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集体，他们的历史不过是中国GCD和其所领导的军队的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能力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可以安稳地度过余生。
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艰难且布满荆棘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们放弃了优渥的物质条件；在这条路上，无数志同道合的同志相继倒下，他们还是一往无前、无怨无悔。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1936年到1945年，他们深深扎根在和沿海城市比有着天壤之别的延安，物质生活不富裕，他们不觉得“口体之奉不若人”。他们衣衫褴褛，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裤。
他们不是坐而论道、叉腰品评的名士，他们不是叽叽喳喳的哗众取宠之人。他们是无双的国士，是沉默的前行者！1936年到1945年的贫瘠之地延安，容纳了日后无数的开国元勋。
一、
从左至右分别是彭老总、朱老总、叶帅、聂帅、陈老总
1944年的延安，难得一见的五帅同框的珍贵照片，他们每一位都是战功赫赫、功勋卓著。
二、
1942年，主席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集体合影。
贫困的延安，成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向往之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城市。
三、
1942年，主席在延安的高级技术干部会上的讲话
1942年，主席在延安的高级技术干部会上的讲话。主席讲话一贯是通俗易懂、风趣幽默，而他本人也很平易近人。
同在高级干部会上的还有这三位元帅。
四、
彭总的妻子浦安修同志，周公的妻子邓颖超大姐，朱老总的妻子康克清大姐。
这里插一下，剔除浦安修。邓大姐和康大姐加上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大姐、洛甫的夫人刘英大姐都是长征中同甘共苦过来的，患难见真情。
其中，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大姐在长征途中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且终生没有取出。
而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大姐跟随朱老总带领红军三过草地，历尽艰辛，无怨无悔，在朱老总被张国焘扣押作人质时不离不弃，支持朱老总同分裂红军的张国焘作斗争。
朱老总和康克清大姐
她们四位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
五、
自“遵义会议”主席崛起之后，苏维埃的四巨头。
六、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叫我毛先生。”
七、
1944年6月，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等人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4年6月，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等人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延安，他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
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的合影。
左起：康生、毛主席、王稼祥、朱老总、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 （博古） 、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九、
从右到左依次是：肖劲光、杨尚昆、罗瑞卿、关向应、萧克、罗荣桓、谢觉哉、贺龙、徐海东、王震。
十、
彭总和浦安修同志。
十一、
主席和林总。
十二、
图为1936年，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而朱老总带着剩下的红军队伍（红二和红四）北上到达延安与主席的合影。
十三、
主席和李讷在延安。
十四、
1939年4月24日的延安，主席到抗大参加大会，他快到抗大校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从山坡上跑下来，兴冲冲地来到主席跟前，向主席问好。主席亲切地与他们交流，并教他们写字。
十五、
1943年11月，曾任三八六旅旅长的陈赓离开太岳区来到延安学习，与莫文骅、陈郁合影。
一、
主席休闲时打会儿乒乓球。
二、
主席在延安。
三、
主席笑得好开心。
四、
1938年冬天主席在延安与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交谈。李公朴先生曾四上华北抗战前线、二访延安，完成了四五十万字抗战文字。
六、
1944年的主席。
七、
1944年的周副主席。
八、
1944年的朱老总。
九、
彭老总。
十、
林总。
十一、
1944年的陈毅元帅。
十二、
聂帅。
十三、
徐海东大将。
十四、
1938年的萧克
十五、
主席和林总在抗大
十六、
博古
前几天看完了《延安颂》，里面生动地展示了主席他们这代人在延安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主席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整风运动、去抗日大学上课讲矛盾论和实践论，主席和贺大姐微妙的关系等等。
最后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写得参加了长征无怨无悔、目光坚毅、军纪严明的小战士们来结尾。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上看上去像十四岁。他走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
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就这么一些？”
“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被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队员，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