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研究发现山东省和河南省35人感染了一种新型动物源性亨尼帕病毒。病毒是如何跨物种传播的？面对“人畜共患病”，应该怎么办？
整理/新媒体编辑 吕冰心
新冠疫情的阴霾仍然笼罩，不时还有可感染人的新病毒闯进人们的视野。
日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了一篇由中国和新加坡科学家合作的通讯论文。文中称在中国山东和河南两省新发现一种可感染人类的动物源性亨尼帕病毒，并将其命名为Langya病毒（Langya henipavirus，LayV），目前已发现35名急性感染患者。
为何来自动物的病毒会感染人类，跨物种传播是如何实现的？面对层出不穷的“人畜共患病”，应该怎么办？
一种可感染人的新病毒被发现
近日，山东省和河南省发现了一种可感染人类的新型动物源性亨尼帕病毒——Langya病毒。该病毒可通过动物传染给人类，并诱发致死性疾病，目前已发现35名急性感染患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论文日前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刘玮教授、方立群教授，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王林发教授及其他学者在该研究中指出，在对我国东部近期有动物接触史的发热患者的哨点监测期间，在一名患者的咽拭子样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亨尼帕病毒，并将其命名为Langya病毒。该病毒的毒株在系统发育树上属于新毒株，在进化关系上与之前在云南省墨江县发现的亨尼帕病毒最相关，鼩鼱可能是该病毒的天然宿主。目前已在山东省和河南省发现35例急性感染病例，其中26例仅感染Langya病毒，未检测到其他病原体。这26例病例的临床症状有发热、乏力、咳嗽、厌食、肌痛、恶心、头痛、呕吐，并伴有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以及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等。亨尼帕病毒是亚太地区人畜共患病的重要新兴病因之一。该病毒属中此前已知有两种病毒可感染人类，分别是亨德拉病毒和尼帕病毒，其天然宿主都是果蝠。两种病毒均会引起动物和人类的严重疾病，被列为生物安全四级病毒，病死率在40%至75%。此次研究发现，不同患者之间无密切接触史和共同暴露史，提示人群感染可能为散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旦出现亨尼帕病毒疑似病例，应尽快实施隔离，并采取感染控制措施，立即通知公共卫生部门。目前，还没有针对亨尼帕病毒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支持性护理，以控制并发症。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亨尼帕病毒目前在境内还没被发现存在人传人的特性。经常与动物接触的人士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生病的动物，可大幅度降低传播性。
病毒是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的？
其实，许多搅乱人类社会的新型病原体都来源于动物世界，且全世界范围内病毒疫情暴发似乎都符合以下模式：一种原本在动物体内的病毒突然传染给了人类。最初没有人注意到新传染病的存在，因为被感染者的症状轻微，或者症状与其他已知的疾病混淆。病原趁此机会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当人们意识到疫情存在时，”危机”已然成势。
常见的人畜共患病（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能够从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传染性疾病，统称为”人畜共患病”（Zoonoses）。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预测，超过3/5的已知传染性人类疾病，和超过3/4的新发现传染性疾病，都是从其他动物传染给人类的。
（图片来源：npr.com）
以病毒为例：自然界中的病毒要在宿主中传播、复制，打开其体内特定的蛋白质“门锁”，就需要有一把相对应的蛋白质“钥匙”。这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相互作用，使得多数病毒的传播被局限在特定的宿主中。
病毒在大量复制的同时，也在批量生产可供开门的“钥匙”，然而凡事总有例外，病毒复制的“工艺”偶尔也会出现问题，产出几个不那么标准的“钥匙”——可能多了一道新齿痕，也可能少了一道齿痕。这些突变大多没有实际影响，但例外的例外是：某些发生了突变的钥匙，恰巧能够打开另一个新宿主物种的蛋白质“门锁”。
