的默契,到后来陈家小公子的访问,再到后来这位热血学者的报国热情和奋斗,也许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

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却都知道,这种历史叫做“中国人的历史”,这种情怀被称之为“爱国主义”。

也许大家为了政治分歧可以发生剧烈冲突,甚至可以打破谈判桌,但当面临内外有别之时,我们永远都会坚持国与家的概念。

陈树柏是如此,那些拼尽一切回国,远在异国他乡,却依旧心忧祖国的人,同样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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