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正一天授。
晋景公十五年五月，也就是公元前585年夏天，春秋巨无霸晋国完成了一桩大事，也就是迁都。他们从故绛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襄汾县——迁到了新绛城，也就是当时的新田、现在的山西省侯马市。
迁都这个事儿其实没啥可说的，但是选择新田这个地方作为新都城的理由，却非常有意思，属于不可深说的那种有意思。咱们今天就来浅浅地说说这个有意思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晋国新中军将兼仆大夫韩厥提出来的，最关键的是这么一句话：
“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晋国从献公开始，经历献、惠、怀、文、襄、灵、成、景八代君主，已经成了春秋巨无霸一样的存在。到晋景公的时候，晋国已经灭了虢、虞等二十多个小国，疆域版图拓展了数十倍，国力富饶，兵强马壮，旧都绛城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做都城了，所以晋景公决定迁都。
在新都城的选择上，晋国的大臣出现了分歧。其中大部分大臣都偏向于在郇、瑕这两个地方选其一。郇、瑕曾经也是一方诸侯，后来被晋国吞并，成了一个邑。郇在今天的山西省临猗县东北和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临沭县均有分布；瑕位于今河南省焦作市附近。
这两个地方都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之地，而且从当时地理位置来讲，都靠近解池。解池，又叫“河东盐池”，也就是今天的运城盐湖，以生产“潞盐”为主，与俄罗斯库麓克盐湖、美国犹它州大盐湖并列为世界三大盐湖。
要知道，盐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硬通货。纵观整个封建王朝史，一直都是只有官方才有资格开采经营，贩卖私盐基本上都是往死罪上靠的。人不吃盐活不下去，卡住了盐道，就等于卡住了一个国家的脖子。
而春秋中叶这个时期，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就是盐和铁。没盐活不了，没铁就造不出兵器，哪个国家都离不了。管仲之所以能短时间把齐国搞成富得流油的东方霸主，主要靠的也是“盐铁之利”，所以这两样东西的利润可见一斑。
土地富饶而又靠近盐池，从这个角度来讲，选择这俩地方作为新都城，其实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但是韩厥不同意。他偷偷溜到晋景公的卧室，然后跟晋景公去掰扯他的道理。
韩厥先说了个比较扯的理由，说郇、瑕之地土薄水浅，百姓容易得风湿病，不好，不如新田挨着汾水、浍水，土厚水深，住在那里不容易生病，而且老百姓习惯服从，比较听话。
然后他就说出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句关键的理由。
韩厥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比较好理解的，“国饶，则民骄佚”，意思就是这一个国家太富了，百姓就没什么生存压力，就跟中东那些石油国的土豪一样，容易骄奢淫逸；而且还有一种风险，就是天天吃饱了撑的，脑子里整天想那些不该想的东西，思想容易出问题，不好管理。
其实这个思想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国语·鲁语下》记载“公父文伯之母”的话里也有，说的是“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商鞅的《商君书》里提到的“疲民之策”也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在在后世的封建王朝里被发扬光大不少，
而韩厥这个理由的后半句其实不太好理解，甚至猛一看是反逻辑的。“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意思就是靠近盐池这个大宝藏，王室反而会变穷，这可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有了盐田可以利通天下，王室为什么反而会穷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抢钱”。再说深点，就是“到时候这钱会怎么分”的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咱们就不得不先说一下春秋中期诸侯的统治体制。当时其实是“家天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一个诸侯国就是由同一个老祖宗衍生下来的几个家族聚在一起共同统治的结合体，每个家族有自己独立的地盘，然后家族大佬又在朝中担任官职，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又维护好家族利益，很像现在的“联邦制”。
而这种体制很容易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家族往往会跟在位的王室家族产生竞争关系，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把本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和其他家族之前。
那么，可想而知，如果到时候挨着盐田这个香饽饽，这些家族必然会蜂拥而上，都开始做制盐贩盐的生意，然后必然把一部分本来从事农业劳作的国人也带进这个行业里来。
而这个时候，更大的问题就来了，王室所代表的国家，是不怎么能向其他大家族征税的，它只能向那些种地的百姓征税。种地的百姓少了，王室能拿到手的钱自然也就少了。
而且，王室虽然也可以参与到盐业这块肥肉的争夺中来，可能他本身的收入比之前并没有降低，甚至会增长，但是，这里面又有个相对论的问题。其他大家族都富了，对比之下，你多出来的那点钱，也贬值了。
坦白点说，就是这个事儿只会造出几个超级富豪家族出来，但是国家和老百姓是得不到真正的好处的。
晋景公听明白了韩厥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所以，他扛住了那些大家族代理人们的压力，力排众议，坚持选择将新都城迁到了新田。不过，如果说他这是为国为民，那倒也夸错了他了。
毕竟，晋景公心里想的，也只是为自己抢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