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作者：东方证券）

一、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1.5 目标紧迫

全球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三大里程碑式文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上世纪 90年代，世界各国间的国际气候谈判拉开帷幕，在长达 30 年的国际谈判中，先后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定书》和《巴黎协定》三大里程碑式文件，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打下坚实基础。1992 年，各国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确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原则和国际气候谈判的总体框架。在此后数十年的缔约方大会上还先后形成了《京都协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议》等文件，气候减排目标越来越明确、具体，直至《巴黎协定》中明确为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 以内。

《巴黎协定》明确温控目标，强调了金融支持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巴黎协定》旨在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应对，主要内容包括（1）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2 之内，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 以内的措施；（2）每 5 年审查一次各国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3）通过气候融资，帮助贫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改用可再生能源。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气候减排目标，《巴黎协定》第 2 条 1(c)明确规定“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这同时也是要求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将气候目标与金融框架结合，进行可持续性投资，实现整体共赢。

COP26 以行动落实《巴黎协定》，为全世界走上更可持续的低碳道路奠定基础。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3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并最终形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公约呼吁所有国家在2022年提出更有力的国家行动计划，重申并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全面兑现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的承诺，呼吁提供两倍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构建复原力。

气候变化的现状：充满挑战性的1.5 目标

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仍然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举出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和时间表，大部分国家将实现碳中和定在了不晚于 2050年，也有部分国家根据国情将碳中和实现节点放在 2045、2060 年等。但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组织（UNFCCC）公开的最新国家自主贡献（NDC）综合报告显示，考虑到《巴黎协定》所有缔约方的最新国家自主贡献的执行，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 2010 年高 15.9%。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1.5 特别报告》，全球排放路径要符合 1.5 温控目标，则 2030 年的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需比 2010 年降低约 45%，2050 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为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以下，则 203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比 2010 年降低约 25%，并在2070 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这意味着，迫切需要从现在到 2030 年大幅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的雄心，或者大幅超额完成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或者兼而有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气候变化 2022：减缓气候变化》显示， 2010 至 2019 年间，全球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如果不立即在所有部门进行深度减排的话，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以内的目标则无法实现。

二、中国面朝3060目标，“1+N”政策体系自上而下落实

低碳转型对我国的积极影响和稳步推行的意义

中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石油和天然气多以进口为主，发电依赖煤炭，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汽车保有量居高不下，同时还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各种产品。这使得我国不仅能源供需矛盾较大，能源安全也由于对外依赖度高而受威胁，并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居第一大国。如果我们能够顺利转型为低碳国家，这些问题都能有效化解。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在光伏、新能源车、电池等新能源领域的一定优势。光伏硅料及组件环节占全球的比重近几年来持续提升，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存在。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规模效应和巨大的内地市场将为绿色产业打开空间，并降低成本，推动科技进步。

但在我国宣布双碳目标后，部分地区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并有了拉闸限电等运动式减碳。对此，政府要求尊重基本国情，综合考虑本区域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各行业的能源消费情况，合理设定目标。运动式减碳导致减排成本反而偏高，片面强调能耗及碳排放量控制，减排效益不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双碳“1+N”政策顶层引领

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成为中国 3060 目标的顶层设计，也是“1+N”政策体系中的 1。《意见》明确了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的方向，为之后重点领域的政策奠定了基调：

全国统筹。全国一盘棋，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实行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鼓励主动作为、率先达峰。节约优先。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持续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从源头和入口形成有效的碳排放控制阀门。

双轮驱动。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内外畅通。立足国情实际，统筹国内国际能源资源，推广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和经验。统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斗争与合作，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坚决维护我国发展权益。防范风险。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

在 N 方面，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 30 多个涉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全国和各地方、各领域、各行业的政策措施作了总体部署。要求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重点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发电和供热、工业、交通、建筑等成为重要领域。在新能源领域，2022 年 5 月 1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实现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要求加快构建适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对新能源发展起到积极引领作用。

