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都很容易就被繁华眯了眼，更何况是小孩子。我那时候看这个节目，就觉得对农村孩子及其不友好。农村孩子到城市不仅涨不了见识，还容易自卑，向往城市。之后回到农村，落差太大，孩子差不多就被毁掉了。
作为一档生活角色互换的真人秀，《变形计》自2006年首播起在湖南卫视掀起了一阵追剧热潮。
它以城乡少年互换角色为逻辑，通过不同社会阶层的置换来反应巨大贫富差距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早已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壁垒和隔阂。
在制作人李泓荔的操刀下，这档节目的主人公虽是城市少年和乡村少年两组主人公，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制作人的发力点，还是看客们的关注点，实则还是在叛逆的城市少年身上打转。
在李泓荔看来，偏远贫瘠的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它不仅能够洗去人们心灵的污垢，甚至可以治好专家们都束手无策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而在观众眼里，与坚强懂事的乡村少年在大都市继续坚强懂事的故事相比，他们更热衷于见证一个脾气暴躁、叛逆不羁的城市小孩在乡村生活的“大改造”。
毕竟“浪子回头”的戏剧效果永远比“坚强懂事”要抓人眼球的多。
于是在这种偏颇的价值观中，从《变形计》中“变形”成功的小孩个个都吃上了流量的红利：有的成为了粉丝百万的明星网红，有的成为了流量庞大的带货主播，再不济的也成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红人。
而这些小孩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城市的主人公。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属于富人的游戏中，狂欢的永远只是那些本就不必为衣食忧愁的富人家的小孩。
而那些通过这次机会，走出大山体验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在这个游戏中，也只是短暂地感受了一下光明而已。
《变形计》第七季的农村女孩王红林，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她的运气不太好，在这个游戏中不仅没“玩”尽兴，反而让这份阳光灼烧了自己。
一个清教徒般懂事的女孩
在挑选第2期主人公的时候，总导演蒋良曾看到了几张王红林和王多权的照片。
照片中，女孩身材瘦黑，脸色蜡黄，明明才七八岁的年纪就懂得将心事藏在镜头之外。
而她的大伯王多权因双腿残疾，瘫痪在出租屋的小床上，一边费力地忙活手里的十字绣，一边低声和身旁炒菜的女孩低声说着什么。
“我觉得有的乞丐都比他们好。”看完这组照片后，蒋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正因为有了这个结论，王红林便成为了此次拍摄的乡村主人公。因为这个底层家庭的窘境，完全符合制作人李泓荔所谓的“苦难孕育美德”的逻辑。尽管蒋良对此并不认同。
“像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家庭，又怎么有力量去改变一个桀骜不驯的城市小孩呢？他们的坚强和懂事，不过是因为他们对命运别无选择罢了。”
蒋良虽是这样反驳，但也实在架不住观众们就喜欢看这些有冲击力的东西。于是2014年在一个灰蒙蒙的阴雨天，节目组还是踏上了前往陕西省安康市八仙镇的旅程。
八仙镇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这里的树木很高很绿，地势陡峭，人烟也很稀少，几乎方圆半公里才看得见另一户人家。
用作家袁凌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比世界的尽头还要遥远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见到人群只有老人和小孩。因为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年，早已在16岁的年纪，就开启了外出打工的人生。
走过十几公里泥泞的小路，节目组终于在狮坪村看见了一间款式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那里，便是王红林家的老家。
因为房子建在山阴，屋里一年到头都很潮湿。哪怕艳阳高照的天气，房子里依旧会散发出一股霉味。这股霉味，似乎在王红林家每一位成员身上都能闻到。
在土坯房的后院，养殖了很多类似猪、鸡的家畜。据王红林的奶奶说，靠着这些猪生下的小猪仔，能顶这个家一年的收入。
而这笔收入，满打满算不过是一万元左右。除了养家畜，奶奶还会在后山种满大量的果蔬。其中，她种的最多的蔬菜就是扁豆。
“扁豆耐吃，也不容易坏掉。每隔几天，我都会从山上的菜地里摘些给红林他们送去。一般一顿饭那就是吃这个菜了。”
是的，王红林和她大伯王多权平时并不住在老家。为了让红林读书方便些，在她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在距离老家十几公里的镇上租了一套出租屋。
说是出租屋，不是两间狭小破旧的杂屋而已。
在这个出租屋里，没有厕所。每次要方便的时候，红林和大伯只能去附近的公厕解决。
房子的地势很陡峭，楼下便是那条川流不息的岚河。因为没有专门的厨房，每次炒菜红林都将锅具架在阳台上。尽管每日的菜单，不出意外的话，依旧是吃了好几周的扁豆。
“便宜，一年2000 块！”当被问及房租时，原本神色恹恹的王多权，脸上都是会带几分激动，仿佛能找到这么划算的房子，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事。
尽管每次在这间划算的出租屋里写作业时，红林总是要忍受着屋外不绝于耳的车流声。
但对于这种生活状态，王多权还是十分珍惜的。而他的这份珍惜，或许是源于他早年承受了太多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