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成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逾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
两江总督只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浙江归闵浙总督管辖，但是慈禧和奕䜣却给了曾国藩节制四省，以及浙江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事实证明，慈禧和奕诉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诉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诉的建议从善如流。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曾国藩接到两江总督任命后，在深思熟虑后，却意外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 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
这政治官场的情商可以说是没谁了，简直炉火纯青，心里特别明白朝廷需要重用他剿灭太平军，但是又怕他位高权重，成了曹操、董卓、朱温。所以上表辞谢这个态度是必须有的，如何辞谢就能看出曾国藩的高情商、官场手段。他的意思是“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不如直接把朝廷的疑虑说出来，反倒以进为退，摆脱一朝坐大、尾大不掉的嫌疑。自己表面心迹，心存避嫌疑之心，谨防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我臣子的本分哇。
接到曾国藩这样的上表，人精中的战斗机慈禧和奕䜣是这样回复他的，“曾国藩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悯优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朝廷大夸特夸了一遍曾国藩，说他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心，你就像周公旦似的，要不就像郭子仪似的。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大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曾国藩既有军事才能，又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环会轻易给他如此的权力。
啧啧，都特莫的政治诈骗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