在高碳领域，政府各部门积极出台与转型相关的行业指导性文件。2022 年以来，陆续发布了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等文件，明确了相关行业的转型目标、计划和路线图。在金融领域，以人民银行为主出台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等文件，完善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和激励机制，强化了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

地方：各地纷纷落实政策，落实碳达峰目标遍地开花

根据我们的梳理，大部分省市已经通过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等相关双碳政策，落实中央定下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双碳目标。

在短期双碳目标方面，各省定量目标多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部分目标基于各省能源、产业结构差异、自然资源分布不同，具有灵活性，部分目标高于或低于国家目标。例如，单位 GDP 能耗方面，天津、安徽、河南、湖南、黑龙江和宁夏提出的目标均高于国家目标（相较 2020 年下降 13.5%）；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指标上，浙江、福建、湖南、广西、云南、甘肃的目标均高于国家目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天津、河北、江西、河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贵州、陕西、宁夏低于国家目标；森林覆盖率指标上，北京、河北、浙江、吉林、广西、贵州的目标均高于国家目标（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而在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指标上，黑龙江、宁夏低于国家目标。

在中长期双碳目标上，各省定量目标多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确保如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 2060 年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国内绿色金融的政策和践行

在绿色经济快速推动的过程中，绿色金融也紧随其上。绿色投资缺口、绿色金融政策的逐步落实和碳金融、绿色债券的催化奠定了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绿色投资资金缺口较大并呈扩大趋势

3060 目标之下，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之外，还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目前绿色投资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并且预计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资金缺口还有扩大之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究，中国实现 2030 年“碳达峰”目标面临的每年资金需求约为 3.1 至 3.6 万亿元，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则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超过 139 万亿元。而根据 2021 年数据，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 5256 亿元，资金缺口超过 2.5 万亿元/年。

另一方面，相关学术机构等单位也对双碳目标所需资金进行了预测。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的情景测算显示，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 2 温控目标的话，2020-2050 年间累计资金需求超 127 亿元。此外，假如用绿色投资资金缺口这一口径作为参考来推算，根据红杉中国的预测，2021-2060 年我国绿色投资年均缺口约 3.84 万亿元，其中 2021-2030 年平均缺口约 2.7 万亿元，2031-2060 年平均缺口约 4.1 万亿元，碳达峰以后资金缺口明显有扩大趋势。并且，对于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政府财政支持越显不足，这部分有待社会资金进行补充。

国内绿色金融政策发展历程

绿色投资需求巨大并且投资缺口还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对此我国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布局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2012 年，原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此后，绿色金融制度不断发展。

顶层设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5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要构建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推广绿色信贷，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建立绿色评级体系等。自此开始，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政策相继出台。经过多年探索，当前已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即：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探索形成了绿色金融体系“五大支柱”——绿色金融标准体系、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激励约束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实现监管机构之间的绿色债券支持范围统一。自 2015 年底发改委发布《绿色债券发行指引》，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启动并迅速壮大。但国内的绿色债券标准不仅包括上述发改委的指引，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不同文件之间对绿色债券品种的界定和认证标准没有统一，信息披露机制尚未健全，不仅影响了绿色债券产品的丰富化和发行人参与，也暗含“漂绿”等潜在风险。2021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本次新版绿色债券目录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适用于所有的债券品种，对绿色债券的界定进行了明确规范，首次统一了绿色债券相关管理部门对绿色项目的界定标准，有利于降低绿色债券发行、交易和管理成本，进一步助力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气候投融资成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2020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印发《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作为我国首个气候投融资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和撬动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指明了未来 5 年我国气候投融资的发展方向。2021 年底，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印发《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气候投融资试点正式拉开序幕。

碳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三条发展主线

完善碳金融体系。（1）统一碳金融产品标准。近年来央行连续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绿色分类标准方面，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提到，目前国内有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三套绿色分类标准，在适用对象、项目范围、精细程度上存在差异，未来需尽量统一标准。（2）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易纲行长提到，在现有金融机构披露银行间绿色债及绿色信贷的投向的基础上，还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3）构建激励机制。易纲行长提到，央行将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通过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贴息奖补等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提升金融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

