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传统，这里的风俗主要指民意和民情。历代君王通过“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从而达致改善施政的目的。汉朝应劭《风俗通义》指出：“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为政必先究风俗”也成为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他们一方面亲历亲行体察风俗民情，另一方面借由遣使、进谏考察风俗民情，从风俗民情中了解民意民愿，将风俗民情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
遣使采风
派遣使职人员到民间考察民风民俗，了解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愿，满足为政需要。遣使采风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汉书·食货志》有言：“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也就是说，周王室派出专门使者在每年春季伊始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后由史官整理后献给天子，目的是让天子不出宫门就可以了解民情。《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记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统治者已注意到风俗对维护统治的参照性作用，并有意识地指定人员观俗采风，以此作为了解民情的重要途径。但是此时代表王权参与采风的人员范围还比较宽泛，文献记载中包括了“行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遒人”“輶轩”等，当时他们是作为王权采风的直接代言人。至西汉末期出现了专职风俗使者，《后汉书》记载：“（平帝元始）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这首开派遣专任使者巡行风俗的先河。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间歌谣盛行时期，当时统治者非常重视民间歌谣的作用，经常派遣身边的近侍作为风俗使者分巡天下，收集歌谣。同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可以根据民间歌谣讽议，对地方官进行监督，甚至黜置。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派遣使职制度比较成熟，使职封号为“观风俗使”。《唐会要》（卷七七）记载贞观八年（634年）正月，太宗分遣萧瑀等十三人巡省天下，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此后几朝派遣使职考察风俗达到经常化。清朝雍正年间设立了“观风整俗使”这一特殊的使职。其主要职责是受皇帝派遣，到民间考察民风习俗，了解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愿，并且整顿不良习俗、打击不法分子，维持社会稳定。遣使采风制度沟通了社会普通民众与政权阶层，统治者可以借由采集的风俗，有效收集掌握普通民众对政治、社会的观点和看法，改善施政，实现民众的意愿诉求，进而维护社会运行秩序。
进谏献风
统治阶层人士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进谏民情民意。身居统治阶层人士的身份与最高统治者的空间距离为“献风”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保障。先秦时期，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皆可向天子献风，以补察天子之政。《诗经》留下了当时贵族献风的不少杰作，如《小雅·节南山》中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家父是周大夫。《大雅·崧高》记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大臣。《国语·周语》记载召公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先秦献风之制已由一系列行为及规则构成了常态化制度。通过向天子进献各国内部的民意民情，大大拓展了朝廷掌控的势力范围。秦朝开始形成了完整的言谏制度，西汉中期，通过察举制，一批深知百姓疾苦、能直言进谏的有识之士进入统治阶层。后世各朝关心百姓疾苦的臣子向君王反映民情是谏言的重要内容。明朝能臣王竑了解频发的灾害造成百姓困顿的民情，主动进言，请求皇帝下令责成众大臣自我反省，减轻百姓负担，不做那些无益于百姓的事情。历朝清官能臣将民情直言谏君，最高统治者“考其俗尚之美恶”，知晓民意，这成为统治者了解民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
躬察民风
除了遣使采风、进谏献风之外，最高统治者还主动亲自巡察风俗民情。先秦古圣贤王早就有岁时巡行制度，舜帝巡视东南西北四方，确立了“五岁一巡狩”制度。《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好恶，志淫好辟。”后世亦继承下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巡行天下，实地体察民风民情。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巡行各地，考察民情。清朝康熙皇帝多次亲自出巡观风俗察民情。他曾指出，自己能够真正确切地了解百姓疾苦，主要得力于亲自深入民间巡行视察。每到一处，自己都请教询问百姓，考察当地风俗民情。他认为实地观览民风，比单纯看奏章或听臣子们的议论更能了解实际情况。乾隆帝亦极喜巡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考察民风、体察民情也是其巡行主要目的之一。
历世各朝沿袭的究风俗制度，成为民意采集的主要渠道。通过对风俗的观览体察，统治者往往会制定针对性政策，从而使究风俗制度在民意转化为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李国江）
文章来源：智慧普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