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国家领导人去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会向全国人民发布庄严肃穆的讣告。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总政主任去世时，播音员却把逝世讣告念成了总参谋长，险些酿成大祸。

讣告出现差错

毛主席曾写过很多诗词，但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并不多，其中一首情深义重的悼诗就是《吊罗荣桓同志》。

在将帅云集、群星璀璨的年代，毛主席竟写下“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诗句，充分体现了他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提起罗荣桓，毛主席多次称其为“老实人”，还说“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应当就是他赏识罗荣桓、将其看作“一辈子共事的人”的重要原因。

老实的精神品格，伴随了这位开国元帅的戎马一生。

从战争年代开始，罗荣桓便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时间一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但是他仍旧常年带病坚持工作。

1942年，罗荣桓得了尿血症，但他却不让别人将他的病情报告给延安党中央，而是选择在枪林弹雨中继续着他的工作，有时甚至要坐着担架指挥作战，后来党中央知道此事后，便催他接受治疗。

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

1950年9月20日，在罗荣桓的干部任免书上，毛主席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在这之后，罗荣桓便听从毛主席的建议，参加会议的次数相应减少了。

尽管如此，罗荣桓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最终抢救无效，于1963年12月16日下午病逝。

罗荣桓去世之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播放了他的讣告。

这次的讣告是由夏青来播的。

夏青是我国播音主持界的泰斗之一，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夏青以其播音之雄浑、内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当、声音之震撼,被誉为“祖国的声音”。

夏青195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已经工作了十三年，非常有经验。

五千多字的去世讣告，夏青一个字都没有念错，语调、感情，表达得特别地到位。

夏青出色的表现，也引起了一位年轻人深深的崇拜，他就是方明。

当时的方明，只有22岁，1960年才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当播音员。

夏青和齐越两位前辈，对方明的播音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我到了播音组之后才开始真正练习朗诵。那时候齐越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背点东西，背点诗，背点散文，而且要求我们能够上舞台。”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由齐越老师带头，我们都在舞台上锻炼过。他那时候主要是朗诵苏联的一些寓言故事，像《醉醺醺的兔子》之类的。我呢，就朗诵一些像什么《回延安》、《金色的鱼钩》、《桂林山水歌》等作品。”

方明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时候播音组的男声学习的榜样就是齐越老师和夏青老师。那个时候对一般人来说，能认识五千字就差不多了，但是作为播音员,那起码得掌握八千字。如果有字不认识想问老师，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他们让你自己去查字典，他们就说只有这样才能记得牢。”

“这段经验告诉我，凡事都得自个儿学习。齐越老师和夏青老师也很照顾我们的生活。我当时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男生的宿舍一般来说都比较不干净，有点儿脏，东西又多，看着也显得挺乱的。”

“齐越老师和夏青老师就经常带着笤帚、墩布来帮我们打扫宿舍。”

在工作上是良师，在生活上也是处处照顾自己的前辈，方明对夏青和齐越这两位老师的尊敬与日俱增，他也很想成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播音员。

方明说，“齐越老师和夏青老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把稿子播成像夏青老师那样的，没料想，只顾模仿，却出了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例子我也经常和即将要成为播音员的学生说。”

这个问题，就出在罗荣桓元帅去世的时候。

因为夏青老师在播罗荣桓元帅去世的讣告时，表现得太过出色，方明就想着，如果有机会播这样的稿子的话，他一定要向夏青老师学习，照着他这样去播。

没成想，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一天中午，当时台里要播一个新闻节目。

方明正好有空，恰逢台里面有人打电话过来，说还缺一个男声主播，问谁有空。

方明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说自己有空，想去试一试。

很快方明便过去拿到了稿子，拿着稿子一看，里面有一条正好是安放罗荣桓元帅骨灰的消息。

方明说，“我当时立刻就想到夏青老师的声音,满脑子都在想他的语调、语气、状态,就没有仔细看稿子。”

“播音开始，女生头条，我第二条。播着播着，脑子里就开始不清楚了。稿子中有一句话，比较绕嘴：‘罗瑞卿同志从罗荣桓同志的家属手里接过罗荣桓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罗荣桓同志的灵台上。’

“可巧，两人都姓罗，播着播着我就不知道谁死了：‘罗瑞卿同志从罗荣桓同志的家属手里接过罗瑞……’当时念到这里，我的汗喇地就流下来了。播错了。赶快我又重复一句。我发现错了，但是幸好“卿”字没出来。”

罗荣桓是我们国家的总政主任，而罗瑞卿是总参谋长，把他们两个的名字说串了，还是实时的直播，这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播音事故了，后来在播其他新闻的过程中，方明冷汗直冒。