创新碳金融产品。在“2022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提到 “截至2021年末，我国已有超15万亿元的绿色金融贷款，位居全球第一；绿色债券规模累计1.8 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但目前绿色金融产品的发放主体以银行为主，无论是从产品的供给还是从交易市场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短板。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邢炜指出，当前银行业在服务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存在四点不足：一是绿色标准不统一，二是风险收益不匹配，三是产品供给不均衡，四是交易市场不完善。2022 年 4 月，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为碳金融产品提供规范，有利于促进各类碳金融产品有序发展，并为将金融机构作为碳市场交易主体做好技术准备。

加强国际间碳金融交流。（1）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制定绿色金融共同分类标准。目前，我们正与欧盟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希望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供国际投资者参考，促进国际绿色金融协同发展。（2）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易纲行长提到，将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增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3）人民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共同担任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加强协调 G20 各成员国，讨论制定《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共同推动信息披露、绿色标准等重点事项。

现有碳金融工具的规模及其发展速度 4 月 12 日，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金融行业标准，在碳金融产品分类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碳金融产品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开发、实施碳金融产品提供指引，引导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碳金融产品》中将碳金融产品分为三大类：碳市场融资工具、碳市场交易工具、碳市场支持工具，其中碳市场融资工具如碳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等；碳市场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碳借贷等；碳市场支持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碳指数、碳保险、碳基金等。

碳市场融资工具

碳债券即各类主体为投资于减排项目而发行的债券，可视为绿色债券的子类别。根据《2021年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国内债券市场贴标绿债发行规模共计 6463.49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123%。此外，我国还存在大量未贴标、实际投向绿色项目的“投向绿”债券，我国在 2021 年共发行“投向绿”债券 805 只，发行规模为 13288.82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6.32%。同时，2021 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诞生新的子品种——碳中和债。2021 年，碳中和债共计发行 202 只，发行规模达 2586.35 亿元，占整体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比例达 42.30%。为了完善绿色债券体系，2021 年对绿色债券市场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创新了部分债券工具，如中债估值公司 2021 年 3 月发布首只中债-碳中和绿色债券指数、创设绿色债券担保品池、创新发布中债 ESG 系列产品、创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和数据库等。

碳质押是指碳资产的持有者（即借方）将其拥有的碳资产作为质物/抵押物，向资金提供方（即贷方）进行抵质押以获得贷款，到期再通过还本付息解押的融资合约。碳排放权可抵押贷款因为它能盘活企业碳资产、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特点，近些年来一直不断发展。2014 年，湖北宜化签署了全国第一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获得兴业银行4000万元质押贷款，用于实施国家推荐的通用节能技术，最大限度实现节能减排。今年 4 月，太平财险为广东某公司提供“碳配额质押+保险”融资服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保证保险。碳质押在不断被完善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刘杰透露配额的质押融资业务将于 2022 年下半年推出。

碳回购是指碳资产的持有者（即借方）向资金提供机构（即贷方）出售碳资产，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后按照约定价格购回所售碳资产以获得短期资金融通的合约。2014 年 12 月 30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国内首笔碳排放配额回购融资协议，融资总规模为1330万元。由于碳资产回购业务风险相对不高，大部分试点碳交易所均有推行。一般而言，回购业务风险主要在于若逆回购方将配额卖出变现、不继续履行合同，会导致回购方无法履约。因此，逆回购方通常会为了控制回购方违约风险而将回购价格控制在较低水平，从而使得回购方是承担风险较高的一方。目前绝大多数试点市场都未发生回购业务相关风险，因此专门的业务规则并不多。