如果揣着突变“钥匙”的病毒感染了全新的物种，并在其内部进行连续传播，这一过程就被称为病毒的“溢出”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是基因突变的发生，让病毒克服了物种之间的障碍，实现了跨物种的传播。这也让一些动物传染病变为人畜共患病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病原体的跨物种传播也并非“单行道”。人类不仅会被来自动物的病原传染，也会将自身的疾病传染给动物，这一过程称为病原体的“回溢”（spillback）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人类感染的动物可能成为新的生物反应器——病原体为了适应新宿主，会积累更多的变异。当“二次溢出”现象发生时，这些“改头换面”的病原体又可能打人类个措手不及……
（图片来源：nyt.com）
“跨物种传播发生后，病毒通常能够快速地适应新宿主。”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免疫学和病理学系助理研究员西蒙娜·克拉伯格表示，这种反复的传播“可能进一步加速病毒的演化，并导致更多新毒株出现。”
人畜共患病为什么可怕？
令人担忧的是，人畜共患病总有新的方式让人们措手不及：其中不仅有被发现前不曾感染人类的病原种类，比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也有熟悉病原的新变种，例如新型冠状病毒和各种流感；或者是熟悉病原变得更难应对，例如产生多重耐药性的细菌。
近年引起关注的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多为病毒类人畜共患病（图片来源：cgtn.com,businessinsider.com）
人畜共患病对动物宿主的杀伤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禽流感为例，疫病暴发时，某些受感染的鸟类会大量病死，而另一些物种的鸟类则不受影响。这取决于生物体内的免疫系统能否识别病原并发动攻击，以及免疫反应是否过于强烈。另一方面，一些寄生虫在动物宿主体内还是幼体阶段，影响并不显著，传染到人类体内才完全成熟，并构成健康威胁。
也就是说，每次人畜共患病疫情的暴发都是一次警告，提醒我们始终处在未知传染病的威胁之下。如果人类继续在疫情结束后”好了伤疤忘了疼”，总有一天，某种致死率和传染性同时很高的疫病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越来越密集的开采，意味着我们与野生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另一方面，随着入侵物种的不断增多，它们所携带的病原也在陌生的环境中有了新的机会。随着全球化和人类扩张的趋势，肉眼不可见的小小微生物和它们的宿主如今可以日行万里，被更加频繁地带到全新地方，随时引爆下一场”瘟疫”。
跟踪病原体的自然宿主
在应对人畜共患病的时候，科学家会积极寻找隐藏病原的物种，也即自然宿主。如果病原的自然宿主没有被确定，则设置对应的公共卫生政策来预防疾病也变得没有针对性。50%的食肉动物都是已知病原体的自然宿主，非人灵长类动物中，20%是自然宿主，在啮齿类和蝙蝠群体中，大约10%是自然宿主。
病原体一旦从野生动物传播给驯化动物并大量扩增，传播给人类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图片来源：thelancet.com）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许多病原体的自然宿主已经被找到。例如，狂犬病毒会潜伏在各种哺乳动物体内；拉沙热病毒、汉他病毒在啮齿动物体内；造成莱姆病的伯氏疏螺旋体则广泛存在于蜱虫、绵羊、鹿、啮齿动物等小型哺乳动物体内。
研究者还成功定位了埃博拉病毒的近亲、马尔堡病毒的蝙蝠自然宿主。2007年，研究者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座金矿中的埃及果蝠体内分离出了马尔堡病毒。5年后，另一群科学家在乌干达一处国家公园的洞穴中，发现其中2.5%的埃及果蝠携带马尔堡病毒。
不过，即便科学家成功确认了病原体的一种自然宿主，也不意味着这种病原没有其他的宿主，能够感染诸多不同的物种，给了人畜共患病原体”狡兔三窟”的余地。
例如，从1976年开始，科学家一直认为纳塔柔毛鼠是拉沙热病毒的唯一自然宿主⸺它们进入人家偷米吃，并在家中遗留尿液或鼠粪，人们在接触这些排泄物或吸入空气中悬浮的病毒颗粒后，就会感染。被感染的人会出现发热、头痛、呕吐、肌肉痛等症状，有些人会永久失聪或死亡。当地人为了阻击疫情，尽量将食物储存在防鼠容器中，也不在家中留下厨余垃圾，但拉沙热随后每年还是会在西非杀死成千上万人，意味着病毒还有其他不同的自然宿主，以及人们未知的传播途径。
到了2016年，才有德国科学家团队在尼日利亚、几内亚发现了另外两种小鼠也携带拉沙热病毒，其中一种与纳塔柔毛鼠生活习性显著不同，因此潜在的传播途径也并不一致。