“新闻还没有播完，12点半到12点45分，外边的电话铃就开始响了:‘播音员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重要的消息都播错了……’”

于是，在出现这个错误之后，大会小会检查，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思想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检查……

一层一层地写检讨，查问题，后来总算看在方明是初犯的情况下，没有对他作出太严重的处罚。

方明说，“经过这事儿之后，我更加明白了播音员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内容的准确，在播对稿子的基础上再考虑怎么样把它播好。你说形式不重要吗？它也重要，但是你得首先保证内容不错才行。”

从此之后，方明更加苦练基本功，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争取带给全国人民更加好的声音。

后来，方明也成为了我国播音历史上的一代大家。

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方明出生于1941年，本名叫做崔明德，是北京人。

其实在小的时候，方明没想过要当播音员。

方明说，当时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职业。

那时候方明没有具体想过要做什么，但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那就是要学一门手艺，“因为我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是搞技术的。”

方明初中毕业之后，老师和他说，他的物理学得比较好，很适合去考广播事业局的技术训练班。

那时候正是1956年，方明听从老师的建议去试一试，谁知道第一次考就让他考上了，后来又分到了发射班。

所以其实方明本来要走的并不是播音主持这条路子。

当年新中国广播事业急需大批的人才，方明便被抽调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可以说，他的起步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各条战线大发展，各条战线都需要人。我的很多同学当时都参加工作了，有在铁路上的，邮电部门的，很多部门。‘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我们当时是唱着这首歌参加工作的。”

其实，方明被抽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少年的方明，家教严谨，热爱阅读，喜欢朗诵，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下，成为班级里的朗读代表，定时为大家读报，虽没有专门学习过朗诵，却能以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在众人面前大胆地朗读。

所以，方明是有干这一行的潜力的。

从录音师，再到一名电台节目的播音员，主持人，这样的角色转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顺利做到的。

方明说，当时他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学了两年无线电，两年录音，很有意思，自己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用上了，而且接触了很多文艺形式。搞播音一开始的确有些担心：播音组那么多老干部，要求是不是太严了？我能做好这个工作么？那一说话全国都听见了。”

但是，方明很快又放松了心态，因为想到自己有两条有利的条件。

“首先，自己语音比较标准，家里从小就教我要好好说话，家庭教育比较严格。其次，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在班上读报，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一直到后来无线电训练班我都坚持在班上读报，训练自己的读稿能力和审稿能力。”

“还有一个条件是录音对我帮助非常大，两年录音，各种文艺形式我都接触了，对自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所以自己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稿件的情境中去，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障碍。”

也正是因为这样，方明才顺利地走上了播音主持的道路。

从业几十年，方明被公认是一位“韧劲儿”十足的艺术大家。

他进入播音工作岗位后并非一帆风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曾挨过批评，但他凭着执着的钻研精神，向老同志学习请教，揣摩分析播音内涵，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播音风格，并屡屡取得卓越的成绩。

2006年，由于方明长期在小灯下看工作稿导致视网膜微细血管破裂，后又因用眼过度，导致视力出现病变问题，甚至将直线看成曲线，医生劝告他一定注意保护眼睛，不要让眼睛太疲劳。

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始终难以按照医生嘱咐保护自己眼睛。

3月18日，方明前往江西参加高级职称评委会会议，胃溃疡病发。

方明没有在意，回到北京带病坚持工作。

直到胃疼难耐之时，才前往医院检查，不幸得知患上胃癌。

手术前医生前来慰问，本想宽慰方明，没想到方明现场给医生和护士们朗诵了一首诗《对衰老的回答》，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震撼全场，既表达了面对手术的从容与淡定，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医院的信任。

手术后不到3个月，就参加了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诗歌演唱会”。

10月，他又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长征颂》”演出;11月25日前往天津参加2006年度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颁奖晚会。

当年12月23 日在化疗期间作为终审评委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首届金话筒“十佳播音员主持人颁奖晚会”，并在会上朗诵。

12月底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齐越朗诵艺术节”，录制了唐双宁先生为周总理逝世 30 周年创作的《周总理三十年祭》。

这一年，方明历经癌症手术并在术后进行了七次化疗，在身体尚未痊愈的情况下，面对事先安排好的工作，方明几乎无一落下地都参加了，没有耽误任何重大工作，足见他的敬业精神和他骨子里的“韧劲儿”。

方明凭借着一股韧劲儿对待工作，而播报罗荣桓元帅那则新闻的失误，也让他养成了对待稿件一丝不苟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