碳托管指碳资产管理机构（托管人）与碳资产持有主体（委托人）约定相应碳资产委托管理、收益分成等权利义务的合约。《碳金融产品》金融行业标准是首次以行业标准的形式将碳资产托管纳入融资工具，有利于推动碳资产管理的集中化与专业化。截至 2021 年 12 月，已有 9 家信托公司设立了 10 单碳信托产品，包括融资类、投资类、服务类等业务类型。

碳市场交易工具

《碳金融产品》明确提出“有序发展碳交易衍生工具”，碳期货、期权等品种的引入有利于形成连续、公开、反映供求的价格预期，便于市场参与者对碳资产进行跨期配置。

我国上海、广东、湖北试点碳市场都进行了碳远期交易的尝试，其中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提供了定制化程度高、要素设计相对自由、合约可转让的远期交易，湖北、上海碳市场则提供了具有合约标准化、可转让特点的碳远期交易产品。然而，国内的碳远期交易仍待完善：由于成交量低、价格波动等原因，广东、湖北均已暂停相关业务。 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已提出“探索研究碳排放权期货交易”，但由于碳市场不具备期货交易所资质，碳期货迟迟难以落地。2021 年 4 月 19 日，随着广州期货交易所揭牌，碳期货品种研发进程启动。2022 年 4 月 19 日，广期所在官网完整披露了中国证监会所批准上市的 16 个期货品种，其中包括碳排放权期货、电力期货这些服务绿色发展的全新期货品种。

碳期权即交易双方以碳排放权配额为标的物，通过签署书面合同进行期权交易。目前，国际主要碳市场中的碳期权与碳期货交易已相对成熟，而我国当前碳期权均为场外期权，并委托交易所监管权利金与合约执行。2016 年 7 月 11 日，场外碳期权成为北京碳市场的重要碳金融衍生工具。碳掉期（互换）即交易双方交换资产或资产等价现金流的合约，掉期（互换）本身以场外交易为主，碳掉期也不例外。2016 年，北京碳市场发布场外碳掉期合约参考模板，场外碳掉期成为北京碳市场的重要碳金融创新工具之一。实践中，碳配额场外掉期通常有两种形式：（1）以现金结算标的物即期与远期差价，碳市场交易场所主要负责保证金监管、交易鉴证及交易清算和结算。（2）不同标的资产间的互换交易，如试点碳市场中常见的配额-CCER 互换交易。

碳市场支持工具

目前国内主要有碳指数、碳保险、碳基金等碳金融支持工具：碳指数直接反映了市场整体状况；碳保险可以规避减排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风险，确保项目减排量按期足额交付，降低项目双方的投资风险或违约风险，确保项目投资和交易行为顺利进行，提供风险分散方面的支撑；碳基金可以为绿色转型中的企业提供稳定现金流，促进整体行业碳减排。明确支持工具产品有益于信息服务和保险行业等更多主体积极参与，提高市场活跃度。碳指数通常反应碳市场总体价格或某类碳资产价格变动及走势，是重要的碳价观察工具，也是开发碳指数交易产品的基础。我国当前已有北京绿色交易所推出的观测性指数“中碳指数体系”，以及复旦大学以第三方身份构建的预测性指数“复旦碳价指数”。

碳保险产品的开发，主要是为了规避减排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风险，确保项目的核证减排量按期足额交付。碳保险可以降低碳交易项目双方的投资风险或违约风险。目前碳保险分为两类：（1）一类针对的是交付风险。目前国内外碳保险服务都主要针对交付风险，对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格波动、信用危机、交易危机进行风险规避和担保。交付风险可以归结为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付风险，包括注册失败、核证、延期等各种原因，还有森林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法实现减排量交付的风险。

（2）另一类针对的除交付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如碳捕获保险，即对运用碳捕获技术封存碳而产生的各种风险承保。碳泄露会产生碳信用额度损失、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等损失，而各种受到损失的主体中最弱势的就是自然人。所以这种保险产品的受益人为受到碳泄露影响的自然人。然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研究表明，该类险种目前还很不成熟，投保方、保险方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尚待明确。

