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 年 3 月 11 日，胡适批判毛主席诗词：全国文人争相追捧的《蝶恋花》很差劲，没有一句是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杰出的文学家，我们都对他的诗词耳熟能详，无论是《沁园春·雪》还是《沁园春·长沙》，都彰显了一代领袖的蓬勃大气和文采斐然。那么，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真的像胡适说的那么差吗？是客观见解还是偏激评论？

图一

胡适批评曾毛主席的诗词

1957 年 5月 11 日，毛主席发表了一首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和革命战友的悼念之情。而胡适在两年后读到这首词后，写道：

“看见大陆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真让人感到肉麻！《蝶恋花》一词，没有一句是通的！我请语言学家赵元任也分析过，他和我一致认为，此词多处不押韵，其中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和我都认为，就算是湖南韵也没有这种韵法。”

图二

且不管胡适的评判是否带有主观色彩，我们先细细赏析一下毛主席的《蝶恋花》。从写作内容上看，这首词的目的主要是纪念杨开慧牺牲和革命战友柳直荀。

杨开慧和李淑一两个女孩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出身书香门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李淑一在杨开慧的介绍下认识了毛主席的好友柳直荀。1925年，李淑一和柳直荀结为伉俪，但是好景不长，1932年，柳直荀在肃反运动中被害，时年32岁。

图三

李淑一悲痛欲绝，每每午夜梦回，总是哭泣着从梦中惊醒，为了倾诉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李淑一用悲戚的心情写下了《菩萨蛮·惊梦》。后来，在毛主席来信时，李淑一将自己填写的《菩萨蛮》寄给了丈夫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并请他指正。

毛主席在看到李淑一的词后，忍不住想起了夫人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英勇就义、不畏强暴时的模样，感慨万千。于是，毛主席也将对亡妻的思念以“蝶恋花”为词牌写成了一首词，并寄给李淑一：“你失去了柳直荀，我也失去了杨开慧。”

因此，这首词从思想感情上解读是高尚伟大的，而且从韵律上说，也不是胡适所批判的那样“一句不通”。胡适之所以这样说，其实是故意“鸡蛋里挑骨头”，批判毛主席。

如果单纯从格律角度看，胡适是占有一定道理的，“蝶恋花”的词牌要求上阕和下阕同调，需要五句中四个仄韵，一共要有八个韵脚，并且韵部也要相同。如果严格按照这个规则，毛主席的词的确不完全符合“蝶恋花”词牌的要求。

图四

不过这样的韵脚格律，凡是诗词大家无人不知，毛主席更是十分重视，断然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1958年12月，毛主席曾强调上下阕的韵脚不能更改。说明毛主席为了使文章的中心思想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特意“破格”如此遣词造句。

这样用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诗词的意思。自古以来，人们更为看重诗词中的意蕴，所谓“诗言志”也是这个意思，格律韵脚对仗等等都是为了诗词内容本身服务的，如果完全囿于诗词规则框架，就算是做出一首格律非常符合标准的诗歌，这首诗也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毫无内涵的花架子而已。

图五

毛主席的《蝶恋花》在遵循词律的大前提下，灵活变通，不拘一格，突破格律枷锁，使词能更好地表情达意，这样的词才是好词，故此没有必要削足适履。胡适身为一代大家，必然知道墨守成规的写法是最为拙劣的，他怎会不明白毛主席这样“破格”的用意？

其实，胡适这样偏执地挑刺，是因为他和毛主席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爱恨情仇”的纠葛。

毛主席与胡适的“师生情”

毛主席曾说：“胡适和陈独秀是我当时在师范学院的楷模，我一直非常喜欢他们二人的文章。”

图六

胡适生于 1891 年，年长毛主席两岁。1917 年 9 月，当毛主席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就从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到北京大学当了文科教授。

在此期间，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令国内青年学子的沉闷的心情为之一震，这其中也包括还在上学的毛主席。次年，毛主席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凭着在校期间优异的学习成绩，有幸留在北大图书馆成为一名助理员。

图七

当时，胡适是留美归来的新派教授，非常受学生欢迎，吸引来了不少校内校外的学生，毛主席勤奋好学，也经常来胡适的课堂上听课，成为胡适班上的一名旁听生。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常常称毛主席为“从前的学生”。

此后，毛主席和胡适在学术和思想方面有过多次切磋，两人之间是种惺惺相惜、互相探讨学术教育的情意。

图八

1920年1月15日，毛主席拿着自己拟作好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到胡适家里请教意见。据胡适说：“‘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我亲自为毛主席取的”，二人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4月，毛主席在湖南发起的运动取得了胜利，他当即给胡适写了一张明信片，信中说：“我前天回到湖南，形势大好，教育界一片蓬勃生机景象，将来还希望先生能够多多指点。”