他的认真最大程度地体现在工作态度上。

方明的生活中有两个特别温暖的港湾，一个是家里的书桌，一个是办公室的写字台，几十年笔耕不辍。

仅以备稿为例，方明认为坚持认真备稿是准确播出、恰切表达的重要保障。

播音员主持人的一言一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受众，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要拥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和文化素养。

因此，播音员在创作准备时必须要认真做好充分的备稿。

除了日常的不断学习积累外，每一次具体备稿他都会认真对待稿件中的每一个字词、每一个句子，无论是针对语音还是针对表达，对于稿件内容的处理他一向细致严谨，不断揣摩。

于方明而言，认真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操守，他总是以扎实严谨的创作态度不断加强自身语言表达的功力，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播音创作中处处力求做到最佳。

方明的认真还体现在像前辈学习方面。

向前辈学习，是方明在播音创作初期的重要工作内容。

到播音组以后，很多老师一字一句地带他，齐越、夏青、林田、潘捷、费寄平、葛兰、林如、王欢、刘炜、陆茜、马尔芳、肖楠等老师，都手把手地教过他,并且都非常有耐心。

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处处关心方明，使他日益热爱上了播音工作并很快地融入到了工作中。

老师们教导他如果不认真仔细备稿,播音时念出来的就只能是字而读不出意思，于是在每一次创作前他都会竭尽全力地做好案头准备工作。

那时的齐越和夏青可谓是播音队伍的旗帜和楷模，方明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当时播音组的备稿室门后面有一个大表，每人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列出来，谁播了什么节目也会列在上面。

如果节目播得没有一点儿差错就会挂一面小红旗，倘若出了一个差错就会挂一面小蓝旗。

方明刚到播音组的时候，蓝旗直线上升，因为他经常念些错别字。

当时夏青老师告诫方明每一次看稿都要认真准备，不认识的字必须好好查查字典，还建议他每天认真看3页字典，包括字形、字义、字音，本义是什么，引申义是什么，可以组成多少个词，名词多少、动词多少、形容词多少等，要将字典里面有而学校里没有学过的知识都掌握住。

方明谨遵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在一年内掌握了整本字典。

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从当初的毛头小子到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著名播音员，方明的主持风格也在不断地变化。

“学习播音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要吸收许多前辈的特点和风格。比如我开始喜欢齐越的,后来又喜欢夏青的,在这当中我又喜欢葛兰、费寄平等人的。但是走了一段弯路。”

“我当时正喜欢费寄平的莫斯科调，非常高雅沉稳。我也把声音压的很低，但是我的嗓音不适合这种风格，结果声音失去了光泽。齐越老师当时就批评我：声音为什么压得那么低？因此，要根据自己声音特点驾驭自已的播音和稿件内容，实事求是，不能仅仅依靠外在形式。”

“播音，第–要驾驭住稿件，第二要驾驭住自己。两个驾驭作好了，播音就不会有大问题。驾驭住自己是最难的，驾驭住稿件相对容易。驾驭住自己包括吐字，发声，用气，包括自己对稿件的理解和话简前的心理准备。”

除了播音的技巧之外，方明身上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着一颗“仁者”之心。

他从小就愿意帮助弱者、乐于助人，充满慈爱之心的品行贯穿于他的播音事业始终，在他的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

他会带上自己的播音作品看望大山深处的孩子，孤儿院里的孤儿，矿山深处的工人，边远山区的村民；他会将省吃俭用的钱捐献给希望工程、受困灾区。

他参加各种公益演出自掏腰包，不计报酬。

他悉心教导学生，循循善诱，爱生如子；他接受采访，亲切和蔼，积极合作；他乐于参加座谈，分享心得，直抒胸臆；他坚守职业操守，遇到观众签名或合照，无论身体怎样疲惫不会推诿。

若被邀请题字，即便只有三五个字，也至少会在家练上几十次，选取最满意的一版交付，以不辜负他人重托。

方明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重新选择职业，除了播音主持之外，他更想去做一个记者。

记者的工作和广大人民更紧密，他是反映人民呼声的，他把中央的精神输送到广大人民中去，是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朴实的，热爱祖国，热爱百姓的思想，方明才能够成为家喻户晓，备受人民喜爱的播音员。

怀念常青树

2021年11月29日，方明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

即使在退休之后，方明依然对人民广播电视事业非常热心，总台举办的朗诵活动、主题党课日，方明都会去参加。

方明的离去，是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损失，但是方明的声音，已经被留存下来，他永远都是播音主持界的常青树。

参考资料

《电波里的人生——访我国著名播音主持人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