碳基金即投资于碳市场、碳减排项目的基金，通常其收益与碳价变化或减排项目回报挂钩，是重要的融资工具。与常见的“碳中和主题基金”不同的是，此处所谈碳基金主要以一级投资为主。国际成熟碳基金的发展经验表明，早期碳基金以公共基金为主，此后逐渐出现公私合营基金，至后期主要以私营基金为主。碳基金的主要形式有：（1）公共基金，由政府承担所有出资，（2）公私混合基金，由政府和私有企业按比例共同出资，这是国际碳市场上碳基金最常见的一种资金募集方式；（3）私募资金。国内典型基金如 2006 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国内第一只专门投资 CDM 减排项目的私募基金——华能碳基金、国内首支碳排放信托投资基金—— 招金盈碳一号碳排放投资基金等。

碳配额和碳价主要从四个方面影响企业行为：（1）碳配额的政策性履约要求和潜在的巨大违约成本、未来减排能力的不确定性，倒逼企业进行低碳改造以更好地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2）企业可以通过低碳改造囤积出售碳配额或者减少碳配额的购买，为企业带来额外利润；（3）企业的碳配额成本反应到产品的成本加成，含碳量越高的产品在市场中越不具有价格优势，通过产品市场的竞争倒逼企业在生产端减少“碳配额”这一成本的损耗；（4）通过为各种不同碳排放量的生产工具定价，激励企业在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比例上进行再调整，激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和流程上的创新。此外，参照国外碳配额流量的逐年递减和有偿拍卖比例的逐年增加，碳配额作为投资品具有可观的升值空间，企业有动力加快低碳改造以获得更高的碳配额的投资价值。

绿色信贷的资金引导作用

我国通过系统控制和名单制等方式对不同排放量的企业实行差别性信贷政策，进行资金的总额限制和引导。如我国的工商银行，采取“扶优限劣、有保有压”的总体信贷原则和政策：对于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和造船等国家重点提示风险的产能过剩行业，充分发挥授信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严格控制贷款总量规模；另一方面从新客户信贷准入、存量客户分类以及劣质客户压退等方面制定了系统的管理制度，通过基于企业排污情况的信贷歧视，鼓励企业加快低碳改造和节能减排。

绿色债券市场保持高速增长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实现强劲反弹，中国在境内外市场的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总额同比增长 140%至 1095 亿美元（7063 亿元人民币），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巨幅增长。同时，按照符合 CBI 绿色定义发行量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位居全球第二，截至 2021 年底，中国累计绿色债券发行量为 1992 亿美元（近 1.3 万亿元人民币）。这也反映出在“双碳”目标宣布后，市场对碳减排做出了积极回应。未来为实现“双碳” 目标，实体经济实现转型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绿色债券在此方面大有可为。

四、“碳”察机遇：以新能源为抓手

能源结构与“双碳”背景下的变化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减量替代，推动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推进大型风光电基地及其配套调节性电源规划建设，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建设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进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行业节能降碳。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我们认为：“先立后破”将成为今后我国保障能源安全、实现低碳转型的核心思想，我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传统能源的发展和生存周期可能仍然较长，其真正退出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保障能源安全的诉求并不意味着传统化石能源将有长期持续、显著的增长，在坚定“双碳”目标的前提下，中长期的增量能源供给预计仍将倚重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双碳”背景下，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我们对碳中和路径下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拆分测算，我们预计：（1）总能源需求达峰的时间可能为 2030 年左右，对应约 63.5 亿吨标准煤。（2）煤炭需求在“十四五”期间整体处于峰值平台期，“十五五”期间开始下降，之后下降的斜率逐渐变大。（3）石油消费量“十四五”末峰，对应约 10-11 亿吨标准煤，对外依存度可能仍不低于 70%。（4）天然气消费量 2030 年前保持年化 4%-6%的较快增长，达峰时间预计为 2030 年或稍晚。出于电力系统安全、可靠、平衡的需求，煤电装机规模的下降拐点可能并不会很快出现。作为消耗化石能源的二次电力，煤电的发电量、装机容量可能先后于 2030 年前实现达峰。