那时，胡适和毛主席亲密无间，经常互通书信探讨问题、述说有趣的事。但是，信仰不同的两个人，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分道扬镳的结局。

图九

胡适亲近蒋介石

随着二人深入的交往和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和胡适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因志向不同就此分道扬镳。

之后，胡适渐渐向蒋介石靠拢。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前往北大任校长之职。次年，胡适从美国回来担任北大校长。

担任校长不久，国内两党开始进行谈判，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

图十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召开，胡适作为国民党代表出席。期间，董必武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与胡适长谈，阐明中共的主张和政策，希望胡适予以支持。

6月1日，国民参政议员傅斯年等人在蒋介石的允许下，致电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共能够审时度势，尽快和谈。随后，中共表示欢迎他们到延安共商国是。

不久，傅斯年等人乘坐飞机来到了延安。在此期间，毛主席再次为争取胡适作出了努力，托傅斯年转达他本人的意愿：希望以学生身份向胡适请教。

图十一

在傅斯年将此消息转达给胡适之后，胡适也表示了自己的诚意，致电毛主席，劝其“审时度势，及时放权”。信中，胡适列举了西方民主党如英国工党就是在英国抗战胜利之后，主动卸权，不留一兵一卒，胡适希望中共能走“和平发展”之路，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后来的局势发展，出乎胡适的意料，对于当年的态度，胡适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图十二

1954年，胡适在回忆以前致电毛主席一事时说：“我之所以会说出十分尖刻的话，并不是有意讽刺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们，在那个年代里，我自己也是个‘天真’的‘新手’，也正是如此，我才会在日本投降后，给我昔日学生——毛主席，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劝他效仿西方自主卸权的政党。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复。”

图十三

胡适的解释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企图以“天真”的说辞将自己曾经支持国民党的做法消去；二是没有认清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差别，即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西方民主选举”的国情异同；三是对未收到毛主席的回信感到遗憾。

实际上，胡适虽然一直以无党派标榜自己，但是他的言行却一直倒向蒋介石，他在学术界的威望给了蒋介石很大程度上的支持，维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1948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蒋介石派专机到北平邀请胡适和自己一起南下，12月15日，恰逢北大生日前两天，就在大家忙于北大庆生之际，胡适乘机离开了北平，与蒋介石会合。

图十四

无论是胡适还是蒋介石，谁也没有料想到，一直希望中共臣服国民党的他们，竟然成了守望大陆的逃亡者，至死都未回到故土。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二人的关系好比系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开始逐渐亲近。

自此，胡适跟随着蒋介石生活，在一直强调自己是无党派人士的情况下，为蒋介石屡次谏言献策。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力邀胡适出任国府委员，胡适担心自己身份上一旦有了政务官职，便无法维持他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图十五

于是，胡适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篇信件，陈词缘由：“我在野，是国家、政府（国民党）的一种力量，对国内外事情都可以站在一个攻破的位置替政府说话，支持你（蒋介石），给你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成了政府的尾巴，将会毁了我三十年来养成的独立地位和公平说话的权利。”

这段话，表示胡适心里是倒向蒋介石的，虽然他一直自诩自己公正无私，不属于任何党派，但这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有没有成为国府委员都一样。

图十六

蒋介石之所以多次邀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主要是想借助胡适的威望，缓和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以此树立国民党改革的新形象。

而胡适不愿意出任，是为了保持自己不涉政的身份，拥有公平评论时政的话语权。实际上，他虽然没有在国民党任职，却早已不是公平说话的态度了。

后记

就连对毛主席也是如此，评论《蝶恋花》时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不免有些“胡说”、“胡批”之意。

图十七

自清末以后，诗词格律、文言白话进行了巨大的改革，此时已经不是古代八股文，要求押韵、对仗的时代了，现在的文章主要是以文意为主，而非刻板的格式化创作。

胡适用刻板式创作规则对毛主席的诗词一通批判，显然有失公允。巧的是，胡适也曾写过“蝶恋花”词牌的诗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欣赏一下胡适的文学风格。

相比于胡适带有个人偏见的气量，毛主席的胸襟就大得多了，他曾嘱咐中央领导说：“21世纪后，帮胡适恢复名誉吧。”

由此看来，毛主席不愧为一国领袖，对待任何事情都始终能保持一种公允、公正的态度，其格局之远大，令人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