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更加复杂严峻，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美联储暴力加息，让全球经济蒙上了衰退的阴影；国内疫情出现新的反弹和多发散发的趋势，各种不利影响明显加大，超预期突发因素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冲击。
特别是二季度，上海等地疫情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下行压力，二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一些重要的指标深度下跌。尽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稳经济的举措，二季度GDP增速同比增长0.4%，但考虑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复杂性，要确保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还需有针对性地继续加码。
从目前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和看法来看，相对悲观的情绪比较浓厚。笔者认为，从今年的趋势判断，中国经济最难的时期肯定已经过去，下半年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趋势基本是确定的，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过于悲观的问题。
要稳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首先要对经济大势本身有个正确的研判，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究竟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只有把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分析透了，把机遇和挑战分析到位，政策才能更加精准发力，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稳定预期，确保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趋势不致于逆转。
笔者认为，今年全球经济之所以复杂严峻，除了疫情的冲击，以及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个别大国不负责任的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举动，还要看到这些举动的背后的一些必然因素。
就全球目前的周期而言，笔者认为，全球目前处在一个由疫情和逆全球化的思潮左右的“五期叠加”的周期下，这是导致全球经济极其复杂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五期叠加”指：
一是全球货币政策的收缩期，特别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暴力加息，势必引发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动荡；
二是逆全球化的冲动期，逆全球化的一些做法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疫情加剧了全球的逆全球化潮流；
三是史诗级的通胀期，本轮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高通胀是过去4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美、欧等经济体的通胀指标都创下40多年来的新高，而且因素多元，治理的难度很大；
四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期，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重构的冲击；
最后是新的经济冷战的形成期。
我们看到，全球治理的情绪非常脆弱，一些地缘政治冲突不仅导致了政治上站队，也导致经济层面的互相脱钩和站队，这无疑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打击。
与全球的“五期叠加”对应，中国经济也处在一个“五期叠加”的周期中：
一是经济大周期的转化期，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换；
二是“三重压力”的冲击期，需求减弱、供给减少、预期弱化是长期的；
三是新经济新产业的迷惘期，在经历高增长后，包括新能源、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面临方向性的选择和迷惘；
四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瓶颈期，短期内，产业离开中国的概率不大，但长期看，隐忧凸显，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不多；
最后是疫情的长尾效应，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
这“五期叠加”之下，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但挑战并非完全是疫情等短期因素，而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这意味着，在应对的策略上，要长短结合。
“五期叠加”之下，宏观政策如何应对？
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而言，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的冲击和挑战是空前的，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中国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是我们扭转预期的关键，一定要把中国经济的机遇说清楚，分析透，让大家坚定对中国经济好的预期。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对于结构性改革，对于“三重压力”的应对，既然都并非短期可以一蹴而就，在政策应对上一定要有耐心，对行业升级和产能治理，一定不能短期化，要给企业时间，要给行业时间。
就短期而言，笔者认为，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今年下半年宏观政策的定调非常关键，务必落到实处。研究中国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央政治局每个季度都会召开会议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其中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是每年7月份的会议，总结上半年，部署下半年；二是每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为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因为这两次会议要么涉及每年下半年宏观政策的调整，要么涉及下一年经济政策的定调问题，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今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是在中国经济受到疫情二次冲击，中国经济受到“超预期”影响，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下滑至0.4%的情况下，宏观政策进行调整是必然的，特别是，今年两会确立的5.5%的目标是否还要坚守，这都是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次重要的会议有三大看点：
第一，关于2022年确定的经济增长5.5%的目标，这次会议似乎透露出了灵活的姿态，有两个措辞值得关注：
一是在谈及下半年工作总基调的时候，提出“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力争实现最好结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措辞。
二是提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这意味着，今年有一些省份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不完成经济社会目标，这是一种务实的姿态，毕竟今年超预期的因素太多了。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特别强调“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
提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畅通交通物流，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笔者认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要稳住中国经济，重心在于稳住“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已经部署了一些大项目，但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结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已经极为有限，主要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周期已经结束，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拉动上，中国经济又会陷入过去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循环。当下能够真正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大希望是消费，最大空间也在消费，而且消费是具有长久拉动力的。
笔者呼吁中央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比如，4万亿，专门用于拉动消费，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和部分高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对于低收入群体给予现金补贴，这种消费最终带来的乘数效应是客观的。最近一些地方推出的消费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经济还需要第二个“四万亿”的话，08年的四万亿，主要是投资拉动，我希望这一次主要通过刺激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局。
第三，会议强化风险意识，提出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
毋庸讳言，在今年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中国经济的一些风险因素在凸显。会议除了提及粮食安全问题，还特别谈到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村镇银行的风险问题。笔者在这里特别谈谈房地产市场，在经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很多人对房地产市场稳定的重要性终于算有了认识，房地产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
这次会议提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笔者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虽然预期低迷，有一些风险，但如果政策到位，解决当下的房地产市场问题仍然有解，房地产仍然不会“硬着陆”，保交楼的问题可以在更高层面分门别类来解决，需求的问题下半年可以着重从改善型需求突破，过去那些限制改善型需求的政策应该尽快取消。比如，一些地方对二套房的认定偏于严苛，影响了改善型需求，一些地方的金融政策规定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高达80%，全球从来没有见这么高的首付比例。下半年，务必要清理过去严厉调控时期的不符合支持合理需求的政策，并适当减免税费。
第四，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笔者认为，“三个敢”解决的是预期问题！这是当下迫切需要改变的，经济学的逻辑一再证明，预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预期和政策预期，企业家就会畏手畏脚。笔者特别希望能够在改变预期上有更大的更具体的举措，比如，如何解决“民企敢闯”的问题，一定要下功夫搞清楚民企为什么不敢闯了，要把他们在发展上的顾虑打消掉。
笔者在前段时间提出稳住中国经济的三支利箭：一是稳预期，二是稳消费，三是稳地产。这次政治局会议部署的下半年的重点可以说笔者之前提出的三点不谋而合。主要这几点真正落实到位，中国经济下半年向好的趋势就不会逆转。