新能源发展为“双碳”的有力抓手

从一次电力的结构变化预测看，除水电外，光伏发电、风电、核电都将快速发展，并将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成为覆盖增量用电需求的主力，并在2030年以后逐步对火电的电量份额进行替代。预计到 2025 年、2030 年，我国电力总装机将从 2020 年的 22 亿千瓦分别达到 30.5 和 41.3 亿千瓦左右；风电+光伏装机占比由 2020 年的 24.3%分别提升至 38.4%和 52.1%。2025 年和 2030 年，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预计由 2020 年的 9.5%分别提升至 18%和 27%。

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

中国加入 PRI、TCFD 的机构数量稳步增长。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以认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对投资的影响、支持签署方将 ESG 问题纳入投资和所有权决策为宗旨，并鼓励各方建立兼具经济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全球金融体系。随着双碳概念的普及，PRI 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截至 2022 年 6 月底，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的签署机构达 5022 家，中国大陆机构签署 PRI 的数量在今年突破 100 家，包括 74 家投资管理机构。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自 2017 年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最终建议以来，得到全球监管机构、投资者的广泛支持。根据 TCFD 官网统计，截至 2022 年 7 月初，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47 家机构对 TCFD 予以支持，其中 2021 年新增 28 家，2022 上半年已新增 9 家支持机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四大行、人寿保险、平安保险和多家资管机构均已加入 TCFD。

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的披露。我们梳理了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公司 2021 年 ESG 报告信息披露现状，统计对象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成分股调整完成之后，作为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上市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 8 日，已有 272 家沪深 300 上市公司发布 2021 年 ESG 报告，发布报告的公司数量占全部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公司的 91%。过去三年，报告发布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沪深上市公司开始实践环境、社会、治理信息相关披露。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我们重点关注报告是否披露了与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处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这四个关键指标相关的信息。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发布了 2021 年 ESG 报告的公司中，有 6 成以上的沪深 300 成分股公司披露了以上四项关键指标，危废处理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相关的信息披露程度较高，分别为 79%和 92%；应对气候变化披露率和水资源管理披露率分别达 62%和 63%，仍有待未来进一步提高。公用事业和能源行业披露应对气候变化信息的公司分别达 88%和 83%，反映出水力、电力、核能、石油石化、煤炭公司这些直面气候目标和“双碳”目标影响的公司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以及“双碳”目标落实的迫切性并开始积极采取行动。

转型案例1：华能国际推进能源结构转型

华能国际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上市发电公司之一。截至 2021 年底，公司拥有控股发电装机容量 118,695 兆瓦，权益发电装机容量 103,875 兆瓦。公司发电装机结构中，目前仍以燃煤发电为主，截至 2021 年底，可控装机规模为 92118 兆瓦。燃煤机组规模结构合理，小机组比例很低，30 万千瓦以下等级占比仅有 5.73%；超过 54%是 60 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机组，包括 16 台已投产的世界最先进的百万千瓦等级的超超临界机组和国内首次采用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近年来公司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低碳清洁能源比例不断提高。风电、太阳能、天然气、水电、生物质发电等低碳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从 2018 年的 15.9%提高至 2021 年的 22.4%。

转型案例2：宝钢股份碳中和路线

宝钢股份力争 2023 年实现碳达峰，2025 年具备减碳 30%工艺技术能力，2035 年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量相比 2020 年力争降低 30%，2050 年力争实现碳中和。公司从提升能效和优化能源结构两方面着手，在能效提升方面，宝钢股份在过去 5 年通过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维修工程等硬件投入的项目实现技术节能量 46 万吨标煤。在宝钢股份的总碳排放结构中，煤焦燃烧排放占比约 90%，优化能源结构、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成为宝钢股份的首要目标。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宝钢股份本着“应设尽设”理念，扩大清洁能源自发电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