被感染动物的免疫系统特征，也对传播有影响，例如，啮齿动物体内，调节T细胞会减少效应T细胞对汉他病毒感染的攻击，因此汉他病毒可以在啮齿动物体内不断扩增，直到有机会感染另一种宿主（如人类）。又如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人类，体内会产生较多的T细胞和干扰素，而感染猴免疫缺陷病毒（SIV）的白顶白眉猴，免疫反应则没有这么强烈，这让SIV病毒有了更多扩增和感染新宿主的机会。
各自安好，才是“晴天”
近年来，动物疾病感染人类的事件正在变得愈发频繁，越来越多新型流行病都带着“人畜共患疾病”的标签。针对这种趋势，伦敦大学学院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相互作用专家凯特·琼斯做了一项分析，她统计了1960-2004年期间新出现的335种疾病，发现其中60.3％的疾病为人畜共患类疾病，71.8%的疾病源于野生动物，且这些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自然》杂志此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动物物种被迫离开自己的栖息地进入新的环境，而这种迁徙也将同步移动它们的寄生虫和病原体。科学家预测，未来50年间，全新的跨物种接触概率将翻一番，尤其是在物种繁多的非洲、亚洲以及热带地区，后者或会成为更多动物病毒“溢出”的可怕疫病“摇篮”。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说明，未来几十年，世界不仅会变得更热，而且还会有更多疾病。”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疾病生态学家格雷戈里·阿尔伯里说。作为上述《自然》研究的主要作者，他认为全球加强对动物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类疾病的监控已是迫在眉睫：“人类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美国和加拿大的白尾鹿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已知会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大多都是宠物或圈养动物，对这些染疫动物进行检测和隔离相对比较容易。卫生专家表示，真正的威胁来自于野生动物（图片来源：nature.com）
令人遗憾的是，相比对溢出现象的研究，人们对回溢现象严重性的关注却不够。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本位”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类不会太关注动物中发生的疫病。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灵长类动物、大型圈养动物、濒危物种以及家养的宠物等，对野生动物疾病的长期科学监测相对匮乏。另一方面，研究病原体“从人到动物”回溢现象产生的连锁反应、对动物病原体进行基因测序等，目前也仍属于较冷门的研究。
回溢不仅可能造成“二次溢出”，危及人类健康，那些受回溢波及的野生动物种群（尤其是较为脆弱的野生种群），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举例来说，目前全球仅剩1000余只的山地大猩猩，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濒危种群，一些科学家对其保持着长期科学监测。2009年，人们惊讶地发现，卢旺达野生动物保护公园的一群山地大猩猩出现了人类偏肺病毒（hMPV）感染症状，在一只死亡的大猩猩组织样本中，还检测到了hMPV病毒，且与南非某感染患者的组织样本匹配。
作为一种呼吸道病原体，hMPV一般情况下只会导致人类出现流感状感染，但病毒发生回溢后，着实对山地大猩猩的健康与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发生疫情的公园，山地大猩猩感染hMPV病毒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图片来源：vox.com）
人类不是独立的生命体，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无法割裂。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物种被迫成为“气候移民”，有些曾经“老死不相往来”而免于互相伤害的物种，也将碰撞出新的“危险关系”。大自然的“盲盒”下一次又会开出什么“新惊喜”？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想要知道。
（内容综合自北京科技报、健康报、界面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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